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宁远一中老照片｜金键：从井岗山到九疑山，从炎帝陵到舜帝陵……

从1953年盛夏的一天,我踏上了宁远桐山墟车站这方热土算起,到1962年秋凉,我卷起铺盖离开宁远县城止,历时九年零三个月,斗转星移,轮番了大约三干三百八十多个来回。人生一世在地球上能活多久,总不会超过三万三干六百天吧！即使有这个福气,在宁远我也生活了十分之一。如果除去孩提无知、暮年衰老,便是七、八分之一了。何况,世上难有百岁老人。在宁远时,我是28-37岁之间,风华正茂,意气方遒,是我一生中的最佳年华。那里神奇的九疑,蜿蜒的泠江,朝夕相处的同志、友人,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更有那勤劳勇敢的人民,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俗云:光阴似剑,日月如梭,屈指算来,我离开宁远又是三十多个春秋了。那里的一草木,往事历历,记忆犹新,几天几夜诉说不完。近年来,梦魂萦绕,常常自问:我怎么会从井冈山下跑到千里之遥的九疑山来了呢?回忆起来,我觉得也许是历史的机遇吧。

▲1993年金键（前排中）回一中参加校庆

我出生在井冈山西麓酃县,炎帝陵的脚下。井冈山是现代史上最早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在这里点燃了燎原星火。炎帝陵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墓地;九疑山是历史悠久的名山,舜帝南巡崩葬之所,我能在这两个地方,从小生活到37岁,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时代赐予的幸福。

1953年6月,我带领一个农业互助组试点工作组,正在酃县草坪乡蹲点。插秧结束,中耕正热火朝天。一天,县委转来湘南区党委组织部电话,通知我立即回县,去湘南区党委报到。我问什么事?

回答是:你的工作可能变动,区党委叫你三天内赶到衡阳。我再追问到哪里?干什么?回答是:到了区党委就知道了。

我回到县城,匆匆收捡一下行装,骑上一匹白马,奔赴茶陵。然后搭汽车到衡阳黄茶岭湘南区党委报到。进得门来,组织部的一位科长劈头就说:因为工作需要,经省委批准，抽调你去宁远一中担任副校长,校长是民主人士,由你主持工作。并且说,你不担任酃县副县长了。我没有思想准备,一时反映不过来,接连提出几个为什么?科长说,你先住下,领导上还要找你谈话的。于是,我去地区招待所住下了。

第二天湘南行署主任于明涛同志便把我们几个转到学校的同志找去开座谈会。会上，于主任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到来，必须带来文化建设高潮。大家知道，前些年我们全党搞社会改革，顾不上教育事业的领导，一个千把人的完全中学，连一个党员都没有，怎么加强党的领导呀！搞建设没有人才不行，不办好学校，人才哪里来来呀！学校这块阵地很重要，将决定建设好坏，国家的兴衰。

接着他又说,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教育工作,认为搞好教育,办好学校是培养人才的百年大计,非下大力抓紧不可。毛主席在会上说:“学校的问题是校长的问题,只有选好了校长,才能把学校办好。“并且提出要选派一些素质好,有文化的领导骨干到学校去。中央随之作出了决定。于明涛同志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加强党对学校工作领导的指示,省委明确规定抽调"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县级党员干部，即含三个条件的干部到完全中学去,因此,把你们这些秀才请来,要你们去完成为党培养人才的任务。大家是知道的,我们县级以上的干部中有高中文化的不多,党员更少。

他从形势到任务,从全党到湘南地区,联系到学校现状,反复强调学校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我们听罢以后,心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面对现实还能说什么呢?

去不去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讨论中大家争先恐后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有的说,人地生疏,到了学校,离党委远了,困难很多。有的说,今后看文件、参加会议等各项政治待遇怎么解决?有的说家属孩子怎么办?到边远山区,天高皇帝远,安全问题也提出来了。我当时听说宁远曾经发生过暴动打死干部十多人,对这个意见特别感兴感。于主任对所提出的意见作了答复,讲得也很明白。他说:政治待遇、家属安排都不变动,供给制还是供给制。福利什么的还要优一点,同时宣布原来各人的枪支,准许随身携带,防身自卫。

座谈会后,我回到招待所,想来想去,还有不踏实的地方。我是鄙县土生土长的,解放前是酃县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担任了团县委书记,对鄙县情况熟悉,何必调动呢?解放初党员很少,团的地位作用是很显著的,一直受到党内外的重视。1952年下半年省委决定衡阳、零陵、郴州三个地区包括衡阳市,合并组成湘南区党委,湘南行署建制。县委多次找我谈话,叫我出任酃县副县长,1953年初,湘南区党委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县委、县长会议时,各县正副县委书记、县长参加了,还通知我以副县长身份参加会议。当时干部中也传开了我的任职,为什么突然变卦了呢?

