新书推荐 | 贺桂梅《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贺桂梅：《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序
言
从“当代”看“现代”的精神史探索
贺桂梅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听过我的鲁迅研究课，念研究生时又上过我的讨论课，讨论的正是20 世纪40 年代的作家作品；后来她毕业留校成了同事，近年来更成了可以敞开胸怀无所不谈的朋友。这样的忘年交我是格外看重、珍惜的。
她这本著作研究的五个对象——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我在《1948：天地玄黄》里都有所论述，后来我还专门写了研究1949 年后沈从文、赵树理道路的长篇论文。但我们又有不同：我是从现代看当代，着眼于现代作家的当代命运；贺桂梅是从当代看现代，要为当代文学溯源。我们这样的相遇本身就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相近的学术追求与设计。贺桂梅在《绪论》里明确提出，她关注的是40—50 年代社会、文化、文学转折过程中作家遭遇的文学史、思想史内涵及问题，“试图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揭示“作家内在的思想与精神脉络”及其背后的“精神史内涵”。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以个案带问题、以作家论带思想史命题，这些都是我这些年的研究所自觉追求的。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文学史与思想史、精神史相结合的研究，立足于现当代文学，都是现当代思想文化运动（20 世纪20 年代的“ 五四” 思想启蒙运动，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新秩序的建构，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许多现当代作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都有自觉的思想追求，其文学创作都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样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基本特点与优势。这些基本特点与优势是能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空间，甚至是开拓一条新路的。
更引起我的共鸣也是我更为看重的是贺桂梅一再申说的她的学术追求：要自觉“摆脱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表态式”的研究方式，在“多重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中”“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她要构建的是“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图景。贺桂梅为此提出了五大概念，即努力揭示研究对象、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丰富性、偶然性、暧昧性与独特性”，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这显然是对现行的简单化、主观化、形式化研究的一次自觉挑战。在我看来，这才是贺桂梅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而且，她的这些追求是落实在对历史史料的全面挖掘、梳理以及精细的文本细读与理论剖析的基础之上的，既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又不失时机地进行思想、理论的提升，呈现历史的大视野和新高度。我常说，现在的研究常走两个极端，要么“精细有余，大气不足”，要么“粗疏空洞，大而无当”，像贺桂梅这样既精细又宏大的研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自然与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又有浓厚的理论兴趣与修养有关，后者正是我所不及的。这就为她的学术创新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读贺桂梅的著作，很容易就被她迭出的新见、创见所吸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享受。
贺桂梅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历史性的问题：“20 世纪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新社会及其话语的强大感召力来自何处。”她没有急于做或肯定或否定或赞美或质疑或批判的价值判断，而是选择了萧乾、冯至和沈从文三个个案，通过对他们个人的小环境与时代的大环境的复杂关系的细致把握，具体讨论“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文化逻辑是什么”，并“显露出了怎样的复杂精神史内涵”（《绪论》）。
就萧乾的具体小环境而言，他是完全有条件一走了之的，当时他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而且，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对自己这种深受英国工党政治影响、多少有些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而且，40 年代后期他已多次遭到左翼阵营的批判，再加上他完全清楚自己与郭沫若等人的个人恩怨，他当然明白留下来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但他还是接受了新政权、新秩序。这是为什么？贺桂梅通过对他的“孤儿身世、故土意识、民族情感”的精细分析指出，是深入灵魂的民族主义情感、国籍意识产生的归属感，决定了萧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她在书中对此有相当精准、深刻的分析：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是在“面临异族强行侵入时开始产生的”，“始终与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20 世纪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她引述一位外国学者的观点——“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强调“这大概是对萧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更为准确的概括”。只有从这个层次去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对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似乎别无选择地与故土、国家、民族共命运同患难”的情感驱动是高于“个人荣辱、安危乃至政治立场”的，是后者无法战胜也永远摆脱不了的，只能听命其支配（《萧乾：大十字路口的选择》）。应该说，这是贺桂梅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理论概括，对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萧乾（1910-1999）
