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 《骗不死人》（四十三）
远山之巅，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三江有月：
《骗不死人》（四十三）
实际上，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政权强大却并不稳定，叔孙通搞的礼仪只不过是从制度上解决了那帮泥腿子没规矩的表象问题（所以他也就是维持了儒家的生存），但并没搞定为什么要对老刘家讲规矩的根本问题，于是陈豨、韩信（通常叫韩王信，非汉初三杰那个韩信）、卢绾、彭越、英布先后谋反，接着是诸吕之乱，把个刘汉政权折腾得风雨飘摇。所谓文景之治，说得好听点是休养生息（也发生过七王之乱，不过是他们自家玩），说不好听就是老实呆着。他们手里的玩意儿，还是高祖留下的那一套：道家的思想、萧何的法律、韩信的军法、张苍的章程以及叔孙通的礼仪，实在不够折腾的。
伟大的汉武帝可是要开疆扩土、功彪万世的，他当然不愿意出现任何问题尤其是内部问题，急需中央集权和教化归心，所以正式启动了神化刘家王权系列工程，大汉朝的政治风向标从推崇黄老之说到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历史选择了董仲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武帝和秦始皇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共同把封建改造成了专制，但我却不同意封建专制这个说法，因为从此中国的历史王朝就没有真正的“封”了，于是，“建”也不复独存。）
其实，董仲舒推销他那套理论是较早时候的事情了，但汉景帝刘启没来得及说服大名鼎鼎的并不如电视剧里看到那么温柔可人的窦太后窦漪房，只好把这个历史重任留给了汉武帝刘彻。等刘彻找到董仲舒，经过多年的筹划，有别于之前的儒家理论体系和推广实施方案，几乎已经完美无缺了。于是汉武帝迅速把儒教搞成了国教并且绵延了两千多年，甚至在这两千多年里，似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作为儒教真正的第一任教主，董仲舒不仅仅要兜售他的天人感应，更重要的是，他得持续证明这个天人感应是普遍规律并且真实存在过。董教主和他的门生任务完成得极好，其中成绩最优秀的就是司马迁，在这个事情上司马迁的作用远远超过董仲舒。
很少有人知道，司马迁其实是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司马迁还有个老师是孔安国，正宗的孔门后人，孔子十世孙，西汉著名经学家，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当然，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是董仲舒）。
孔安国少学《诗》于申公（申培），受《尚书》于伏生（伏胜），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汉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据传，汉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
作为史官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接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何况支持黄老之说的司马谈为汉武帝不喜，有这么个古今双修的儒家传人继承太史令是汉武帝喜闻乐见的。
于是二十岁的司马迁就受命出游江淮，（当然不仅仅是他自己说的受父命，看看他的线路，就算是今人也是不得了的大事，何况还要收集资料传说，没有官方的支持难度有多大大，看看一千七百多年后的徐霞客就知道了。）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这一趟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九江，到钱塘；上会稽，过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长安。之后，汉武帝刚搞定西南叛乱，就派司马迁为使者进入巴蜀和巴蜀以南地区。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候，司马谈就没有让随行到底继而病死，同时急招司马迁追赶到场，正式接手太史令。
又有点跑偏了，扯回来继续说神化工程。当然，这个神化工程的设计、实施、监理、验收报告以及后评价文件等相关资料都已经佚失，以下描述纯属虚构，仅供参考。
为了弘扬儒法，以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为首的儒教神化刘汉工程指挥部在项目业主汉武帝刘彻的统一指挥和亲自监理下，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