还有,过去,一个中学校长是不简单的,没有大学文凭,没有显赫的权势是不敢问津的。我除了1950年进中南大学土改系(省委党校第一期)学习半年以外,就没有进过大学门槛。抗日战争时期,我在省立二中读六年书,可是毕业时没有拿到文凭,最后被校方以思想不纯,鼓动风潮,系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开除了。人有自知之明,就自己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是难以胜任的。

还有有我作为酃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对酃县地下党整党中的一些问题,是非不清,功过不分,委屈了一些好同志,我就这样调走了,怎么能为受害者澄清呢?总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凡此种种,还是放心不下。

当时,湘南区党委书记是周礼同志(酃县人)。解放前,他是地下党的省工委书记,过去我认识,心想找到他谈谈,看能否免了这份差。第二天上午,找到他家去了,他和常杏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待我刚刚坐下,周礼同志就开口了:你到学校有何困难?下了决心没有?我感到他对我的工作调动很清楚,也就直来直去,讲了上面那些想法。

他耐心地对我进行了教育。他说:现在,我们熟悉的东西要闲起了,不熟悉的东西,又强迫我们去做,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重新学习。过去打仗,不是学好了才去打仗,是边打边学,现在搞建设,只有从建设中学习建设,各行各业都一样。学校这块阵地很重要,我们再也不能放手不管了。过去不派人，情有可原,现在再不管将犯历史性错误。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派你们去就是占领教育阵地嘛!为党培养建设人才。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教育的,红军时代办红军大学,抗战时期办抗大,我们在地下时还要办党训班,不培养人,没有一大批有觉悟有文化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周礼同志还说:困难可以提出来找党委解决,总不能说派了你去,以后就不管了。谈到为什么定要派你去,那就要根据需要和条件,由组织上来决定了。他反问了一句:“你看县级干部中有多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你要我们抽谁呢?他的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一肚气烟消云散了。常杏云同志也在一旁为我打气，鼓励我大胆去。

这样一来，我在待所待所呆不下去了，赶紧到组织部开个介绍信。他们告诉我:本来你还得到省委去报到再介绍回湘南来、现在我们和省里联系好了、为了免得你旅途往返、同意你不去长沙，由我们这里介绍到学校了。接着我去了湘南行署文教处,处长王群生、副处长方平,都显得十分热情。旋即介绍教育战线和宁远一中的情况,给我一些学习资料,向我推荐了普希金、凯洛夫、马卡连柯的教育学。又明确地告诉我:宁远一中是完全中学,行政体制上省委委托区管理，干部教育设备、经费开支、工作部署,都是由湘南行署负责的、只是党的的关系转到县。

我在招待所虽然时间不长,然而思想上变化很大,认识到治国安邦、教育为本,不管称作灵魂工程师也好、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也好,选择教育工作作为终身职业是不会错的。我兴致勃勃地跑到新华书店买了好几本苏联教育家们的著作、《校长笔记》、《班主任目记》,改造顽童的经验等等,大有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之慨。

从衡阳乘火车到冷水滩,住了一夜。翌日,搭汽车往零陵经道县到了远,整整坐了一天的汽车。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车经双牌、沿潇水在岸那段盘山公路,车在山上转,河水在深谷奔腾,俯视一望、人悬在空中、下面陡岩峭壁。看了这般情景,难免不心惊肉跳,好在我是从井冈山来的人，倒也司空见惯,还尽情地向车外张望,欣赏那高山密林,烟雾缭绕的景色。到了道县停车休息,我在一家小店吃了两碗米粉,味道鲜美,价钱也很便宜，再过柑子园，便是宁远了。