在我看来，其意义更在于它揭示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本质特征和特殊优势。我注意到，贺桂梅特别重视毛泽东1938 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化问题，强调国际主义内容和民形式的结合，要求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指出，由毛泽东的讲话而引发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五四’”，其提出的“文学应该创制的现代民族形式的调整和重提，其最终的完成形态就是当代文学”（《赵树理（下）：传统与现代》）。尽管贺桂梅的这一具体论断可能会引发争论，但她确实抓住了要害。《毛泽东选集》在收入这篇报告时特意指出，正是这次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1〕。这表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1938年10 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毛泽东把重心放在民族的解放上，其具体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样的总目标和两大具体目标，不仅符合20世纪40 年代面对日本侵略的中国整个民族的时代现实需求，而且由此在50 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他所提出的创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的新理想、新格局，更是大获民心，大获知识分子之心。像萧乾这种本来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最后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也由此获得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最后甚至成为其合法性依据，它的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所谓“中国特色”也产生了一种特殊魅力。
我们还是再回到历史现场，谈谈贺桂梅笔下的另一位知识分子典型冯至的选择。贺桂梅将冯至的人生和精神发展道路划分为“不断否定”的三阶段：“失败的'北游’”（20—30 年代）、林场茅屋“退回内心”的“沉思”（40 年代初期）和“介入时代”的“新的生命阶段”（40 年代中后期）。关键是最后一段，冯至的“抛弃旧我迎来新吾”。而发生转变的机缘和动力来自“沉思”时期在获得个人主义价值的同时所感到的个人的孤独、寂寞与无力，因此不断自问：有什么用？谁需要你？自己如此“保管，等待，忍耐”，“用我们的时刻”何时到来？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日趋强烈的寻找归属的欲求，这就需要“新的意志产生”。冯至出于正义和良知支持40 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赫然发现了他所期待的“新的意志”和新的秩序，并且认定“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他也就在“秩序”的意义上接受了新社会。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创的新社会、新秩序吸引冯至和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究竟是什么？贺桂梅对此有一个分析：“被冯至内在地接受”的是“新社会的乌托邦品质”（《冯至：个体生存和社会承担》）。这是贺桂梅的又一重大发现和概括。这样的乌托邦性，其具体表现就是所提出的两大革命和建国目标与理想：创建一个完全平等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这两大目标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50 年代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与竞争的时代，人人平等和人民做主的理想，正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否定与超越，自然对充满不满、质疑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也似乎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的理想。
在贺桂梅笔下，留在大陆的沈从文是“'唯一’的游离分子”，抗拒新话语，“不能融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原因是沈从文自有一套“别样的关于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塑造方式”。这就涉及对沈从文的基本认识。贺桂梅注意到并认同沈从文的自我评价：“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小说家，而是一个有着独特思想追求的作家。”她因此用很大精力分析沈从文的思想发展及其独特的思想结构，这是贺桂梅在本书中研究沈从文的一个最大特点。贺桂梅的研究是从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入手的。她指出，沈从文始终“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革命’的信念，通过文学创作来完成社会观念和民族品德的重造”。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对于社会的改造作用胜过一切形式的社会变革”，文学具有比政治更伟大的意义，更具有改造社会的有效能量。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同样是一种政治，是一种文化改造、思想革命意义上的政治，是一种“终极性和本源性”的“存在”。贺桂梅也注意到，沈从文的思考还超越了文学。他对如何建国，要建构怎样的社会、文化秩序也自有独立思考以至设计。他拒绝接受中国革命建构的社会、文化新秩序，是有自己的理由的。40年代后期，“沈从文认为自己已经具有一定的能力来对社会现实做出评判和介入”。从1946年开始，他就写了不少时评政论，自觉地选择“第三条道路”，对国共两党都提出批评，这是他1949 年后一直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主要原因。贺桂梅更为看重的是沈从文在《烛虚》《七色魇》等著作中“对整体宇宙和'人’、'我’、生命的广阔探索”，并做了详尽分析。她的结论是：“40 年代的沈从文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阐释个人、现实、历史、社会、民族乃至宇宙的思考方式”，“这种探索因为缺乏明晰的理论范畴和思想体系而显得相当含混”，却具有极高的思想史、精神史和文学史价值。我要强调的是，贺桂梅对沈从文具有“思想者（思想家）”特质这一点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是对沈从文研究的重要突破。作为“思想者（思想家）”的沈从文至今还基本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许是因为被过于强大的“一流乡土作家”这一形象所淹没，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沈从文的思想与表达溢出了我们惯常的关于现代思想、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现代话语的正统、主流观念与想象，具有异质性与特殊性。现在是突破正统常规，关注异质与特殊，还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时候了。