第一步是准备工程，大体就是征地划界、三通一平之类的性质，这个当然是经学。在今文经的基础上，古文经也出头露面了。此事情我们之前介绍过很多次了，就不再细论，至于说古文经的真伪，我这里就说天知道先敷衍过去。这项工作司马迁可能没参加，就算参与也不是骨干成员，倒是那个搞《公羊传》的公羊家很是挖掘了一些支持刘家的材料，故他们在西汉早期于春秋三传中颇有一家独大之势。
第二步是基础工程，打基础自然得是纬书和随之而来的谶谣。这个肯定是董仲舒牵头、孔安国辅助的的工作，司马迁也一定深度参与了。
毫无疑问，让这帮牛人以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作品质量自不必说。他们根据一些或有或无的古史、天文、乐律、农学、医药以及原始社会状况等零散资料，从当时的中华起源炎、黄二帝开始，弄出了许多祥瑞灾异、帝王神奇和河图洛书、占星望气等等说法，极力证明天命神权、天人感应，且又文辞华美，言语雕蔚。儒家谶纬神学有着纯粹的华夏远古神话与宗教色彩，无所不包，荒诞而精彩，体现了古人宏大的宇宙观，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道德、伦理、科学、艺术、宗教、神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心雕龙·正纬》篇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采其雕蔚。
在纬书里，伟大的孔子居然也被谶了一把：有圣智而无位。所以后来也把孔子称为素王（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孔子的素王是孔子他妈要生孔子时遇到那麒麟吐出来的玉书里确定的），意思是个空王，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按照纬书的记载，作为圣人的孔子和高祖一样感天而生（其情节居然也颇有类似处，估计刘彻不爽，搞得部分纬书改了，也搞得《史记》里孔子只能是野合而来，让后世学者多了许多话题），自然非常异像：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并）齿龙形，龟背虎掌，胼协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注头，阜脥堤眉，地定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倛，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龙蹬，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朴，就之如升，视若营四海，躬履谦让；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不细讲了，细讲又是半天，大体这么说吧，不光不是帅哥，面如蒙倛（蒙倛是一种吓鬼的神像）的孔子还是个极其难看的怪物。
这么一个怪物（也有黑帝儿子的说法）出世，自然要承担点什么诸如制作定世符运之类的责任，于是就有了“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春作秋成，故曰春秋也”的记载，（前面提过的《麟经》大约此时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吧）。但似乎还不够，于是新版本又来了，这个就叫“端门受命”，纬书记载为“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趍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就此明确了素王为汉帝制法和为万世制法的历史使命。
这样一个孔子，当然得神通广大。于是孔子死的时候，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这个类似诸葛亮死后调戏盗墓贼刘伯温的故事，针对的自然是可能并不仅仅是针对儒家的“焚书坑儒”，也为“孔壁得书”草蛇灰线了一把，最终就是要证明了很可能根本就没去曲阜打开那藏谶书坛子的秦始皇完全不合法，并且出手一谶干掉了恶贯满盈的白帝之子嬴政（这个有和高祖抢功嫌疑）。又曰：董仲舒乱我书。这个乱字，恐怕更接近其“理丝”的本义，大体是整理、发挥的意思，算是自己给自己搞了一把孔素王的尚方宝剑，十足的正本清源感觉，（但我还是喜欢按照通常的解释去理解）。
第三步是盖高楼，主要就是著作《史记》，用正史去对照谶书，尽可能引用谶书，满足工程需要，它结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以十二本纪和十表纵向叙写各代，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描述横向综合统摄各个阶层。这项史学历史上最伟大工程的实际执行者只有一人：太史公司马迁。
还记得汉武帝那只五蹄独角兽式样的麒麟么？公元前一百二十二年，因为这个东西，汉武帝改年号为元狩，（有人说是因为汉朝要准备反攻匈奴才改的年号，实在不值一驳，毕竟元狩二年霍去病才带兵出河西，元狩四年卫霍骑兵才发动漠北之战大获全胜。）那一年，司马迁开始动笔写《太史公书》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史记》（也有说快二十年后司马迁才动笔）。熟悉的配方，三百多年前孔素王写《春秋》也是这么发端的。
