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帆视点】韩倚云：燕京诗派文脉探略 / 开普饭

云帆视点

韩倚云

燕京诗派文脉探略

摘要：自燕文化之起源论起：燕地乃商先起源，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朴素的劲武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燕地保留了最纯真的商文化，继而，慷慨悲歌之独特风格形成。自唐代史思明称帝，改范阳为燕京，便是燕京之始，即当代北京。唐代燕京诗词已形成一个符号，作为表达生不逢时、难遇伯乐、壮志难酬的无奈慨叹意向。经金、元、明、清朝代，形成了大都之大气包容、尚武少谋、重义轻生、顾全大局之文化特色，在忠义、勇猛、隐忍、和合之基因传承下，形成了“大”、“合”、“容”、“和”之文化内涵。至当代，燕京地域区别于其它地方的最突出特色是：科技史无前例的发达、部级以上行政机构最多。燕京人民继承的发展了地域文化，燕京诗派也必会印上这些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时代在呼唤，燕京地域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领军诗人，使这一诗派影响深远。

关键词：燕京诗派，大都，慷慨悲歌，大，合，容，和

前言

《管子》云：“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汉书》载：燕民“愚悍少虑”，《论衡》曰：“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戆投。’以庄、岳言之，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表明，燕文化略晚于其它地域文化。

有学者统计，先秦时，儒家学风以齐鲁为盛，孔门传人有名可查者，燕国仅一人，远远低于他国；战国晚期，燕地学风渐兴，但以阴阳学为主。两汉时，燕地虽出现了韩婴、卢植等大儒者，而从儒者的区域分布看，较之于先秦，学风分布基本无甚改变，燕地儒者仍较少，处于全国下游水平，且燕民“愚悍少虑，轻薄无威”已被学界公认，以及南宋学者称“燕人少思虑，多轻薄”。

燕地文明是一只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文明，独立于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在对燕地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可明显看出与中原文明在细石器上的巨大差别。燕地或是紧邻异国的边塞地区，或被划入异族政权的统治区域。这一地区，民族成分较为复杂，政权的更替也比较频繁。不仅促进了燕地任侠尚武传统的形成，还使战国时期的“慷慨悲歌”文化特质得以传承和深化。这些文化传统影响着燕京文人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久远的传说、久经风霜的遗迹、曾经杀伐不断的古战场，都成为燕京文人以及往来燕京的文人不断咏怀的内容。

公元759年，史思明称帝，改范阳为燕京，这是北京称燕京之始；公元930年，辽升包括北京在内的幽州地区为南京，作为陪都，1012年又改南京为燕京；1123年，燕京归入宋，宋改燕京为燕山府；1125年，又归于金，金称燕京；1153年，改名中都，定为金代的国都：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金朝中都，改称燕京；1272，改称大都，为元代国都。国都地位的确立给中都带来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金代灭亡后，中都改名为燕京。历经兴衰变更的燕京，成为元代文人怀古的主要地区之一。

一、商、周、秦、汉时期燕文脉探略

1、燕地乃商先起源之说

诸家对早期商朝的起源逐步推定在易水、滦河流域或凌河、辽河流域。主要围绕以下几事辨别文献: 1）《诗经·商颂》、《诗经·邶风》、《吕氏春秋》等与“玄鸟生商”神话及商族通婚之事。鸟图腾或卵生神话与东夷族有不解之缘,玄鸟、玄王、戎狄均指向北方。2）《荀子》、《山海经》、《水经》、《淮南子》等关于“昭明居砥石”事，证砥石在辽河上游。有关商族历史的文献材料最可信的莫过于《诗·商颂·玄鸟》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加之简狄吞玄鸟卵而怀孕生契的神话，学界几乎公认玄鸟（燕子）与商人的历史或生活习俗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燕子是商族人的专利，这是燕地最常见的一种禽类。

在秦汉大一统下，文化的地域性是存在的，特别是西汉时期，在内容方面更多地体现在风俗文化上。燕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其文化特征自然呈现一定的内部区划性的。司马迁、班固、扬雄在其著述中，对此均有涉及。

2、《史记·货殖列传》载燕文化特色

燕地风俗文化，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燕”这一都会为中心的区域，这里的“燕”应指蓟城。《史记·货殖列传》载：“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盐铁论·通有篇》亦载大夫言：“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可见，蓟、涿是幽燕地区两大都市，商业贸易占主体地位，而不是农业经济。“南通齐赵，东北边胡”，道明了该地商业风俗的环境因素。二是上谷至辽东这一狭长地带，缘于其“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有鱼盐枣栗之饶”的环境特征，表现出“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的风俗。而代地风俗的具体表现是好气、任侠为奸、慓悍及不事农商，《史记·货殖列传》载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竒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慓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这些说明，上谷至辽东地带，亦有好气任侠、不事农商、慓悍强直的社会风习。