最后要谈的是贺桂梅对丁玲、赵树理的研究，这是另一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按贺桂梅的说法，“40 年代后期到50 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丁玲或许是中国作家当中最辉煌的一个”，是“共产党政权中最引人注目的左翼作家”，而赵树理则是“代表了40—50年代转型后新话语秩序的典范性作家”。但她拒绝做简单的价值评价，而是深入到对象的思想、精神、创作的具体情境中，在关注其与新社会、新话语、新规范“内在的契合”的同时，也注意其间“微妙的摩擦和错位”，在“难以弥合的缝隙”里呈现历史矛盾和“太多沉重、暧昧、复杂而未必不高贵”的精神内涵，“从而把讨论引向20 世纪40—50年代转折期更为内在的思想层面”。于是，她在丁玲这里发现：一方面，丁玲高度自觉地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方向“内化为个体的精神组成部分，并实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从而成为“现代作家当中最成功地适应了这一思想改造过程的作家之一”；另一方面，和赵树理、郭小川等解放区作家不同，丁玲仍旧是一个有着较为明显的“'五四’血统”的作家，她对革命的理解与向往就有“五四”的印记。这就内蕴着“丁玲想象或内在地转化认同的革命”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中国革命”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丁玲最终不得不面对她内心实际上怀有现实革命“无法包容、涵盖和整合的东西”的尴尬。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讲话》对“五四”话语采取的态度和方式。在毛泽东的革命立场和话语体系里，“由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话语构成的'五四’传统”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的思想和话语，是必须彻底决裂和剔除的。丁玲并非不明白毛泽东的《讲话》开创的新文化话语、新社会秩序与“五四”传统的不相容，她宣称“投降”，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自然不无真诚。但她真正要提笔写作，那些同样渗入血肉的带有“五四”印记的观念、思维、心理、情感、写作方式和习惯都免不了自然流露。她在解放区的代表作，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夜》，还是《在医院中》，更不用说《“三八”节有感》这样的杂文，都无法摆脱“五四”批判传统，无不流露出丁玲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从而形成“与延安文化秩序之间的碰撞”，也就逃脱不了不断被批判的命运。
另一位与中国革命秩序同样既有内在相通又有内在矛盾的作家是赵树理。贺桂梅对赵树理有一个总体的概括：“他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一个出生在农村并与乡村民间文化水乳交融的现代知识分子。”所说的“水乳交融”可能并不限于乡村民间文化，而是包含思想、文化、精神、心理、情感的一种整体性的“交融”。由此决定了赵树理一辈子关心、思考农民问题，一切从农民的需要出发，站在农民的立场，维护农民的利益，自觉为农民写作，这些是他与其他作家、知识分子相区别的基本特质。他对具有农民革命性质的中国革命的认同，可以说是出于本性；他对强调工农兵主体性的革命新秩序的拥戴，也同样发自内心。一旦党的主张、利益与农民的要求、利益发生冲突，赵树理就陷入了深刻而不能自拔的矛盾与尴尬之中，并不可避免地要和党主导的秩序发生冲突。贺桂梅对此做了两个方面的详尽分析，并由此而深入开掘了当代文学、思想、文化的内在矛盾。
首先自然是文学方面。贺桂梅从赵树理的创作在1949 年后的命运入手，发现“围绕赵树理'问题小说’展开的争论，其实是当代文学规范建构过程中其内部不同的文学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具体表现”。大家都打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号，却各有侧重。占主流地位的，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精神，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以先验思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的浪漫主义层面更大地凸显出来”。而像赵树理这样的与实际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则更“侧重其'现实主义’的面向”，如实描写现实，揭示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赵树理看来，只有这样的“问题小说”才能真正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所接受。这种对“社会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侧重，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按照党章或团章的各项要求去编造理想人物即'党的化身’”和“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模式。其所显示的，正是“当代文学规范自身的紧张角逐”。
赵树理（1906-1970）
贺桂梅关注的是更深层面的问题。在她看来，赵树理是一位“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并且有着自己的主体性的作家，他“常常是以他自己独有的文学方式来回应当代中国革命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历史问题”。这样，贺桂梅又发现了有主体性的“思考者”赵树理。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深有同感且最感兴趣的。在我看来，“赵树理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感情的投入，他更是一位农民命运的思考者，农村社会理想的探索者与改造农村的实践者”〔2〕。贺桂梅注意到赵树理的《三里湾》完全跳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模式，“对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描写始终没有脱离乡村的伦理秩序，而人物之间矛盾关系的处理方式也是在乡村人伦格局许可的范围内展开”，表现了一种“试图把社会主义精神和乡村伦理观念、秩序进行重新整合”的自觉努力。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如果说，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式的、苏联式的，那么赵树理则要强调“这种现代思想资源与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这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以中国乡村社会为主体来包容普遍的现代性思想资源”，“现代思想与乡村社会的结合将使原有的文化秩序（传统的或封建性的）转换为一种新的现代形态”。这样，“因为乡村经验的纳入，原有的现代思想也因基于中国经验的再创造而形成了不同于普遍性的现代性独特想象”。尽管在赵树理这里，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充分展开，但它打破了50—70 年代现代性想象、社会主义想象被垄断的格局，提出“对现代性的'另类’想象、对现代主体的不同构想，以及由此创造的不同的文本样式”本身，这点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贺桂梅的研究在对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另类实践视野或思想资源的重新思考”上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而且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勇气，她的这部作品也因此具有难得的启示意义。