整个《史记》的基本故事框架大概是这样的：天下本来是赤帝也就是神农他们家的，但神农氏他们家不行了，就转让给黄帝家经营了三千来年，最后又转回到赤帝儿子手里。
而在黄帝他们家那三千年里，也转手了几次，开始是伟大的五帝，而五帝之后每次得手的那一枝里，起头那人也一定不是正常生的，准确说应该是和刘高祖、孔素王一样，都是感天而生。
所谓感天而生，就是他们的母亲怀孕原因极为奇葩，比如商的始祖契他妈就是下河洗澡吃了一只燕子蛋；周的始祖后稷也就是弃他妈则是因好奇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秦赵的共同先祖大业他妈居然再次毫无创意的吃掉一只玄鸟蛋，（按《山海经》的说法，玄鸟几乎就是燕子，而商人的传说里，他那燕子很多时候就是玄鸟）。当然，刘邦的妈显然要高级一点，她是在大泽旁边梦里与神人相遇，结果是一条蛟龙趴在身上。而纬书里差不多故事的孔素王他爹妈就只能牺牲掉，仅仅野合一番便罢了。
差不多三千年里，自黄帝至舜、禹，号称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另起炉灶，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然后有秦，然后兴汉。看着并不复杂的历史，太史公妙笔生花，把那些存在没存在的历史编得翻云覆雨、天花乱坠，让我总是感慨《史记》才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小说。
（说到小说，很多人都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实在不能叫做小说，我很多时候也懒得解释。其实，小说这个词来源于庄子，最早的意思就是不会派到什么大用场的琐碎浅识之言，后来发展到不关大道的短书小语，再后来是班固在伟大的《汉书》里给它的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经过极其漫长的发展，才变成眼下这个所谓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我虽然自认在当今小说定义范围内和《史记》存在极大的差距，但好赖我兼顾了古今小说的定义，自可以不负准人瑞的自我评价。）
实际上，司马迁之前的史家，最多也就是上溯到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的周召共和，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确切的纪年，而《春秋》不过是从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开始。《春秋》以前的内容，司马迁也不过就是从《尚书》、《山海经》、《吕氏春秋》等古籍里东拼西凑一些内容，再加上纬书里设计的那些东西，诸如所谓白鱼登舟之类传说也就这样堂而皇之进入了历史。
当然，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史记》的情节设计巧妙周全、环境描写简洁精炼、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尤其是其人物语言生动隽永，得到后世史家的高度评价，致使史书从此形式上变为以纪传体为主了，原来的编年体几乎不再纳入传统正史系列。实际上，自《史记》之后，所谓史学才能够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正式形成通史家风，成为一门单独是文学艺术。而《史记》也被冠以二十四史之首。
从这个角度讲，司马迁的盖楼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要设个文学鲁班奖，《史记》估计会众望所归。
比较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已经不完全是司马迁写的。据说西汉海昏侯刘贺也就是那个被霍光废掉的皇帝墓里有一套《史记》原来的版本，期待哪天整理出一些新的东西。
第四步搞装修，主要工作极有可能还是司马迁干的，这就是著作《国语》。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左丘明给《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还有不少玩意没用上，觉得丢了可惜了的，就又凑起来编辑成了一本《国语》。后来班固袭用了这个说法，并称之为“春秋外传”。
这事当然不靠谱。
《国语》涉及的年代，是从周穆王决定征伐犬戎开始，极有可能就在公元前九百九十年左右，几乎把历史纪年前提了一百五十年（鲁国当时根本就没有史官，左丘明无法取得任何资料），比《春秋》早了二百多年，几乎接近《春秋》一书总的时间跨度；而它的终点，则是公元前四百五十三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比《春秋》也长了快三十年。换句话说，《国语》的时间跨度是《春秋》的两倍有余，其原料怎么也不可能是写《左传》留下的边角料。
