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混乱的真正原因：宗法衰落，小宗抢做大宗！ |春秋史话连载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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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力和财产分配的制度。从现有的材料考察，商代已经存在，西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使其更加完备。

周代的宗法制度特点是与分封制相结合，它的核心是：天子以嫡长子（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世代相传为天子，祭祀始祖，称为大宗；嫡长子的兄弟们称为余子，被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对天子而言是小宗。

诸侯在其封国之内也是嫡长子世世相传，为一国之君，是大宗；诸侯嫡长子的兄弟们被封为诸侯国内的卿或大夫，对继位为诸侯的嫡长子而言是小宗。卿、大夫都有封地，他们在本族内也是以嫡长子相传，为大宗，其余诸子另立门户，建立分支，为小宗。

嫡长子是权力和财产的法定继承人，主持宗庙中的祭祀，地位最尊，故称为“宗子”；“大宗”对始祖一直保持祭祀权，叫做“百世不迁”之宗；“小宗”传到第五代就要与大宗脱离关系，再无权祭祀始封君，叫做“亲尽”。这些分支被称作“五世则迁”之宗。

简单地说，宗法制度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余子另立门户为小宗，大宗统小宗，小宗尊大宗。它是以血缘的亲疏为准则，确定奴隶主贵族间政治地位和财产的分配，以防止争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谁该继承父亲的地位和财产，还在娘胎里时就已决定了，而不视其才智品德。

大宗对小宗这种统属关系，是建立在权力和财产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小宗的财富、实力发展起来，进而在政治上提出对大宗权力的要求，以图取代大宗的地位，这就成为春秋时代各国内部斗争的契机。

西周王室是天下的大宗，但却首先发生了争夺。周幽王废嫡长子宜臼，而立宠姬褒姒所生得伯服，最终导致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其后，王子克、王子颓、王子带，都以庶出而争王位，造成周王室大乱，致使周天子的地位愈弱。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对大宗的天子已不怎么尊敬了。

这种争夺，在各诸侯国内部也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鲁国是号称最尊周礼的，可是这种斗争却在春秋初年就开始了。

鲁隐公在公元前712年被其弟桓公谋杀而死，桓公以非正常的手段当了鲁君。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庆父（后为孟孙氏）、叔牙（后为叔孙氏）、季友（后为季孙氏）在鲁庄公时势力强大，称为“三桓”（因为都是桓公之子），他们控制着国君的废立。

鲁庄公死后，太子般被公子庆父所杀，另立庄公庶子启方为闵公，但不久闵公也被庆父派人杀死。所以当时人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

庆父被刺杀后，公子季友立庄公庶子申为僖公。可见，鲁国这种内乱与周王室同样严重。

稍后于鲁国，晋国也出现长期内乱。先是曲沃小宗与大宗晋国公室斗争了60余年，终灭大宗而代之。周王先是不承认这种变动，但等曲沃的小宗送上一些礼物后，就被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成为晋国的大宗了。由此可见，周天子自己已经不能坚持既有原则。

到晋献公时，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太子申生被逼自杀，诸公子逃到国外，而立献公宠姬骊姬及其妹的儿子奚齐、卓子，使晋国在进入春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处在宗族内部纷争中。

卫国同样发生这样的混乱。公元前719年（鲁隐公四年），卫庄公宠妾所生的儿子州吁杀死了庄公继承人卫桓公自立，不久，大臣石碏杀州吁，立庄公庶子为君，是为卫宣公。

卫宣公立其子汲为太子，并为他聘齐女为妻。迎亲之后，宣公见齐女美貌，竟自娶为后，并杀死太子汲。后来，宣公与齐女所生之子朔被立为惠公，太子汲和寿子的两位老师起而攻击卫惠公，并立汲之弟黔牟为国君。

卫惠公逃到齐国避难，过了8年，齐襄公用兵护送惠公回国，杀了太子汲和寿子的两位老师，黔牟逃到周王室避难。

卫国不但兄弟争位，后来还发展到父子争位。卫灵公太子蒯聩曾被赶出国，灵公死后，蒯聩的儿子辄被立为国君，即卫出公。出公十四年（前480），蒯聩在晋国的支持下，通过国内的姐姐孔伯姬的帮助，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下台，自己当了国君，就是卫庄公。