2020年3月8日—13日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19 页。
〔2〕钱理群：《1951—1970：赵树理的处境、心境与命运》，《岁月沧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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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看“现代”的精神史探索 钱理群 1
绪论：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图景 1
一、外因与内因、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5
二、大环境与小环境、问题序列与作家个案 13
第一章 萧乾：大十字路口的选择 23
小引：1949 年的选择 25
一、民族主义情感 27
二、自由主义者的碰壁 41
三、“服水土” 55
第二章 沈从文：文学与政治 73
一、时代巨变中的游离分子 76
二、文学的位置：第二个十年的思想探求 94
三、烛虚或梦魇：40 年代的创作转型 108
结语：“抽象的抒情” 117
第三章 冯至：个体生存和社会承担 123
一、“思想活跃、精神旺盛”的写作者 125
二、一个“人”的长成 131
三、沉思者的大宇宙 142
四、“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 156
五、步入“集体的时代” 170
第四章 丁玲（上）：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189
一、从晚年丁玲说起 192
二、追求革命 204
第五章 丁玲（下）：超越裂缝的主体革命 223
一、整风前后 225
二、女性与革命 242
三、《在医院中》：象征性的心路历程 250
四、理论与情感的距离 260
五、社会身份与自我意识的矛盾 271
结语：“有机知识分子”的难题 281
第六章 赵树理（上）：评价史与当代文学的生成 291
引论：当代文坛格局中的赵树理 293
一、《小二黑结婚》发表前后 296
二、“赵树理方向” 300
三、赵树理创作的“缺陷” 311
结语：规范内外的赵树理文学 324
第七章 赵树理（下）：传统与现代 331
一、“民族形式”的创制 335
二、现代还是传统：赵树理文学的性质 346
三、“反现代的现代性” 353
四、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359
结语：赵树理文学的命运 374
后记 381
参考文献 395
序 言
贺桂梅
一
2000 年，我博士毕业、刚刚留在中文系任教，我的博士生导师洪子诚老师牵头，组织了一批作者想出一套丛书“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书系”。参与者除了洪老师，还有戴锦华、孟繁华、程光炜、李杨、陈顺馨等诸位老师，以及与我同辈的周瓒、萨支山、朴贞姬、陈阳春等。那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刚刚兴起，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普遍意识到了大众文化对纯文学、文化批评及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因此，有了出版这样一套以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当代文学问题的书系的构想。
讨论选题时，洪子诚老师提出应当重新讨论20 世纪40—50 年代这个转型期，当代文学如何发生、现代文学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两种文学形态的具体历史关系。当时的文学研究界对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特别是40—50 年代这个现当代文学交替的历史时段形成了一些定形化的看法，普遍认为当代文学取代现代文学是一种政治外力强行干预的结果。这种主流看法背后包含着对两种文学形态和学科方向的特定历史理解，即当代文学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而现代文学则是一种独立的纯文学。洪老师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遮蔽了实际历史进程中复杂的文化内涵。因此，他认为虽然当时已有多本书论及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题目还值得重新讨论。而我那时对20 世纪这个革命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思想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领下这个题目。最终，我决定用处于不同历史位置、具有不同创作风格的五个作家个案，尝试立体地勾勒出这个巨变时期文学的总谱系。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才真正体味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知道了我们可以通过与研究对象的精神交融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思想视野和精神境界。书稿选择的五位作家——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他们的人生际遇、精神世界和文学体认，都不再仅仅作为知识对象，而是我能与之对话的主体对象，给予我多种文学、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滋养。那时我欣喜地领会到，或许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谛吧。因此，书中的五位作家并没有随着书稿的出版而被我遗忘，相反，他们开始真正成为我精神构成的一部分。此后，他们再没有离开过我，而成了我不断阅读、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当然，因为当初选定这五位作家时，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取向的差异性和代表性，因此，我要同时消化五位个性如此鲜明的作家，还真是需要挺大的胃口。在写作过程中，每每与戴锦华老师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的读书心得。谈论对象虽不同，但我投入的状态却没有变化，这使戴老师有一天突然嘲讽地蹦出一句：你真是研究一个爱一个啊！我这才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花心”。不过，后来我想：“花心”对于具有史学风格的学术研究而言，或许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的研究者一辈子钟情于一个对象，使自己与研究对象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这也是一种研究路径，前提是对象本身能够提供足够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复杂性，但缺点可能是无法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更好地定位对象和自我。而我同时研究多个对象，又努力对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理解的同情”，则是希望在深入研究对象和拉大历史格局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
