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陶孟和：风暴从内心经过
黄郛与夫人沈性真
1949年，储安平先生请客，请杨绛先生作陪客，帮他招待女宾。
那天的女客共三人：陈衡哲、沈性真（黄郛夫人）和杨绛。
散席后，黄郛夫人拉着杨绛的手说：“你和我的妹妹真像！”
并补充道：”我妹妹可不像我这个样子的。我妹妹是个很漂亮的人物。“
杨绛先生很窘，因为不美的人也可以叫人觉得和美人有相似处；像不像也不由自己做主。
解放后杨绛夫妇到了清华，张奚若太太一见杨绛，就和杨绛交朋友，说杨绛像她的好朋友，模样儿像，说话也像，性情脾气也像。
原来，她的好友，就是黄郛夫人的妹妹，据说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才女。
真是无巧不成书。
沈性仁与女儿
这位才女，就是沈性仁，一位令林徽因都会妒忌的女人。
她上有姐姐沈性真，下有妹妹沈性元，
沈氏三姐妹，嫁与的夫君，都是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沈性仁嫁与陶孟和，一位北大教授。
而陶氏，南开中学毕业，是周恩来师叔辈的人物。
1949年，留在大陆。
他的一生，总是环绕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沧桑感……
陶孟和
一
陶孟和，1888年出生在天津。
父亲陶仲明，在严修创办的家塾担任塾师，孟和也随父就读。
1901年，陶父病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任。
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
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名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担任校长。
孟和一直在此就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
南开中学人才辈出，像稍后毕业的梅贻琦、周恩来。
梅与周，两人曾是同学，常在一起做功课，要好得很，只是后来渐行渐远。
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孟和就取得官费生的资格，赴日留学。
1909年，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9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孟和，绝对是一学霸，品学兼优。
他从小丧父，一路有贵人相助。
严修与张伯苓，就是他终生感激的两位恩师。
严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改革旧式教育，倡导西学和倡导女学。
他还是袁公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
袁公全家入驻中南海后，他为子女聘请的家庭教师，就是严修。
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袁公对严修是言听计从。
后来，袁公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选择老师乃至安排课程，都是严修亲自过问。
袁公曾特别赠款三千元，作为谢仪送给严修。
但严修不肯接受，再三辞让不允后，他想到“劝项城遣诸郎赴欧留学 ”。
于是，在1913年7月，由严修领队，带着袁公五子、六子和七子，老师徐毓笙、严修之子严智崇，一行七人开始出游欧洲各国。
当他们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是一座有着全欧洲最精美建筑的城市。
第二天，正在伦敦大学攻读的孟和，就来到旅店，拜见恩师。
喜出望外，百感交集。
严修在他的《欧游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一情景——
相见甚为投洽，孟和一别三年，异邦快聚，尤为难得。
有缘千里来相会。
孟和与袁家三位公子，在异国相遇，真要称一声“学兄学弟”了。
严修（严范孙）
1913年，孟和学成归国。
他先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风头强劲，声威显赫，不在胡适、李大钊、陈独秀之下。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
因在学术与政治上契合投缘，孟和是极力赞许蔡氏改革北大的中坚人物。
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时，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曾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其中就有孟和先生。
1920年，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毛公的准岳父，病逝。
此前，杨家来到北京不久。
杨教授的薪金，大多资助学生，所剩无几。
也许令毛公最为至念的就是——
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
礼轻仁义重。
何况，人一走，茶就凉。
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左起：沈氏三姐妹——沈性元、沈性仁和沈性真
二
萧乾，自称“不带地图的旅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我的书房史》中写道——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这是孟和的家，而为书房挂了挑花窗帘的女主人，就是沈性仁。
性仁，浙江嘉兴人。
她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性真，黄郛夫人。
黄郛（左）与蒋介石
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北洋时期，黄郛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事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一生的权利顶峰。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黄郛曾担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
性元下面是弟弟沈怡，妹妹沈性元。
沈怡留学德国，学习水利。归国后，从政。
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
1949年，去往台湾，后定居美国。
沈性元的夫君钱昌照，是英国留学生，母亲乃龚自珍孙女。
钱氏在连襟黄郛的引见下，与蒋介石相识，并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
与宋子文，关系密切。
1949年，钱氏从香港回到大陆，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
话说性仁，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后入北京女高师学习。
她从小喜欢数学，想必逻辑思维特强。
但后来，她的成就集中在文学及翻译上。
徐志摩与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封面.