3、《汉书·地理志》载燕文化特色

《汉书·地理志》载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汉书·地理志》明确燕地风俗，以蓟城为中心的区域、上谷至辽东的地带，玄菟与乐浪为主的地区这三个风俗亚区。对燕风俗特征描述的更为精细。如对蓟城为中心的区域，明确指出“愚悍少虑”乃蓟城一带的社会风习，并对其作了细化，“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还指出了这一风习的来源，即“燕丹之遗风也”。再次，它还补充了诸多内容，显得甚为丰富。“太子丹宾飬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

4、关于燕民尚武少思、豪气任狭、乐斗轻死之说

《武经总要》特别指出：燕“地近蕃戎，俗习骑射，好勇好斗”。可见，习于戎马、善于骑射是燕民尚武的主要特征或标志。如东汉渔阳人阳球，就“能击剑，习弓马”。对此，其后的《隋书》载称涿郡、上谷、渔阳、北平等边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1]。

受尚武风习的影响，宋人注《周礼》：“燕居东北之极，迫近边境，人善御敌。” 燕民众尚武，还表现为民间善于制造武器。春秋末《考工记》：“燕无函。… …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郑玄注“函”为“铠”，说“燕近强胡，习作甲胄”；赵岐注《孟子》“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云“函，铠也。《周礼》曰：‘函人为甲’”。贾公彦疏《考工记》“燕之无函”为“谓无此… …函官之等也”；宋人林希逸《考工记解》：“燕近在北狄，戎矢之具，分外精绝”[2]。《周礼·考工记》曰：‘燕无函。’函亦甲也。

杜甫《后出塞五首》诗之四中的一句，反映了燕地民风任侠，在史家看来，是其风习之“所长”者。《汉书·地理志下》载燕民之“所长”，就是“敢于急人”，即 “赴人之急，果于赴难也”是讲义气、任侠的表现。荀悦也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3]

二、唐代燕文化探略

1、劲武与边塞诗风

在唐代的燕地诗文中，关于民俗文化的描写，总逃不过一个“劲”字，如：

“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杜甫《昔游》）；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高适《蓟门行五首·其四》）；

在唐代的燕地诗歌中，有很多边塞诗值得我们注意。早先时期的燕地环境恶劣，土地贫瘠，物产不足，对那时燕人来说，活命是首要大事，可为一饭之恩两肋插刀，人人讲究义气，渐渐形成了燕地“慷慨悲歌”之文化内涵。燕地位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界处，自古以来，战乱频发，这里也是承载文人想象与憧憬的地方，具体作品如曹丕的《燕歌行》、卢思道的《从军行》等，还有一些，多抒发壮志未酬的愤懑之情，这些都启发了唐代文人之诗思。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死生辽海战，雨雪蓟门行。诸将封侯尽，论功独不成。”（卢象《杂诗二首·其一》）“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一》）“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途冬沙风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李白《出自蓟北门行》）

2、展示苦寒地理、风俗人情

燕地，因其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而时常被称为“苦寒之地”，在一些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积雪与天週，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

杜甫有关燕地诗大多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写的，在安史之乱前，他写有《后出塞五首》，其中写到了“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其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亦广为流传。

3、唐代燕地诗歌的历史影响

在唐代，“燕”已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成了边塞与中原的连接，成了反映国家政治政策以及社会是否安定、百姓是否富足的一个衡量物，包含了偏远、苦寒、慷慨悲凉、豪情壮志等多重意义。因此，很多借用幽燕及相关意象的表述，往往并非立足本意，而是要从它身上引出很多的东西：那些沉寂在也底，想要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那些对于古代名将可仗剑呼啸、快意人生的羡慕与敬仰，以及那些对于生不逢时、难遇伯乐、壮志难酬的无奈慨叹等。

把诗歌，从内陆引向边塞，唐代边塞诗是唐诗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诗歌发展史上不能忽略的一类重要题材，这类诗在继承以往创作优点与习惯的同时也开启了后世的创新与创作。内涵丰富，外延具有想象空间的概念“燕京”，更多地承载了历史与文学积淀，它的运用不仅仅只是带动了相关典故的运用，赋予它新的含义，使得诗歌内容更加丰富，情感的蕴含量得以扩大与延伸，读起来更能打动人心。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高适、骆宾王与岑参。

骆宾王的绝句小诗，如《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寥寥二十字中，壮志豪情，激荡着风云之气，颇能见出诗人的个性风格，在初唐绝句中也是不多见的。

文化精神的延续，“慷慨悲歌、尚气任侠”的燕文化特征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磁场，强大的文化魅力吸引了很多诗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燕地文化的影响，如“初唐四杰”的陈子昂，在此留下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慷慨悲歌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是经久不息的，我们在不同时代的各个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它若隐若现的存在。明代诗人李攀龙曾写过一首称作《易水歌》的作品，其中就写道“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士也，可以昭寒水”，就是对慷慨悲歌燕赵之士的敬仰。自战国、魏晋之后，悲歌慷慨在燕赵大地己然成为一种传统文化，从清末至今传承二千多年而经久不减，这也的确是燕文化独有的生命力。