二
写作过程中，对这五位作家，我在不同时期花费的精力和理解的程度并不均衡，所以，也许值得一一记录，为读者提供这本书形成过程的内在思考轨迹。
沈从文是我在这次修订过程中花费时间最少但实际上接触时间很长的作家。第一次听到沈从文的名字，还是在北大本科的文学史课堂上。不过，与一般人关注那个写湘西牧歌的沈从文不同，我一开始走进的就是40 年代那个写作《烛虚》《长河》等的“现代主义者沈从文”，而非30 年代写《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的那个京派领袖沈从文。大约在1993 年，我还在读本科三年级，听完韩毓海老师的课，提交的课程作业是把40 年代的沈从文与米兰·昆德拉、马丁·海德格尔放到一起，讨论文学与存在的意义。阅读昆德拉和海德格尔是那时文学青年的风气，我把这三个人放到一起，并不算奇怪和意外，而是学术风气使然，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关注沈从文的现代主义创作的缘由。1994 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也是讨论40 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在当时算是比较早地关注沈从文这个时段的研究了。1996 年，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钱理群老师开设了一门“40 年代小说研读”的课程，我在课上提交的讨论文章《沈从文〈看虹录〉研读》，颇得钱老师肯定，经他推荐于次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沈从文（1902-1988）
如果追溯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之路，沈从文其实在我早期的关注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在写作这本书的初稿时，我主要借助的是此前积累的沈从文研究资料。不过这次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沈从文会成为40—50 年代这个历史巨变期的“唯一游离分子”？他不能适应和接受新社会、新话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实际上，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沈从文已成为“因政治外力压抑而中断写作”的一种典型象征。但实际情形在沈从文这里要复杂得多。我想强调的是，沈从文在40、50 年代之交的表现更是他内在创作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便历史以另外的方式展开，只要巨变与转折存在，沈从文的创作危机就在所难免。他在40 年代的创作探索实际上是一个作家在构建庞大思想体系时遇到精神危机的体现。因而他在40 年代后期谈论“穷”与“通”，在50 年代谈论“事功”与“有情”，在60 年代谈论“人”与“我”时，也包含了一种超越自我而努力地包容整个世界的努力。只是，这种悲悯阔大的胸怀，不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而实践于他的文物研究中。因此，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对沈从文形象的变化更为印象深刻：他30 年代的意气风发，40 年代带有癫狂气质的超人思想探索，50 年代的落寞与彻悟，构成我理解和阐释40、50 年代之交沈从文的主要线索。在修订稿中，我原本尝试对他50—60 年代“穷则通，通则变”的内在心路历程做一些描述，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并没有在书中展开。
与沈从文的写作故事不同，萧乾、冯至、丁玲、赵树理这四位作家，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虽非初次相遇，却是第一次把他们作为研究的对象。在关于40—50 年代作家的大量阅读中，之所以选定萧乾作为分析的第一个个案，是考虑到他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经验，特别是他在那个转折年代具有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日本学者丸山昇这样评价这个时期的萧乾：“他面临的确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且，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自29 岁至36 岁——他几乎都是在欧洲度过的，因而具有些许独特的体验。”这与我一开始就想把对40—50 年代中国作家的讨论放在全球视野中展开分析有内在的契合之处。讨论萧乾的欧洲经验和思想变迁，特别是他在4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遭遇，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全球性背景。1949 年，萧乾实际上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英国剑桥大学教书，可以留在香港当记者，可以回到上海或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也可以从事文学创作。在这多种可能性中，萧乾为何选择了看起来自由度最小的一种，即回到北京从事新闻写作？这是我在萧乾这一章中要着力处理的问题。由此，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左翼知识界的政治分歧、巨变时代作家的个人身世和自我认同等问题得以在萧乾这个个案中凸显出来。2014 年，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出版，其中多次提到这个时期的萧乾，让我看到30—40 年代英国剑桥大学更具体和深刻的知识氛围，也更多地体验到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欧洲与中国的不同。
在考虑国统区作家的个案时，除了沈从文，另一个选择对象是作家兼学者冯至。冯至在40 年代走了一条几乎与沈从文完全相反的路线：他从一个最具个人风格的作家转变为一个顺利地融入“集体的时代”的主流作家。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其中包含的个人与时代、个我与集体、欧洲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学与革命等种种问题，呈现的是一种从外观上难以深入理解的历史经验。因此，冯至这个章节，我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与人格塑造写起：从20 年代步入社会的失败，到30 年代受到德国思想的滋养，再到40 年代在战乱的昆明获得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使他不违背自己的思想诉求而得以顺利地融入大时代。
冯至的这种人生路径事实上后来成为我长久咀嚼和思考的对象，与我作为后革命一代的个体精神产生了密切的关联。2018 年，洪子诚老师联合中间美术馆组织了一次以“错过”为题的讨论，邀请多位人文学者谈自己差点儿错过或已经错过的艺术家、作品或著作。这实际上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谈论人文学者的精神资源问题，因为唯有在其重要性得到确认时，才会对某些经典或著作产生“错过”的心理与意识。我讨论的对象是40 年代的冯至。这使洪老师和周围的朋友都有些意外，因为就我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公开谈论的次数，他们本以为我会选择丁玲或赵树理。实际上，我对40 年代冯至的阅读和体认并不少于沈从文、丁玲与赵树理，但有许多想法并没有以论文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而言，冯至的思想里实际上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最个人主义的方式超越个人主义本身，如何通过自我修养而通达集体时代？