我提着一口小皮箱,身穿粗土布衣。走进了宁远一中的校园。长长的林荫道,宽广的操场,高大的梧桐树下,笼罩着一排排土砖平房。几座四合院式的学生宿舍,几排平行独立的教室,布置得整整齐齐,一座屹立其中的两层楼房,青砖灰瓦木楼栏杆,可说是全校的制高点了。还有那六棵桂树,伞形如盖,十分可爱。一株百年大樟,铺天盖地,可容纳千人作会场,整个学校隐隐约约藏在绿树丛中。天上绿叶成荫,迎风籁籁,地上白墙一片,玲珑别致。还有一片绿茵的菜园,蜿蜒的泠江环绕周围。既有田园风格,又有高雅情趣,这真是一个潜心学习的好场所。顿时，我被这清静优美的环境迷恋住了。

我到宁远第一个接触的共产党员是柳博祯同志,瘦长的身材,黝黑的面庞,两眼炯炯有神,大有燕赵之士的风采。他原是地委委员,湘南区党委建立宁远中心县委时,他担任中心县委书记。

我第一次去县委会,就见到了他。他表现得很热情:“早就知道你要来了,欢迎你来这个山区和我们共同战斗。“接着谈了宁远各方面的情况,说这里条件艰苦,比不得城市方便。同时,推心置腹地说;你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什么都容易学。但是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一个党员到任何地方都要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不要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放在群众书之外,只要取得群众信任,和群众打成一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然,还要依靠党组织,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政治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敏锐的洞察力,不管对什么人和事,只要他对党的事业,对人民有利,就要支持。遇上不对的就要考虑如何说服,不要压服,压而不服的。他的这些话,我至今也没有忘记。从经常的接触中，我感到柳博祯同志平易近人,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同志,而且生活上也是体贴的。他的言行,既有原则又能联系实际。那时县委开会一定要通知我参加,亲自检查通知到了没有。有时研究农村问题,会议开得很晚,他不是派人送我回校,就是要我先走。他总是说明天你们学校要上课。规定县委看的文件,如《中南通讯》、《湖南通讯从来不缺一期,送来让我传阅。看了以后,还要查看签名没有。学校遇到些不尽人意的事,他时常说,不要紧,县委给你作主,不关你的事。

在我的家庭生活上,他确是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爱人原在酃县团县委任秘书,调来照样安排在宁远团县委任原职。1954年春节前,亲自过问,要我回酃县接她。当时我们夫妇是供给制,三个小孩公家负担,请了两个保姆,并且在县委会安排住房,和他们的家属住在一起。孩子满了三岁就送到地区办的零陵托儿所去了,我在学校仍然享受供给制待遇,因而我在宁远开始那段时间,心情舒畅,干劲倍增。

当时宁远一中有一批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的骨干教师。他们或是学有专长,经验丰富;或是勤恳工作,刻苦学习。我们很快交上了知心朋友,像郑国栋、廖建仁、蒋兆龙、许家建等许多老师,对我的工作支持、帮助很大。不久,刘碧清同志调来了,我早知道他是国师的高材生,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中是领袖人物,还有从常宁一中调来的曾子郴老师。记得一次校长会议上,有人提出曾某教学不错,就是不好领导。他陆大毕业,当过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科长,在四川起义后,埋了几座大炮。我当场表示,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嘛!人家向党交待,就是对党的信任嘛。我不怕大炮,欢迎他到宁远一中来。青年教师周景棖,从育群高中毕业,平时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居然成了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数学教师。还有埋头苦干的胡兴瑞,业务熟悉的乐兆信,书法精湛的方勉之,画虎有名的欧阳华中，中医行家的校医肖启瑞,都是一些难得的人才。

全校高初中20个班,学生千人,教职工只有50多人,可见他们的工作量了。那时,教学设备简陋,点的煤油灯,灶里烧木柴,吃水要人挑,工作生活条件是够艰苦的。我深深地敬佩他们,怀念他们。

办学校要依靠教师。办好学校就要建立一个有共同理想,精通业务,团结战斗的集体。学校有了这么好的环境,有了这么一大批的好同事,焉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无疑地,学校揭开了新的一页。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下一代是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那时宁远一中千多同学,都是富于理想,朴素诚实,勇于进取的一代,实在令人可亲可爱,我很快和他们融洽起来了。去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见到1954年的学生会主席唐垂裕,谈起那时师生亲热的情景,感叹不已。我们朝夕相处,有的六年、有的三年,谁也忘不了谁。回忆过去,我给他们的太少了,他们给我的信任、感情太多了。

四十年过去了,从井冈山到九疑山,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我在宁远以后经历的风风雨雨、功过是非,只有让众人评说了。我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只有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