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宏观与微观消费倾向差异
导读：消费倾向走势是判断我国未来消费增长潜力的重要依据。我国宏观消费倾向偏低，微观消费倾向与国际差距并不大。投资率变动对我国宏观消费倾向造成较大干扰，微观消费倾向更能反映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真实情况。国际上宏观和微观消费倾向均呈现U形发展规律，当前我国宏观消费倾向已开始上升，微观消费倾向还处于降中趋缓的阶段。疫情短期影响下全球主要经济体消费倾向均大幅下降，我国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值得关注。综合判断，我国消费倾向水平和态势符合经济发展阶段。促消费的政策重点当务之急是巩固疫情防控，根本之策是保持必要增速、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持续之路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和支持自主生育。
从国际经验看，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消费倾向与微观消费倾向走势相对一致，且宏观消费倾向要略高于微观消费倾向。然而，当前我国宏观消费倾向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且明显低于我国微观消费倾向，近年来两者走势又出现背离。
一、关于我国宏观消费倾向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我国投资率偏高客观上造成宏观消费倾向低于国际水平。与主要经济体比较，2019年我国投资率为43.1%，显著高于美、日、韩、英、法、德等20%~30%的水平（见图1）。与相同发展阶段的美国（1978）、日本（1981）、韩国（1994）、英国（1980）、法国（1979）、德国（1979）相比，我国投资率也明显偏高。投资率过高将导致消费率偏低，这是我国宏观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国际水平的重要原因。
图1 我国投资率与主要经济体对比（数据来源：Wind）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与投资率长期偏离，说明我国投资统计可能存在一定虚高，对消费率形成一定挤占。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始终略小于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并且增长趋势长期保持一致。而自2005年起，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之间出现了明显偏离，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比值持续高于投资率（见图2）。而根据课题组测算，统计范围和核算方法不同并不能解释这两组数据偏离，按统计指标调整后二者差异仍然较大（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特征明显，逐渐形成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围绕投资增速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进而导致各地区各部门上报的投资数据存在一定虚高。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比值一度高达81.6%。近些年一些地方投资数据“挤水分”也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投资统计高估进一步导致消费率被低估。
图2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投资率关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消费统计体系不完善也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更重视投资统计，而消费统计较为薄弱，尤其是一些居民消费内容未能充分纳入现有统计体系。例如，过去按照使用成本法计算自有住房的消费支出存在明显低估；政府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和补贴未纳入居民消费统计，而计入政府投资或政府消费；部分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将日常消费列入企业支出；农村居民自产自销的实物型消费统计不完善。
二、关于我国宏观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微观消费倾向
宏观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口径和规模相对大于微观调查数据。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宏观居民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值均大于微观调查数据，其中宏观居民消费约为微观的1.2倍，宏观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微观的1.4倍，宏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径和规模相对更大，使得宏观消费倾向的分母更大，导致我国宏观消费倾向低于微观。
居民收入统计核算和调查差异造成宏微观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宏观消费倾向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按照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核算得到的，微观消费倾向的收入主要是通过家庭住户调查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得到。从指标比较上，宏观核算的可支配收入包含了所得税、社会保障与福利、实物转移等转移性收入，这些在住户调查的转移性收入中难以得到充分量化反映。此外，我国微观调查收入口径可能存在漏统，比如中国人不愿意露富，有一定规模的未纳税收入或者灰色收入，调查填报可能存在少填漏填。因此，宏观核算的可支配收入要相对高于微观住户调查可支配收入。
三、关于我国宏观消费倾向与微观消费倾向走势背离
我国投资率的转折性变化是宏微观消费倾向发生背离的主要原因。从分子看，宏观居民消费的增速明显快于微观居民消费，导致在微观居民消费倾向仍在下降的同时，宏观居民消费倾向从2011年开始上升。宏观居民消费快速增加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投资率统计偏高。投资率从趋势上看呈下降态势，客观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特点，但之前投资率偏高和后续投资逐步压减水分，加剧了投资率前高后低的趋势，消费率回升态势也较为显著。2011年，投资率开始逐步回调，消费率则逐步回升，这一时点也是宏观消费倾向开始回升的时点（见图4）。二是宏观居民消费统计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宏观居民消费支出统计时补充计算了微观住户调查中不包含的居民金融中介服务和保险服务消费支出，而近年来金融服务消费较快增长。这些因素使得宏观消费支出比微观消费支出增长更快，导致宏微观消费倾向出现背离。
图4 我国宏微观居民消费倾向与投资率、消费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宏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略慢于微观也是一个原因。从分母看，宏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略低于微观居民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对缩小（见表1）。一是因为近些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居民从初次收入分配中获益提高，微观调查居民收入增速的实际感受更强。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也与投资率下降密切相关，投资率下降，资本报酬占比下降，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2000年之后，我国投资率一路冲高， 2011年达到47.0%的峰值后快速回落，2019年回落到43.1%。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走势正好与此相反，2011年达到47.0%的低点，2017年快速回升至51.4%（见图5）。二是宏观上再分配力度效果并不明显，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和税负都在下降。这些使得宏观上核算的收入增速反而不如微观调查收入增长快。
图5 投资率、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微观消费倾向关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综合看，我国宏观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主要是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统计不充分，宏微观消费倾向高低不一致与走势背离主要是统计方法和口径问题，具体使用哪个消费倾向指标，主要取决于政策目标，两者具有各自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如果政策目标是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就要选择宏观消费倾向，但前提是要进一步完善宏观消费和投资统计体系，才能作出更加科学准确判断。如果政策目标是促进微观主体消费，就要选择微观消费倾向，因为在投资率对宏观消费倾向扰动较大的情况下，微观消费倾向更能反映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真实情况。
（此文为“我国消费倾向的基本特征、发展态势与提升策略”的第二部分，原文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