冯至（1905-1993）
在我的理解中，帮助冯至从个人通达时代的桥梁是里尔克、歌德与杜甫。这其中包含着个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跨越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这是一种立足自我又超越自我的思想路径，既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自觉，也有着一种普遍性的生命政治的提升。这种思想路径与生命体验对于始终在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中理解当代中国革命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矫正。回想起来，冯至一章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最大收获之一。他不仅使我从狭隘的当代文学视野中跳脱出来，站在更高的精神视野观察大时代的变动，而且他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也为我理解自我的生存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思想者的意义是可以不受限于时代的，冯至的中年体悟、生命哲学正包含了这样的内涵。
三
在考虑与新中国同时崛起的“解放区”作家时，本书选择的是丁玲与赵树理。实际上，这两个作家才真正是我的专业本行即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但一般的讨论往往过度强调他们作为“作家”而非“知识分子”的特点，偏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而较少从一种思想史的视野考察他们精神特质的形成、文学创作的初衷、基本的思想诉求和所接纳的文化资源。本书以作家为主体考察20 世纪中期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过程，事实上就意味着一种思想史视野的考察方式。同时也考虑到讨论时段的历史特质，需要提炼出相应的文学问题序列，因此，我用丁玲讨论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用赵树理讨论当代文学作为革命中国的新文学如何确立自身的典范性。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作家是如此不同，丁玲之“洋”和赵树理之“土”的区别是明显的，而在50 年代的作协圈也有“东总布胡同”与“西总布胡同”之争的说法。但是，把这两个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却正好能从横的世界脉络和纵的中国脉络显示出20 世纪中国文学最宽广的历史维度。
丁玲之“洋”，与她自登上文坛起就始终以“摩登”的姿态站在时代潮头有密切关系。她的思想资源、社会阅历、自我认同、文学素养等无一不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先锋性现代思想潮流相关。这也使她与中国革命呈现出一种高度自觉而又紧张纠缠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丁玲这一个案显示出的是常常被称为“农民革命”的20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激进的现代性内涵。这需要处理丁玲如何成为作家、如何向左转、如何到达延安、如何经历自我改造完成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如何经历40—50 年代转折期并主持当代文坛的建制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丁玲自身就是一部浓缩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一种肉身化历史形态。在经历40—50 年代转折之前，她就已经作为一个具有创作个性的成熟作家经受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考验，并将自我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作家主体如何伴随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我曾在文章中将之称为“主体的辩证法”。
从丁玲这里，正如从冯至那里的获益一样，我领会到的是一种新的生命哲学，即一种“在历史中生长”的能力。人的主体境界和自我修养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可以通过在现实中的实践不断地扩大。有人问晚年的丁玲如何看待当时的处境时，她答曰：依然故我。经历与20 世纪中国革命深度纠缠的荣衰毁誉之后，能坦然承认依然故我，这是一种生命力强悍的表现。不过，丁玲实际上并非仅有“故我”，而是在对于“新我”的不断探索中始终不丧失其作为作家和思想者的主体意识。有故我即有新我，这两者并非不可兼容，关键是新我能在包容故我的同时又超越故我。丁玲从20 年代的上海时髦女作家、30 年代延安的明星作家、40 年代赢得世界声誉的社会主义作家到50 年代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与受批判对象，再到80 年代的复出老左派，这些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既是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实践的“活化石”般的呈现，也是她在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中艰苦地自我战斗的缩影。摆脱一己之私来看待丁玲的生命史，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文学实践史，就不会用压迫与反抗的简单对立模式来理解她，而可以领会她的非常人所能及的阔大的精神视野与人格内涵。
四
在本书写到的五位作家中，初版本出版之后，我与丁玲“重新相遇”的故事最值得一说。初版本中关于丁玲的两章，实际上没有摆脱学界对她的刻板印象。一则是将中国革命与丁玲个人的生命及文学实践对立起来，一则是没有理解丁玲精神主体的可塑性与生长性。对于丁玲这种始终与中国革命共生共长的作家而言，革命并不是她身外的对象，她所有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实践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的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革命的辉煌期还是低潮期，她一直坚持从革命的总体大局和发展前景来谈论个我与集体的关系。这种气度和心胸并不是每一个20 世纪作家所能有的。由于对中国革命实践与革命者自我的关系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丁玲的精神主体实际上已然摆脱了知识分子个我的一己之私，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可生长性。
后一种理解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者主体的方式，对于我这种在80—90 年代的历史反思和个人主义氛围中长大的一代人，实际上是陌生的。我走出书本知识的限制，而触摸到丁玲主体这种活的精神特质，是在与丁玲研究会的老师前辈们的交往过程中慢慢感知到的。
