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抗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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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仇敌忾抗日寇
孙鸿泉
我们淮镇有5000多人，分4个行政村单位，淮镇是从石家庄到沧州的交通要道。1939年冬天还没有汉奸队伍，日本鬼子占了四面有墙和全村最高的清真寺，在礼拜堂的圆顶上四面八方都钻了枪眼，不敢出门。我们的游击队摸透了他们的脾气，在洋油桶里装上鞭炮，点燃后就走了，日本鬼子听到鞭炮声，就以为是八路军攻上来了，赶紧用机关枪向四面八方扫射。那时日本国年产钢铁536万吨，处于世界第二位，而我国才4万吨。打仗就是打钢铁的，所以他们才那么疯狂。敌人打枪打了一年多，才停下来，每天晚上都弄得老百姓坐卧不安，但聪明人看出了这是在消耗日本的实力。
1940年夏天，我去地里拔草，晚上回家时，在我前面有个姓樊的70岁的老人走在高岗的小路上，我走在下面的牛车路上。突然敌人一枪把那个老人打死在前面的牛道沟上。我为了保护自己，把草筐驮到背上，匍匐前行回家，弄得满身是草籽，衣服上都是土，浑身出大汗，父母看了非常心痛，也无办法。
到1942年，日本鬼子为了集中消灭冀中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从前方调大量日本部队到冀中，据点也搬到淮镇村北排，赶走了400多户，好点的房子留下，大部分拆掉重盖。日本兵增加到约400多人，经常来住的有一个少将军官，还有汉奸队，成立区公所和维持会，都派民工盖房、修房、喂马、挖护城沟，建公路等等。
那时候父亲年纪大又身体不好，还种点地，在集市上摆摊，做卖笔墨和书的小生意。我当时不满12岁，又瘦又小，有一次替他出工，一到维持会，那个很坏的维持会长就恶毒地说：你看3个小孩子，奶黄还未蜕，先拿到窗台上晒一晒再给他们进去。”并让下属拿棍子狠狠的打我们，打得我们腰背都疼。有几个好心的邻居，等我们走出维持会不远的地方，就让我们走一条小胡同回家了事。
第二次，我出工到日本大院，日本马号班长叫我喂马，不小心掉了点马料，他就朝着我的脸狠狠的打了几下，打得脸都红肿起来，疼痛难忍，还要继续干活。
第三次，新调来的一个汉奸小队，挖大沟保护他们的住房，小队长力气很大，他看见我年小体弱铲土很少，就狠狠地在我背上连抽了三鞭子，痛得我实在难受。我痛在身上，却牢记在心里，想着长大了一定要报这国恨家耻之仇。
不过，第二次挨打之后，我长了心眼，到日本大院修房抹泥，我本来不会，冬天腰里装上个小泥板，谁也看不见，他们又不认识我，只看我是个孩子。抽空我就从日本大院溜出来回家，躲过不少挨打的机会。
1942年日寇为了消灭冀中的游击队，大修四条新公路。叫我们民工铲去地上长的小麦、谷子、玉米苗、豆子、花生等，秋天又让我们砍去将要成熟的玉米和高粱。我们一边砍一边心痛，心想都砍了，我们今明两年吃什么。可是我们也不能公开反抗，因为那是要砍头或坐牢的，只有慢慢“磨洋工”，使他们不能很快修成。我们村有个近70岁的老头，就是傻干活，累了，坐下来吸袋烟。日本监工过来了，狠狠地抽了他几子。后来大家总结了一条经验:“不打勤的，不打的，专打不长眼的。”从此，我们看见监工过来，就用铁铲猛往地下挫，实际进度不快，但监工的还是“哟西”的叫好。1943年，因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大变，这几条路只修了个头就停止了。我们老百姓用“磨洋工”的办法，对付日军消灭游击队的企图。
从1942年冬我就开始接触些党的地下工作:我的一个小学的同学，在建国县县政府工作，他送给冀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一一《冀中导报》给我看，我向几个好友单独宣传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主张和政策，以指导我们做群众工作。我亲表兄段振声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上派他到我们镇上做汉奸队长的工作，弄点枪支弹药和情报。每十天逢二逢七赶大集，他就到淮镇来，中午都在我家吃饭，我就在外面放哨看着有没有坏人来，这样一直做到1944年底，那个汉奸队长投诚到了解放区为止。1945年春，冀中军区41区队准备攻打淮镇，通过我表兄让我画了一张日、伪军在淮镇的部署和道路地势图，给他们参考。
8月，日本军官一看整个形势不妙，就下令把囤积的粮食、生猪、活牛以及400多户的房子和用具，在四周和中间点起熊熊大火，统统烧掉。他们跑出据点，拿出四面出击的架势，然后狼狈的逃跑了，老百姓终于盼到了解放。
编者简介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微妙斋主人，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常务理事、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记者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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