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展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中国的文化里,诸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之类的话语是不少的,大抵是告诫人们,不要出头,要守中庸之道,尤其是警告冒尖的人,往往容易先遭受到打击。
有了这些“至理名言”做指导,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老好人文化”便得以大行其道了。所谓的“老好人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无原则的“文化”,究竟好不好?常常听人抱怨,中国社会秩序性太差、原则性不强,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人,也不习惯处处按原则办事。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下中国人的心态,不愿意得罪人,也懒得管闲事,即使看到了什么不良现象,也无非在心中摇摇头,叹一声人心不古,而绝不会“敢为天下先”“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也让很多人感慨:中国人的血性哪去了?
这种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其实两千年前就被孔子狠狠批驳过。有人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仍然说:“未可也。”他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称赞一个人和所有人都厌恶一个人,这人都是不好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应该是有原则的,善良的人爱他,邪恶的人厌恶他。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我懂得哀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写到这里,我隐隐也感觉到中国人为什么不愿出声的原因了。
最近写的两篇文章,肯定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包括有人就告诉我:“干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言外之意,少管闲事。对此我报之以“呵呵”二字。
我一直认为,渴望救世主心态,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
而这种劣根性,其实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属性分为两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就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的文人大都渴望明君,渴望被救赎,所以中国文人大都比较软弱,“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用兵、三年不成”。
渴望救赎,体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比如忠臣渴望明君,贫民渴望扶贫。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在作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有很多人也看到了社会不良现象,但是依然继续坐着什么也不做,静静地等救世主。
丁元英在和智玄大师的对话中说,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什么都靠,就是别靠自己。
我现在愈发相信,那个五个日本兵押着两千中国人去枪毙的故事是真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秉承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应该是没有人先出头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只要大家一起反抗,五个日本兵绝不是对手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先出头的人那个人会被打死,所以大家都在等别人先出头,自己享渔翁之利,可惜,大家想一块去了。
一个民族,再麻木不仁,终究还有几个醒着的人。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说的那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有人大声喊起来,惊起了几个人,使一些人免于被烧死,这实在是一件好事。然而,诡异的事情又在中国发生了。
我不妨把鲁迅先生这段话续写一下:其时有人大喊道:“着火了,快起来啊——“”便听“啪”的一声耳光,吆喝的人挨了一巴掌:“你喊什么喊,关你什么事,好好睡你的觉!”于是一屋子人最终葬身火海。
这实在比“万马齐喑究可哀”更让我感到悲哀,甚至于在这种悲哀之外,还让我感到了一丝恐惧。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 说,猴子为什么终于是猴子呢?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但许多猴子不许它站立,把它咬死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先生笔下的阿Q,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鲁迅先生对“不准革命”有过相当传神的描述,整理几段,和诸君共享:
——阿Q因为假洋鬼子回来感到受到了冷落:“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无奈,可怜的阿Q只好去钱府找假洋鬼子讨要革命的资格:“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接下来的故事,颇令我为阿Q抱不平:“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
——阿Q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在我看来,假洋鬼子其实还是要革命的。阿Q之所以被枪毙,实在是他不懂得,假洋鬼子革命的真谛,与阿Q的革命已然相距甚远。对于假洋鬼子革命的真谛,鲁迅先生也有经典的描述,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老爷,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点儿脏,应该洗它一洗”。
“洗它一洗”憨态可掬,张弛有度,进退自如,十分传神。分寸感的拿捏有如高级美容师的手法,恰到好处。这段文字出自《伪自由书》中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这篇文章,读起来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摘录几段,照登如下: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
接下来的文字,或会刺激假洋鬼子的神经。为了不至于被塞一嘴马粪或者刺激某些人有往我嘴里塞马粪的冲动,诸位对不住了,我就此打住。
我的前两篇文章,想是已经惹得一些人煞是不快,想往我嘴里塞马粪的冲动应该还是有的,这点自知之明我也是有的,然而我依然还是会叫起来。
那种因为无法反抗,只能相信轮回,在“好人有好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寻找安慰和自我解脱的做法,向来为我所不屑。
因为大部分的事实是,坏人们往往活得更好。
而我也一直相信《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真正的救世主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