我与丁玲研究会的第一次接触是2004 年去湖南临澧县参加纪念丁玲一百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转折的时代》出版前后，我把丁玲的章节重写成论文发表。大约因此，王中忱老师注意到我，并把我当成丁玲研究的“新秀”邀请去参会。不过那次我完全没有融入会场的氛围。悬挂在临澧县大会堂的丁玲遗像，在我当时的感觉中不过是逝去的20 世纪历史的一个象征。印象深刻的，倒是在王中忱老师率领下，我们一群人去看丁玲在临澧县蒋家的故居。故居已全然不见踪影，只留下两块埋在土里的石碑。门前有个水塘，据说是丁玲在小说中写到的田家冲（当地名为黑胡子冲）。南方乡村正午的阳光照在橘树林中，我们穿过丁玲很小便离开的故乡的山地，像一群真正的游客。
我第二次参加丁玲研究会的活动是2016 年。这次是去湖南常德参加纪念丁玲逝世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恰逢李向东、王增如老师的《丁玲传》刚刚出版，他们带了十多本到会场，而我幸运地分得一本。因为对丁玲有重新了解的兴趣，在常德会场的宾馆里，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没想到一看就停不下来。书里呈现的那个活生生的丁玲抓住了我，我整整一上午坐在宾馆房间的窗前，一口气读完了《丁玲传》。这本传记几乎回答了我关于丁玲的所有感到疑惑的问题，也全盘更新了我对丁玲的认识。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
此后的时间里，王中忱会长常常召集我和何吉贤、程凯等年轻学者，与王增如、李向东、涂绍均、解志熙等老师一起吃饭聊天。那时，我才有机会听他们聊起活着的晚年丁玲。他们管丁玲叫“老太太”，说起80 年代与丁玲接触、一起办《中国》杂志的往事，他们津津乐道，对丁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亲近。一个已经逝去的人，能使曾在她身边生活过的人如此长久地怀念她，仅仅这种人格魅力也使我对丁玲兴趣盎然。我由此慢慢感到20 世纪革命历史开始在丁玲身上活过来，以我们这代人能够理解和触摸的方式，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后来陆续写了《丁玲的逻辑》《丁玲的主体辩证法》等新文章的原因。
可以说，2003 年书稿的出版只是我与丁玲相遇的起点，我对她更深刻的理解和体认多是在初稿出版之后发生的。事实上，在这次修订重版的过程中，丁玲一章我几乎做了全盘的重写，觉得自己此前对她的理解过于肤浅，即便一时还不能完全将新的想法理论化，我也需要在这本书中重新勾画出理解丁玲的基本思考线索。我越来越意识到，丁玲实际上是一个在精神高度上超越了我们这些研究者的历史对象。仅仅用一般的文学观、历史观和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刻板印象来谈论她，实际上是小看了她。通过丁玲，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在后革命年代长大的人，真的领会到了20 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所蕴含的那些不无高贵意味的思想内涵了吗？
五
与丁玲的“洋”相比，赵树理的“土”代表的则是20 世纪中国文学另外一个发展脉络的极致。他的文学道路与文学作品，常常与乡土中国、农民文化、民间文学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从中国乡村大地内部生长出来的现代形态。他是中国的，而且“太中国”了。但日本学者竹内好却在50 年代的一篇文章中称他是“新颖的”。竹内好认为赵树理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意味着赵树理甚至比丁玲这样的“摩登”作家要更有创造性。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一种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奇谈怪论，特别是在以追求西方现代性为主要规范的80 年代这一“新时期”。那时，赵树理被视为“保守”“落后”“封闭”的50—70 年代文学的象征，他甚至没有资格跨入现代作家的行列。在本书写作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对赵树理的印象也是如此。我感觉赵树理是一个很难进入的作家，他的作品难以唤起我的情感投入和共鸣，但同时他的文字、叙事和结构的精致却让我不得不另眼相待。他像是20 世纪文学中陌生的特殊品种，让我这种文学青年无从下手。实际上，与丁玲唤起的共鸣与认同不同，赵树理唤起我关注的是另一种非知识分子品质的文学对象。大约是90 年代后期，我开始有机会在一些跨国跨区域场合谈论中国文学，并且自觉地要在一种全球性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时，赵树理的独特意味开始显现出来。他的陌生感并不是“没有文化”，而是一种无法用西方式现代观解释和把握的中国文化。
可以说，赵树理为我打开的是两种视野，一种是超越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观视野。如果没有赵树理的参照，我很难意识到，我们谈论的所谓文学其实都是一种知识分子主体视野内的文化实践。赵树理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不是都市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设想的读者是广大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他的作品是预备让识字的人读，并让识字的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在赵树理这里，文学或文字这个媒介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生活所形成的活的文化在当代转化的产物。可以说，赵树理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机制中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如果不能理解赵树理的这个初衷，就难以意识到一部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常常被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史。
从这个层面，赵树理是激进的，又是传统的。激进的一面在于他能超越知识分子阶层的视野而使文学最大程度地普及化和大众化，这实际上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贯追求。当代文学作为人民文艺，相对于以作家文学为主体的现代文学的超越也正表现在这里。传统的一面则在于，从一种长时段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唐宋转型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以市民阶层为对象的（拟）话本小说和戏曲（杂剧、散曲）的出现，由此而越出了文人群体的言志或载道传统。事实上，从赵树理关于小说和戏曲的相关表述来看，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颇多批评。如果可以，或许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接续到唐宋转型以来的这个更长的现代源头上去。
这涉及赵树理为我打开的另一种视野，即超越20 世纪的现代性视野。20 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实践总体受限于西方式现代，赵树理可以被视为这种主流现代观的一种“反现代”形态。他对乡土中国的切身体认和深入理解，提供了超越20 世纪西方式现代的可能性。仅仅站在20 世纪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这一点的。只有对现代性本身产生反思、批判的自觉意识（也就是穷尽了20 世纪西方现代性之后），赵树理文学的特殊意义才能显现出来。这也正是赵树理文学在21 世纪提供的特殊启示性。
