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发生的这个故事,成了中国人走不出来的魔咒
看历史故事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唐朝发生的一个故事,可能在宋朝又发生了一次,到了明朝,很可能还会再重复一次。
都说历史是面镜子,可以知得失,其实都是胡扯,只要人性不变,历史就会无限重复下去,绝不会因为有前车之鉴,后面的车就不会翻。
咱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两个故事。
春秋时,晋灵公想造一座九层高台,这九层高台到底怎么个雄伟壮观法儿,史书上没说,估计至少不比埃菲尔铁塔逊色,要是真能建起来,咱中国人就又有的吹了。为了建这座九层高台,晋灵公发动了全国的百姓,凡是能喘气儿的,都给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两样都没有的就给我制造舆论,让老百姓明白建这座高台是为了提升全体晋国人的国际地位的。
不过,对这样劳民伤财的工程,晋灵公倒很有自知之明,为了预防那帮讨厌的大臣反对,提前下令:“谁敢劝阻,格杀勿论!”
有个叫荀息的大臣听说后,就带着一个箱子来到了王宫。
晋灵公以为他是来劝阻造高台的,就在门口拉开弓,搭上箭,左手如抱婴儿,右手如托泰山,只等荀息一开口劝阻,就立马儿放箭射死他。
荀息进了王宫,绝口不提高台的事,而是说:“大王,我这几天刚学了一套杂技,今天来给大王开开眼。”说完,从箱子里拿出十二个棋子,又拿出九个鸡蛋,对晋灵公说:“大王,我能把这十二个棋子一个一个地摞起来,然后再把这九个鸡蛋一个一个地放到上面,大王想不想看看?”
晋灵公大喜,放下弓箭,叫道:“赶快摞给我看看!”
荀息小心翼翼地把十二个棋子一个一个地摞起来,然后又拿起鸡蛋,小心翼翼地往上摞。看得晋灵公大气不敢喘,生怕一有点动静鸡蛋就会掉下来。等荀息终于放完最后一个鸡蛋的时候,晋灵公擦着满头的大汗,拍着胸口叫着:“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这时,荀息放下鸡蛋,说:“大王,这算什么危险,还有比这危险百倍的呢。”
晋灵公忙道:“快说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
荀息道:“大王为了建九层高台,老百姓都没时间种庄稼了,国库眼看就要空虚了,要是别的国家来攻打我们,我们拿什么来抵抗?这不比刚才那个杂技更危险百倍吗?”
晋灵公这才醒悟过来,下令停止建造高台。
几百年后的战国时期,同样的故事又上演了一次,这次的主角是魏王和许绾。
如果说晋灵公的九层高台是一座埃菲尔铁塔,那魏王的这座高台就是一百座埃菲尔铁塔加起来,可见咱中华民族的魄力有多大。魏王的这座高台叫“中天台”,顾名思义,就是有天的一半高,光为这个大胆的创意,我们就该封魏王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
为了这项挑战人类想象力的巨大工程顺利开工,魏王力排众议,并积极吸取晋灵公的经验,发布命令:有谁胆敢劝阻,格杀勿论!
这天,大臣许绾扛着铁锨来到宫中,说:“听说大王要建一座中天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喜事,我也来帮个忙。”
魏王一听很高兴,终于有大臣支持我了,就对许绾说:“这些体力活儿有老百姓干,爱卿就帮我出出主意吧。”
许绾放下铁锨,说:“既然要建,就要建得足够高,这样才能显出大王的威望。”
魏王道:“我给它起了个名叫‘中天台’,意思就是有天的一半高,爱卿觉得怎么样?”
许绾道:“好是好,不过大王知道天有多高吗?”
魏王摸了摸脑袋,道:“这我还真不知道。”
许绾道:“大王别急,我已经算出来了,天和地之间相距15000里,一半就是7500里,大王知道建一座7500里的高台要打多大的地基吗?”
魏王又摸了摸脑袋,道:“这个我也没算过。”
许绾道:“我也替大王算好了,需要方圆8000里,看来光我们魏国的土地是不够的,大王别担心,我们可以去攻打别的国家,把他们的土地抢过来。不过,这还只是中天台的地基,要建完中天台需要多少石头、多少木料、多少人工,这些人要吃多少粮食?只有把这些都准备好了,才能建中天台,大王准备得怎么样了?”
魏王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打着哈哈道:“其实我没想过要建中天台,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罢了。”
这两个故事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当初看的时候,老以为是编者在选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得了健忘症。这也充分说明“以史为鉴”从来就是一句空话,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一定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就是人性。
不过今天我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君作出这些荒唐的举动时,只能靠大臣的智慧去劝阻,而不是用制度来制约呢?
其实,春秋战国那些故事几乎都是这一类模式,哪位国君想干点违法乱纪的事儿,总会有位大臣跳出来给你讲个故事听,或循循善诱,或旁敲侧击,或指桑骂槐,或当头棒喝,让你在故事中领悟到自己的失误。所以,看春秋战国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国君太傻了,大臣太聪明了。
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淫吧,尤其以儒家那帮人为甚,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帝者师”的形象,把国君都想象成乖乖听话的小学生,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被国君抄在笔记本上,国君偶尔犯点糊涂也没关系,只要给他讲个故事就能让他幡然醒悟,就像小学生一样,本质上都是纯洁的,只是偶尔禁不住诱惑而已。
可现实是,国君并不是小学生,他们没有义务听你讲故事,碰上个讲理的还好说,要是碰上个不讲理的,直接把你脑袋割下来都算轻的。
比如开头那位晋灵公,荀息自以为给他耍个杂技就能让他痛改前非,实在是高估了晋灵公的接受能力,没几年,晋灵公就又建了一座高台,而且更荒唐的是,还每天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下面的行人,以看到行人纷纷躲避的样子为天下最大的乐趣。相国赵盾劝他做点正事,这次晋灵公可没那么好脾气,立马儿派刺客去刺杀赵盾,结果反而被赵盾的堂弟赵穿干掉了。看来光靠给国君讲故事是不能确保国君不干坏事的。
这也是我一直没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春秋战国出现了那么多的牛人,开创了那么多的流派,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想过是不是可以用制度来制约国君呢?像这两个故事,晋灵公和魏王不顾百姓死活强造高台,属于典型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可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能制止这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而只能靠大臣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么说服他,要么被杀头。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仍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被杀头的越来越多,而说服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别说“说服”了,连“说”的人都找不到几个。
知识并不能确保良善,讲故事也并不能确保当权者幡然醒悟。在实际利益的驱动下,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但可以通过制度来约束他们,不光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更要让他们亲身体会到后果的滋味。
我希望能有一天,当权者做出荒唐的举动时,大臣们可以说:“来来来,故事已经讲了两千多年了,现在咱该讲讲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