兄弟相残，父子相争，旧的宗法体制被打得七零八落。

在齐、宋、郑、秦、楚等国，类似的事件都不断发生。整个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个国君被杀或逃亡他国，甚至，连周王室都有三个天子逃难于外。

《诗经》上称“大宗维翰”、“宗子维城”，把宗法制比作坚固的城墙，现在，这种宗法制度的围墙，不知出现多少个缺口了。

同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是官吏制度。按照宗法制度，天子的余子为诸侯或卿、大夫；诸侯的余子为卿、大夫；卿的余子为大夫或士；大夫的余子为士。

卿、大夫、士是贵族，无论是王室还是诸侯国，不同级别的官吏都由这些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同等级的贵族担任，这就是等级制。

无论是成为宗主，还是官职，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职。但这个继承过程，也是有繁杂的手续要办的。比如诸侯死了，嫡长子继位，治丧完毕后，按西周礼制的规定，必须穿上低等贵族的服装去朝见天子，天子再按他原来的爵位赐给衣冠和圭、璧、璋等礼器，这在天子是“赐命”，在新即位的诸侯是“受命”，经过这一赐一受，诸侯的爵位才算合法。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大量的铭文上记载着周王命某人“更乃祖考服，司某事”的文字，就是某人接替他祖父或父所担任的官职，这就是“世官制”。

进入春秋，“等级制”和“世官制”还盛行了相当一段时期，但是随着“宗法制”的动摇，“等级制”和“世官制”也逐渐衰落。因为，在小宗起来争夺大宗权力的斗争中，旧的秩序必定打乱而需要重新集结政治力量，这就要打破用人上的血亲关系，去找政治上的支持者。

其结果，在官制上就出现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地位低的或非血缘关系的人进入权力中心。以经商出身的管仲和鲍叔牙在齐国掌握大权，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少也贱”的孔子，其官一度至鲁国司寇，握全国治安大权；晋国的六卿，亦多非公室宗族。这种事在西周时期是没有的。

其次是各国间人才的流动。按西周宗法制度的结构，官吏只用本国宗室子弟。春秋时各国用人已不限于本国贵族。像秦国，聚集在穆公朝廷上的已不都是秦宗室子弟，蹇叔、百里奚、孟明视、由余等执国政者皆非秦人。

百里奚开始打算到齐国去谋事，后又受到周王室的王子颓的聘请，都因接受蹇叔的建议而未去就职。他还曾在虞国做官，虞亡时成了晋国的俘虏，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来做了秦国的国相。百里奚算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典型例子。

晋、楚两国长期争夺霸权，处于敌对状态，但却都重用对方过来的人，以对付对方。像晋国的伯州梨到楚国做事，楚国的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贲皇等逃到晋国，皆授以大夫的爵位。所谓“楚才晋用”，不仅是指楚国人才流到晋国，把它理解为当时各诸侯国间人才流动的概括，更合于实际。

不但诸侯国公室用异国人才，就是卿、大夫的家臣，也任用非本族本国的人。如鲁国的阳虎，是孟孙氏之后，却做了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又到了晋国做了赵氏的家臣。孔子的弟子子路先在鲁国做季氏的家臣，后到卫国做孔氏的家臣。齐国的鲍国到鲁国做了施氏的家臣。

第三是俸禄制度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期官吏俸禄皆为田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国语·晋语四》）。到春秋后期一方面下层贵族增多，已无田可分，而一些国家在新获的土地上设县，由国家派人治理而不再将其土地作为赏赐品。人口繁衍，土地不增，就无法实行分土赐民的俸禄制，因而代之以谷禄制。

在孔子的《论语》中就常讲，以谷为薪俸之事。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卫灵公问他在鲁国的俸禄是多少，孔子说：“俸粟六万”。卫灵公准备任用孔子为官，也给他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

任用官吏不限于身份等级，不限于本宗本国，这就打破了宗法制的血缘束缚，使真正有德、才者能发挥其能力，大有益于社会进步。

谷禄制度使官吏无土地人民作为割据的物质条件，受任即为官，免官则为民，国君操有官吏的任免权，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官吏制度上的这三个变化，是春秋、战国间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