三、金、元、明、清时代燕京文脉探略

1、“大”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开启了“大中国”时代。所谓“大”，不仅仅是疆域之广大。在元代，不同种族共居，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并存，不同宗教与文化并容，社会生活、政治观念等，就必须有开放与包容的意识，在文化精神上，就体现为“大”。“大”体现在元代文化的很多方面，元代的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大元气象。大元气象，表现元人超越往古的时代自信。“大”，是元代的时代特征，国号大元，都曰大都，国力强大，气运盛大。关于其“大”的表述还有很多，如阔大、宏大、远大、旷大，大心胸、大气象、大气魄、大度包容、大大落落，等等。元人对版图和国势的描述，都突出“大”，所谓“大元至大古今无”，所谓“堂堂大元”。元人常说的“海宇混一”“夷夏同风”“无远弗至”，体现的都是“大”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是草原文化精神与中原文化精神融合而成。蒙古进入中原，将草原文化精神也带到了中原，中原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甚至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念。如郝经的《化城行》诗，就对中原政权千百年来筑城自守的思维方式和一代代的胡汉战争进行反思，说：

君不见始皇万里防胡城，人土并筑顽如冰……只今安在与地平，平地深谷为丘陵。江南善守铁瓮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广莫无一城，控弦百万长横行。

所谓化城，即海市蜃楼。郝经看到如三都两京之壮的海市蜃楼，一阵风来，顷刻消散，想到千百年来包括长城在内的各种巍峨之城，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江南城守的被动，与西北草原上的任意驰骋，两相比较，更觉筑城而守的被动和无意义。中原文化之“大”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庄子·天道》云：“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2、“合”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按照许有壬的理解，所谓“大一统”，一方面是疆域空前广大，其合有“混一海宇之盛”，一方面是“王化大行”，无远不被。看到元好问所编《中州集》，见书中所收，不限于中州一地之人，由此感受了元好问含纳四方的胸怀，大为感动，写了一篇《题中州诗集后》，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元好问，说元好问心中的中州，决非地理意义上之中州: “盛矣哉! 元子之为此名也; 广矣哉! 元子之用心也。

3、“容”

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元代没有文字狱。在元代宽松环境中习惯了的文人们，入明，还没有做好精神准备，就在文字狱中丧了命。诗僧不幸，他遇到了朱元璋，在朱元璋面前，他依然潇洒，依然展现才华，但这却是他最后的潇洒。

大元气象之大气包容，在各个方面体现出宽容精神。宽容，有利于学术及文学的发展。

4、“和”

元朝是一个地域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都很大的国家，需要和谐。元代文人是意识到这一点了，他们编辑《天下同文集》，合和天下文学，从理论上也明确“五方嗜欲不同，言语亦异”，作品当然也就千姿百态，“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容纳一切，肯定一切，才有和谐。元初文风的南北矛盾，也逐渐相互接受，“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南人诗尚兴趣，求工于景意间。此固关乎风气之殊，而语其到处，则不可以优劣分也。”（谢升孙《元风雅序》，傅习《元风雅》前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生活需要和谐，文学需要体现和谐精神。“和”原本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在元代又融入了草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草原生产方式，决定了草原民族必须吸收和容纳各种文化，兼容和谐相处。在元代，要维护政权，单靠蒙古人是不行的，必须使“不同出身、地位、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在同一片蓝天下和谐相处、和睦共事”［4］，各种人同朝共事，矛盾甚至冲突不可避免，但和谐是主导方面。包容和谐，对于元朝，对于蒙古政权，是必须的。在文人阶层更是如此。

结语

燕京已不再仅仅是地理名称，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引人注目。至元代，燕京地区已是政治、科技、文化的中心，在“慷慨悲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融合各地文化。时至而今，北京作为国都，其地域的文化在继承古燕地文化之内涵同时，正在融合着外域文化。既可供一些沉寂在底层者，抒发为国建功立业之豪情壮志，借古代名将仗剑呼啸快意人生以言己志，以及对于生不逢时、难遇伯乐、壮志难酬之无奈慨叹吟咏；同时，因科技是史无前例的发达，早把我们传统的文化带入天空，更把“大”、“合”、“容”、“和”之内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当代，燕京地域更是政治中心，是部级机构最多的地域，因此，长期生活在这里，由这里的环境养料滋养成长，“大”、“合”、“容”、“和”之气象已经融入诗人们骨血，形成了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我们的诗风会不由自主的被这些特色主宰，想摆脱掉都难。张桂兴先生提出“燕京诗派”，首先是概念的创新，更是诗词发展到这个时期，历史赋予的使命，时代在呼唤，燕京地域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领军诗人，使这一诗派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第2498页；《隋书》卷三《地理志中》，第1055页。

[2]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九《冬官考工记》，[汉]赵岐注、[宋]孙疏：《孟子注疏》卷三下《公孙丑章句下》，《考工记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前汉纪》卷一《孝武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哈萨，马永真.草原文化［M］.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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