实际上，《左传》也有人说是伪书，当然也有人说是刘歆写的，但已经被后来出土的楚简和马王堆辩诬了。作为孔子同期人物和正规史官，左丘明的《左传》主要目的就是注解《春秋》的，它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写作手法的，有用实补充经文含义的，也有订正记事错误的，其系统详尽、质朴灵活的写作风格开后世纂史之风。《史记》就受其风格影响且更胜一筹可惜脱离史实，而《国语》的风格和《左传》相差过大，反而某些风格更似《史记》，但质量要差一些，说是《史记》的辅助产品更让人信服。
此外，《左传》虽涉及人物语言，但总体可信度很高，《国语》中还是存在一些史官不好记录场合下的语言和无法验证的故事，更似后来补课出来的东西，这个长于记言和虚构情节的风格或者毛病和司马迁如出一辙，再加上谶谣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国语》就是司马迁的作品，伪托左丘明整了这么个东西，也有利于增加《史记》的可信程度。
《国语》和《史记》最重要的区别主要有两个，一是吸收了儒家之外比如法家、道家的思想，二是维持客观说事的态度，不加评论。而我经常认为这两个不同是可以合并成一条的。
说明白了么？司马迁著作《国语》，突破了春秋甚至鲁史的时期界限，为《史记》上达黄帝创造条件；通过伪托左丘明，给《史记》的谶谣符瑞找了个同盟军；通过吸收儒家外思想，貌似杂音实乃帮闲。《国语》是系列工程里最精妙的设计之一，绝非边角料。
当然，就算是司马迁的边角料，第一小说家出手自也是非同凡响，《国语》的整体文学价值可能略逊《左传》，但单就写作艺术性而言，比《左传》还是大有精进的（更说明非左所为），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同时也从此敲定了中国国别体史书的基本体例。
（这一段虚构是我的独门学问，参考价值极大，我早年甚至都准备靠它吃个半辈子的。）
至此，儒教坐实了其和皇权一体化的中国主流教派地位，且两千年不易。
刚才我们说过，秦皇汉武一脉相承，骨子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唯一区别就是披的外衣不同，一个用法，一个用儒。甚至秦始皇极有可能就是汉武帝终生的偶像，而汉武帝本身用的其实也是法，只不过是被儒教包装过的法。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秦始皇还是老大，他的历史功绩是高过小弟汉武帝的，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本已是不世之功，何况他建立的这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一举打破了传统封建王朝的权利分配格局，彻底改变了春秋以来诸侯做大的形势，为日后的大汉朝乃至以后历朝历代竖起了一面大旗。
当秦始皇以功盖三皇五帝将皇帝的名头授予自己这个圣人的时候，他完全就觉得理所当然。而我也认为理所当然，毕竟从此以后，除了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还是分封制闹出来的）以外，基本上就再没出现强大的诸侯王威慑中央政权的事情，（永乐帝朱棣的事情另有玄机，我们后面再说）。
实际上，如果没有司马迁等人的恶意中伤，真实的秦始皇应该有许多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伟大的秦始皇怎么突然就败了呢？原因自然肯定不会是孔素王，当然也和刘邦关系不大，表面看来，项羽这帮六国余孽是打败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所以刘邦也不得不先玩了一把分封功臣，并很快背信弃义干掉了各路异姓王），但实际上，我以为，打败秦始皇的是首先是他实施的严刑峻法，商鞅搞的那一套造就的只是战争机器。毕竟，用军法治理天下总是容易造成无法调和的矛盾，才让六国余孽有机可乘，（这也是文景之治的主要理由）。
当然，即使伟大的秦始皇用的法律比实际情况宽松，我依然不太看好大秦朝的前景，毕竟依法治国不太适合中国古人，通读二十五史，大体上有这么个印象：但凡主打法制，必是历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
毫无疑问，开创新格局的秦朝一定还存在其他许多问题，比如诸侯、士大夫缺位后管理人才的选拔和信任问题，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他的个人魅力足够掩盖这些，一旦薨了，则再无护国之臣。
但这些都不应该影响秦始皇的伟大，虽然我个人更看好周的封建体系。
当我顺着坐西朝东（有别于汉族正常南北向的方位或者只是遗俗，或者是要说明点什么，毕竟后来学秦始皇也是常态）的秦陵走进兵马俑坑的时候，总觉得是依稀听见了千古一帝的叹息声，遂为一律：
过秦陵
蓝田始寝任人窥。斑驳陶军伏戍谁。
周室穷途千国裂，秦王有疾一兵痴。
圣人威用蚩尤律，皇帝德全梼杌师。
许愤项刘兴楚汉，面东犹责子婴迟。
片提供： 姜福森、王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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