1921年，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出版。
1925年，性仁将其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由此，中国掀起“房龙热”。
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
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 。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
曹氏应该感谢性仁的翻译之功。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搬至北总部胡同3号的四合院。
梁林夫妇，以其独有的人格和学识，吸引着一批当时的文化精英。
每个星期六下午，众多学者齐聚梁家，品茗谈天，坐谈天下事，人称“太太客厅”。
孟和与性仁夫妇，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
性仁不但文静、深思，还待人诚挚，处事有方。
至此，性仁与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胡适、朱自清、张奚若等人，都成为好友。
性仁高雅的仪表与脱俗的气质，与女主人林徽因，是两个风格。
如果说林氏，有一股灵气；
那么在性仁身上，更多的体现是一种雅致。
据说，金岳霖初次见到性仁，即惊为天人。
他在题赠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
可见，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
可是，抗战爆发后，性仁一家开始流亡生活。
战乱和生活困顿，性仁的身体，一天天衰弱。
尤其，孟和所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从昆明迁往李庄后，
性仁患上了肺结核，日甚一日，卧床不起。
与林徽因一样，同是病魔缠身。
1942年秋，钱昌照所在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考察。
孟和找到连襟，让性仁搭车去兰州治病。
那里，相对于李庄，空气清爽，医疗条件相对先进。
而且，性仁的弟弟沈怡在那工作，可以照料。
记得，林徽因说过，如果性仁治好了，我也去。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1943年，性仁竟在兰州，撒手归天。
噩耗传出，家人悲痛欲绝。
朋友们，也是伤心难抑。
“太太客厅里的美国朋友”费正清慨叹——
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
当金岳霖接到性仁去世的电报时，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
就在性仁去世的八天前，还亲自给老金写信。
如今，却阴阳两隔。
后来，老金写下一篇《悼沈性仁》——
……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老金的文字，是细腻的；
其中的真情，更是感人。
淡淡的哀伤，绵绵不绝。
孟和痛失爱妻，内心的苦楚与孤寂，无法言说。
在李庄，经常与孟和晤谈的，仅有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人。
在夏季，孟和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李庄镇上与门官田，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如既往。
寄托于事业，应是解忧的最好良药。
抗战爆发后，孟和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善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
孟和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的报告。
这项工作，得到了政府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
只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
左起：沈性元、沈性仁、沈性真、黄郛、陶孟和和沈怡
三
1948年1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博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研院史语所、外交部档案等五机关，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珍贵文物及相关图书、档案等，运往台湾。
李济，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
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搬迁之前，中共方面得知，派李济的弟子（一位地下党员）劝阻。
李济，这样回答——
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古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
眼看这位学生无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
李济只说——
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
面对“国之重器”存亡之重责，孟和拿不出科学证据，于是作罢。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宝物的中鼎号军舰，起程驶向基隆。
遇到风浪，军舰摇摇摆摆，颠簸不定；
舰上的箱子，未被系牢，随军舰忽向左倾，又忽向右倾，轰隆之声，不绝于耳。
加之舰上，还有一只高官托带的名犬，
伴着汹涌的海浪，不住地狂吠。
风声、浪声、犬声、轰隆声，
船上的押运人员，真觉得，也许这就是世界末日了。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2月27日，军舰安全抵达基隆。
此时的李济，几乎瘫倒。
此前，古物装上军舰后，传来几天前在台湾海峡，有船沉的消息。
老友劝阻李济，不要跟军舰一起走。
李济凄然一笑——
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
战争期间，同在李庄，相知相契；
时局变换，这应是孟和与老友李济的最后一面。
海天相隔。
1953年，陶孟和（中）与钱昌照、沈性元一家合影
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
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成立。
孟和担任副院长，兼任出版编译局局长。
有一个巧合。
中科院所在的文津街3号，正是上世纪30年代原社会调查所旧址。
作为副院长的孟和，其办公室正是他担任调查所所长的那个房间。
1952年，孟和一手创建的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被改为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无情取缔。
平心细想，孟和，作为一个在社会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同时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却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内心的痛苦与郁闷，可想而知。
1957年6月，众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1957年9月，中科院连续三天，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
声嘶力竭，大加鞭挞。
此时的孟和，主动报名，登台发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
最后，孟和大声疾呼——
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后来，提及文革，说是一场浩劫，出处就在这里。
此言一出，闻者惊骇。
报告上级机关，等待定度。
也许是孟和，与周恩来的南开情节；
也许是他，与杨昌济的北大同事之缘。
总之，孟和躲过成为右派的命运。
只是内心的苍凉，又与谁言？
1960年4月17日，72岁的孟和，赴上海参加中科院第三次学部会议，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去世。
2004年，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废墟中，一个拾荒老汉捡到一麻袋文件。
经专家鉴定，正是当年在李庄，孟和率同事一起，撰写的抗战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
花非花，雾非雾，造化弄人。
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胜利了，但未得到日本的一分一厘的赔偿；
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写成的报告，竟被弃之废墟。
这些，都是孟和及他的同事们想象不到的。
俱往矣。
陶孟和
性格，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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