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昆：百衲衣与新尺度（《儒林外史》新读之十三）

《儒林外史》写得好吗？值得一读再读吗？

从内容来看，它能反映明、清时代的社会形貌，呈现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嘴脸，表达作者的人生观与批判精神。

从文笔来谈，也是不差。简洁流利的笔触，刻画各阶层的人物，无论将相、王侯、名士、山人，以及市井小民，都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但从故事结构而言，却得不到中肯的评价。

蒋瑞藻《小说考证》

公元一九一八年，蒋瑞藻编纂《小说考证》，引述《缺名笔记》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何人何事而止也……盖其弊端在有枝无干……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情。”

言之凿凿，不得不信，“有枝无干”遂成为《儒林外史》最严重的指控。

一九二三年，胡适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儒林外史》，说它：“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

以胡氏的看法，化缺点为优点，化腐朽为神奇，就好像将碎布拼花，任意补缀，倒成了一件经济而堪用的百衲袈衣。

《中国小说史略》

几年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他谈到《儒林外史》，也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尽管鲁迅有心称颂揄扬，说明这件“袈裟”是用碎锦缝制，而且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但文词中“无主干”、“集碎锦”、“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又让读者心生轻蔑。

近人赵聪开始有了辩护，在《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中谓：“卷首总示全书旨意，煞尾对全书作一总结，中间嵌入表现同一主题的题材，虽然分开可以独立成篇，但合而为一仍不失为一部巨著。这种结构不同于以前小说的传统作法，别具一种新奇的格局，实是吴敬梓的创造。……前后故事得此起彼讫-----显见作者已是用了经纬线把全书十余故事贯穿起来，使其成为另一个新奇别致的构。”

《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

赵氏所言，无异视《儒林外史》为新锦旧织的百衲袈裟，但会不会有护短之嫌呢？

林顺夫〈《儒林外史》中的礼与叙事结构〉，倒有崭新的见解。这篇文章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讨论会以英文发表，坊间亦见有三种译稿，一是希春节译，刊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研究丛刊之三；一是张端穗译，在《东海文艺》第十一期；另一为胡锦媛译，《中外文学》第一五O期。

林氏认为中国人宽博的世界观，以及不强调事件的机械因果关系，所以在小说中描述的，是一个巨大的人类世界，呈现多重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少会集中力量去写单一人物或事件。吴敬梓创作了一百六十余人，生活在大江南北数省之间，前后又历百年之长，便是表现了这种精神。

此消彼长，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都曾扮过主角，也曾搭过配角，也会消失于帘幕之下，这才合于自然法则。

书中表现是反对虚伪的、囿于陋习旧制礼教，意图提示儒家原本合于人性事理的人文主义，倡导真正礼仪社会。吴敬梓有效的利用“礼”来贯穿全书的文旨与结构。

经林氏分析，儒林外史的写作方法，不再是缝缝补补后的将就一用的破袈裟，而是代表中国传统思想与信仰的百衲法衣。

林顺夫

我们可以因此自觉到，用西方思想的方式、西方小说情节结构的安排，来评论中国古典小说，并不是十分洽当。

章回体小说的起讫转折，叙述性极强，与市井讲古说书的型态，有很大的关联。依附主题而改变全书的架构，使每一部古典作品都呈现了独特的风貌。这比事先设定一个结构模式，再把故事套入，来得高明许多。

如果我们不体会中西小说的歧异性，硬要把《儒林外史》置入情节小说或人物小说的二分范畴中，自然得不到公允的评价。要求《儒林外史》具有严密而机械的“完美结构”，也无异要求吴敬梓穿西装、打领带、抽纸烟、看电影。

时空差异，写作工具与方法不同，都会造成作品不同的风貌，如能“欣赏”这些变异，更能领会大自然的幻化与多样性的人间世。

用这种宽容接纳的态度，回头来看民国初期学者们对《儒林外史》的“偏见”，可以了解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强大冲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关爱与“苛求”。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近年来，我们渐渐掌握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新”尺度，重新省察自己的文化财产。只是多数人忙于追求更富裕的生活，而忽视了文化自觉的必要。以至于林顺夫对《儒林外史》的重新肯定，经过三位译者努力传述，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回响。

眼观这些时弊，倒希望有人能继吴敬梓之后，揭示问题于书中，已尽讽谕劝世之效。只是，谁能学得《儒林外史》编缀百衲的技巧，又肯用心来关怀人世的卑微和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