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以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
李泽厚，湖南宁乡人，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均有所建树，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
据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消息，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当地时间11月2日早7时去世，享年91周岁。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都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从时间说，杜甫、颜真卿的艺术成熟期和著名代表作品都在安史之乱后；从风貌说,他们也不同前人，另开新路。
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他们对后代社会和艺术的密切关系和影响，比前者(李白、张旭)远为巨大。杜诗、颜字、韩文是影响深远、至今犹然的艺术规范。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集大成者”。又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东坡题跋》）。这数人中，以韩时代为晚，与盛唐在时间上几乎不大沾边(如按高棅的划法，也仍可属盛唐),但具体的历史充满各种偶然，包括个人才能的偶然，从来不可能像理论逻辑那样整齐。盛唐已有韩文的先行者，只是不够出色罢了，这就足以证明韩文作为一种时代要求将必然出现。
所以，如果抛开个性不论，就历史总体和精神实质看，韩文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与杜诗、颜字并列，看作是体现了同一种时代精神和美的理想。至于吴画，真迹不传，从“吴带当风”的著名概括，和《送子天王图》之类的传世摹本以及东坡称吴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看，理法革新具体表现为线条超越,可能是影响后世甚大的基本要素。像体现这个特色的元代永乐宫壁画和《八十七神仙卷》，都是以极为回旋曲折驰骋飞扬的墨线，表达出异常流畅庄严的行走动态和承贯连接生机旺盛的气势。它们突出的正是一种规范化了的音乐性的美(不同于盛唐书法的未经规范)，一直影响整个后代绘画艺术——特别是山水花鸟的笔墨趣味千年之久。然而吴道子的原作毕竟是看不见了，只好存而不论。于是，只剩下杜诗、颜字和韩文了。“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马宗霍《书林藻鉴》引王文治论书绝句）
那么,这些产生于盛(唐)中(唐)之交的封建后期的艺术典范又有些什么共同特征呢？
它们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练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严羽《沧浪诗话》），“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胡应麟《诗薮》），“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家设之,……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罗万藻《此观堂集·代人作韩临之制艺序》），等等。李广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是有兵法可遵循的。李白、张旭等人属于无法可循的一类，杜诗、韩文、颜字属于有法可依的一类。后者提供了后世人们长久学习、遵循、模拟、仿效的美的范本。
从而，美的整个风貌就大不一样了。
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捉摸,那种超群逸伦、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平易近人、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它确乎更大众化，更易普遍接受，更受广泛欢迎。人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开创建立的规矩方圆之中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拿颜字说吧，颜以楷书最为标准，它“稳实而利民用”（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本就吸取了当时民间抄写书法，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张本,它与盛唐狂草当然很不一样,对照传统之崇二王,“颜公变法出新意”（苏轼），更是另一种风度境界了。左右基本对称，出之以正面形象，浑厚刚健，方正庄严，齐整大度,“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阮元）的颜书，不更胜过字形微侧、左肩倾斜、灵巧潇洒、优雅柔媚、婀娜多姿的二王书以及它的初唐摹本吗？正是在这种新的审美标准和观念下，“羲之俗书逞姿媚”（韩愈）、“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张怀瓘）、“一洗二王恶札体,照耀皇宋万古”（米芾）、“欧虞褚陆,真奴书耳”等等说法、观点便不断涌现。
范文澜说得好:“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师王羲之。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这里不正是两种审美趣味和艺术标准吗？像颜的《颜氏家庙碑》，刚中含柔，方中有圆，直中有曲，确乎达到美的某种极致，却仍通俗易学，人人都可模仿练习。
▲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韩文的情况也类似，“文从字顺”,对比从六朝到五代作为文坛正统的骈体四六，其口语的通俗性可学性极为突出。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其真实含义也在这里。韩文终于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最大先驱。“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四库全书总目·毘陵集》）这也说明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是与六朝“旧规”相对立的一种新的文体规范。
杜诗就更不用说了。早如人们所指出，李白是“放浪纵恣,摆去拘束”，而杜甫则“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敖器之语,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胡应麟《诗薮》）。这些都从各种角度说明了杜诗作为规范、楷模的地位。
从此之后，学杜几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一句每一字上反复推敲，下足功夫，以寻觅和创造美的意境。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鼓,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世音书漫寂寥。
▲潘天寿绘杜甫《望岳》诗意画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本文节选自《美的历程》，李泽厚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