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文科资深教授邓子基辞世！他被誉为“财政学功勋人物”，教学生为国家理财

2012年

厦大为90岁的邓子基教授

举行从教65周年大会

《厦门日报》刊发报道

介绍盛名背后的邓子基

最早学的是“飞机制造”

白眉善目的邓子基被他的学生称为“笑呵呵的弥勒佛”，邓子基显然很喜欢这一说法，但他也说，他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笑呵呵”是历经磨难的破茧成蝶。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沙县夏茂镇儒元村的贫困家庭，9岁失去母亲，11岁失去父亲，这意味着幼小的他必须自己解决生存问题。接受采访时，邓子基突然挽起袖子，指着手腕上的一道伤痕说，这就是小时候砍柴留下的，“我还卖过烧饼和油条！”

邓子基后来在一家杂货店找到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包吃包住。他把每个月发的2元工资积攒下来，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过了半年，仅读两年小学的邓子基拿着12元坐船到南平，考上初中。他说，我当时已经知道，只有读书才会有前途。

不过，在南平，邓子基很快就变成“穷光蛋”，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和老乡挤在一个被窝。仍是知识帮他摆脱困境，他靠每学期的第一名来赢得6元的奖学金。邓子基说，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注定我必须拿下人生道路各种各样的第一名。

几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福州高级中学。1943年高中毕业，邓子基被保送到位于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与此同时，他还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邓子基先在交通大学读了3个月的飞机制造专业后，“弹尽粮绝”，这时，他得知刚开学的政治大学包吃包穿，给零用钱花，毕业后还包分配，他转而投奔政大，就读经济系的财政专业。邓子基自信地说，如果他当时继续就读航空系，那么，现在一定也会是航空学家。但是，命运为邓子基做出了选择。

邓子基和厦大的结缘是从1950年开始，当年，他以福州考区第一名，成为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师从时任厦大校长、《资本论》中译者之一王亚南。

“国家分配论”经历三次交锋

1951年，邓子基(前排中)与同学合影。

邓子基是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国家当家理财的道理，即国家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在怎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把社会的钱收到国家的手里，然后由国家集中起来办大事。

不过，自邓子基1962年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主张后，他经历了三次交锋。

第一次在1964年，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在当时背景下，国家分配论最终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当时，国家财政管理就像一个事无巨细的大管家，大到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小到每个工人的工资，都是由国家来统一计划安排。

第二次是1980年，当时中国社科院召集全国专家，在厦大召开了一次全国财政基本理论座谈会，就财政的本质问题展开讨论。邓子基说，八十多人来跟我研究，他们说国家分配论是国家意志论，经济困难、造成灾害的理论根源就在这方面，要我把“国家”两个字扒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来，邓子基又迎来了“国家分配论”的第三次交锋——当时，“公共财政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它是一些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它们强调关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而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一时间公共财政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家分配论”遇冷。

无论是1980年还是1998年的交锋，应战的邓子基坚持一个原则:“国家分配论”不动摇——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才有财政。邓子基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同时，也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借鉴新的理论，包括“公共财政论”。

他的学生都很像样

邓子基给受奖师生颁发2012年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邓子基奖教奖学金。  （本报记者 姚凡 摄）

邓子基教了65年的书，作为老师，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人才。

他的学生甚至认为，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从198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到今年，他已经培养了107名博士。107位博士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现在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二三名学生来看，或许就能明白107人的含义。当然，邓子基之所以有107位博士学生，一方面，是因为在人才培养高峰期，博士生导师每年可以招收七八名博士；另一方面，邓子基从未“退休”。

邓子基有个幸福的家

1962年，邓子基一家合影。

对于很多人来说，邓子基令人羡慕之处倒不是他在学界的地位，而在于他有个幸福的家。

邓子基和妻子王若畏育有一男一女。王若畏小邓子基四岁，他们在初中时就认识了——王若畏是邓子基中学恩师的侄女。

不过，邓子基小孩般很“警惕”地说，那时，她的叔叔只是介绍我们认识，要她向我学习，我们可没有谈恋爱。直到邓子基大学毕业到福州工作后，重新相逢的两人才确立恋爱关系。

邓子基笑眯眯地说，没有她，我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身体，更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的成果里也有她的一半。他瞅了一眼妻子，然后说，我很幸福。

“这位教授敢摸老虎屁股”

1980年代初，受福建省相关部门委托，邓子基带领一批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物价调查。那时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讲商品经济都躲躲闪闪，还要加上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子基在最后的调研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他的报告被送给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项南在报告上批示:这位教授敢摸老虎屁股。

后来中央提出猪肉价格放开时，福建省已先行了两年。

扒火车去求学

抗战胜利后，邓子基就读的政治大学搬迁到南京，不过，从重庆到南京，学生们要自行前往。

对于贫穷的邓子基来说，路费是一个大问题。迫不得已，他只好扒火车——他和几位同学在宝鸡“上车”，他们爬到火车皮上，找到可以抓住的把手，整个人就趴在火车上。

邓子基回忆说，陇海铁路隧道多，眼见要进入隧道，前面的同学高喊一声，后面的人赶紧低下头，紧紧地贴在车皮上。坐着免费的顺风车，邓子基到了潼关。

来源：厦门日报社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