这次修订赵树理的章节并没有做很大的调整，但相较初版本，研究的思路和立场越来越明确。如果说之前讨论赵树理总是想着要为他的现代性持一种辩护姿态，那么现在我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把他这种特殊的现代性内涵用一种理论化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与我对丁玲的研究经历相似，21 世纪初期的几年里，我也开始有机会接触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老师们，并到山西沁水、晋城去参观和开会，有许多书本之外的有趣发现。比如，在晋城剧院观看《三关排宴》，才知道了赵树理的家乡与宋代杨家将故事的关联；和当地的老人闲聊，才发现他们说话的腔调，大概也正是《小二黑结婚》里的口语……不过说实在话，在跟当地视为有文化的学者、文化干部等对话时，我还是觉得有些吃力。我由此反过来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在都市和学院中生活的中产阶级女性的视野的限度。不过，正是在与乡土中国的接触中，在这些彼此接触的对象化反思中，我开始更自觉地思考何谓“中国”、何谓“现代”。这也是赵树理给予我的总体启示吧。
六
讲完我与五位作家相遇与同行的故事，最后要交代的是这本书自身的故事。
书稿2003 年12 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关注。我也因为这本书而被许多同行视为研究40—50 年代转折时期以及书中涉及的五位作家的“专家”。回想起来，我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学界“亮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后续影响其实有许多超出我的预料之处。大约在2013 年，三联编辑王振峰，也是我的学生辈和朋友，提出要将书稿重新出版，而且很快签订了出版合同。不过，那时我的心思都在别的课题上，并没有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书稿的修订上来。因为有重版的意向，我开始重新在北大中文系的课堂上讲授“40—50 年代作家研究”这门课，边讲边修改。算起来，这也是我在中文系开设的主要课程之一了。从2003年第一次讲授，直到最近的2017 年，这门课我大概讲授过近十轮。最早听这门课的学生，如今也已近不惑之年了。不同年龄的学生们最关注的对象，从最早的沈从文、冯至到近年的丁玲、赵树理，也可以说是新生代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一部小小的接受史了。2017 年讲课的那一次，振峰为了给我施加压力，亲自坐在北大教室里来监工，搞得一些学生来围观传说中的美女大师姐。振峰每次约我见面，开场白就是“催稿啦”，弄得我有一阵见到她就开躲。所以，这本书目前以这样的形式出版，可以说主要是振峰的功劳。
这次书稿的修订重版，虽然保留了初版本的基本框架和大部分内容，但在具体文字的打磨、章节标题的设计，特别是一些基本思路上，都有很大变化。振峰提出初版稿的书名过于学术化，不利于普通读者接受，建议起一个更开放的书名，并增加部分图像资料。我也欣然同意。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考虑。就读者的一面而言，我感到书中写到的五位现当代作家，对于更年轻的“90 后”乃至“00 后”学生的意义，相对于我最初写作的21 世纪初期，已经发生了某种尚未得到明确讨论的大变化。简单地说，在书稿最初写作的年代，这五位作家还是正在展开的现当代文学探索的一部分，阅读者和研究者也把他们视为专业研究的构成部分；而现在，这些作家已然成为经典，被视为对象化的过去历史的一部分了。就前一种阅读要求而言，人们可能更多地关注比较专业化的文学史研究这个面向，而就后一种阅读体验而言，要求更多的则是更具普遍性的思想与文学的一面。接受者不仅将其视为专业研究的对象，更希望将其视为现代中国普遍性的文学资源，希望从中获得超越时代的人文与思想价值。
事实上，从读者和接受者这一面发生的变化，在我作为研究者的这一面也发生了。如果说初版本更多的是从专业的文学史研究角度尝试立体地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段中作家的现实遭遇和精神体验，那么这次修订重版本则力图在文学史描述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回应一些有关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基本问题。这个变化过程，事实上也是进入21 世纪之后人们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在基本态度和研究方式上发生的调整。这是一个“走出20 世纪”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将20 世纪文学资源化的过程。如果意识不到这个变化，恐怕就很难理解21 世纪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些新的特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五位作家的讨论重心，从文学史转移到思想与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作家们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创造能够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分享的普遍经验。出于这样的考虑，修订版的书稿定名为“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凸显五位作家的思想者特性，受到钱理群老师序言的很大启发。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钱老师的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我学习和揣摩的对象。这本书的初版本写作时，他的《1948：天地玄黄》是我的案头书，对我的思路和观点都产生过很大影响。1996 年我读研究生期间，钱老师开设了“40 年代小说研读”课程，这使我关于40 年代沈从文的思考有了发表的机会，而且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章。不过想到要劳动80 高龄的钱老师为自己这本半新半旧的书写序，实在是开不了口。后来鼓起勇气提及这本书稿，钱老师说先让他看看，然后再做决定。结果钱老师读完书稿后，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长序。读着老师的肯定和鼓励，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本书还要特别感谢慷慨提供图片版权的周欣、冯姚平老师，感谢提供图片资源的王增如、李向东、涂绍均、傅光明、赵魁元等前辈和老师。为争取更多的图片资料，振峰发挥她老编辑的优势，四处联系沟通，付出了许多心力。
在这本书漫长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还有许多老师和朋友需要感谢。这里不一一提及。回顾这个过程让我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怎样生活在历史中，领会到个人的生活怎样与历史与他人紧密关联。这篇后记也许写得过长了，正如这本书的修改过程拖了如此之久。现在，终于到了放开这本书的时刻。但我与五位作家同行的故事不会结束，许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将留待以后的岁月。也希望打开这本书的读者，能分享我走过的思考过程，并有所获益。
202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