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众的艺术及其对长安画坛的贡献与启示

来源/文化艺术报 文/吉武昌

要理清陕西现当代美术发展进程，就必须要研究长安画派，而要清楚长安画派的历史，则必须研究方济众。因此，重新审视方济众的艺术生涯，有助于我们重温长安画坛的过去，梳理长安画坛的现在，展望长安画坛的未来。

书香门第

汉中沔县（1964年更名勉县），气候温润，林木丛生，泉水棋布，南接巴山边缘，北依秦岭脚下。沔县西行二十里，即是武侯乡方家坝，1923年7月24日，方济众在这里出生。其时方家大小十几口人，居住在一个不算宽裕的四合院里。方济众三岁多时，其父因病去世，于是全家生活重担压在叔父方锡德身上。方锡德为人正直，温厚勤俭，又饱览群书，思想进步，兴办教育，是当地的开明绅士。他先后担任过民国时期沔县高小学堂校长、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粮贸局长，晚年还被推荐为县参议长。方家因此也成为沔县四大名望家族之一。在方锡德的教养下，方家堂兄姊妹和睦相处，且均受过良好的教育，成为书香门第。

20世纪70年代末方济众在陕西省美协大院读报

方济众的堂兄方济胜、方济浦、方济英都痴迷绘事，方济浦早年毕业于武汉美术专科学校。在这种家族环境的影响下，少年时期的方济众勤勉好学，习诗作词，而于画事，尤为钟爱。他从图画课里知道了丰子恺；临摹过《芥子园画谱》；阅览石涛的画册，着迷于写意山水。他随意在窗框上画的一幅兰竹图并题作“忍着春寒懒放花”，堂兄们为之大加赞赏。14岁时，他在高小学校首次完成了宣传抗战的巨幅画；在省立南郑中学就读时，结合《流亡三部曲》的歌词画成一套几十幅的抗战连环画，当地报刊曾予以报道；1940年，汉中专署举办大中专院校美术竞赛展览，他的两幅国画作品被评选为全区第一名。

少年方济众也对中国古典诗词及中外文学名著喜爱有加，并且经常作诗抒发情感描述生活。1941年清明前后，他作了古体诗《老马行》：“……地阔北风急，天高白云稀。老马啮墓草，相对故人泣。故人少将军，提鞭策战驹。去岁带血回，丧生故园西。井里为一墓，荒丘生荆棘。老马感春阳，出枥扬鬃去。”此诗意境深邃，语言清透，深得其时授课教师赞赏！他还酷爱中国乐器，曾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抠出些钱买了一把二胡，在课余勤于练习。

1944年夏，方济众结束了他的中学时光，并开始谋生。先在周家坪小学教书，次年春，又经人引荐执教于沔县中学，历时一年多。

心理学认为，人之个性品格之形成乃先天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的环境教育因素相互作用之结果。而在个体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家乡故土于方济众正如一条长河的源头、一座大山的根基，青少年时代之生活环境及成长过程，无疑是促成其个性人格、画风形成之基础。

拜师赵望云

抗战结束后，方济众怀着求学的目的来到了西安。家乡的山川林泉给予了他胸中的自然丘壑，点播下他躯体中生命渴求美的原始基因，父兄、师长的潜在影响不断孕育着他灵魂中对于艺术的原生律动。这律动牵引着他心潮澎湃，驱使他翻山越岭要去外面的世界里寻觅艺术的真谛。在长安街头赵望云先生的画展前，他驻足忘返，并把赵望云画作全部描摹了下来。这引起了赵望云的关注和重视。

于是，方济众凭此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赵望云接纳了他——这个来自秦巴山区的真诚善良、朴实自然、勤奋好学的青年学子。这是他的幸运。赵先生的人格气质正好暗合了他血液里潜流着的家乡父兄传承给他的个性基因。他从赵先生身上看到了张扬个性的精神契合点。1946年9月以后，方济众和赵望云全家生活在一起，成了赵家的一员。赵先生慈父般的关爱，对于人生、艺术独特的超前见解，对于国画本体语汇娴熟精湛的把握，特别是那“从生活中找出路”“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产生在象牙之塔，而是产生在十字街头”的艺术主张，深深地烙印于方济众的脑海里。

诚如他自己所说：“从师学画，我已在西安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一年多来，我至少看老师（赵望云）画了400余幅作品，从构思到构图，从观察生活到艺术处理，从艺术见解到从艺生涯，总算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我的老师。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画画？”赵望云是方济众眼前的一盏灯，这盏灯指引他跨越最初对艺术的原始律动，直接触摸到艺术人生的精髓与本真，这盏灯同时点燃了他精神堂庑的炽热和艺术灵性的融动。炽热催化艺术的激情，融动消解了笔墨视觉的陌生。于是，在方济众眼前展现出了一片艺术人生中至纯至美的春天。这一年，方济众25岁。

20世纪80年代初方济众与赵望云之子赵振川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师承家传，而于艺术，一直奉行拜师授徒式教育。纵观方济众先生之艺术人生轨迹，其成功之路走的是传统的家庭式教育，确切地说是师徒式传续模式。赵望云敦厚朴实豁达的性格里，尊才惜才的品德一直影响着他的弟子与子女。方济众先生与他的师兄黄胄、徐庶之一样，是直接承袭家庭式教育的衣钵中走出来的一个艺术家。

长安画派

1949年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令置身其中的艺术家骨子里充斥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笔底下生发出清新的感觉。从20世纪50年代起，身为长安画坛风云人物的赵望云，以其崇高的威望，宽厚朴素的人格，及身兼陕西文化界领导职务之便，团结新老美术志士，并得以沟通和融合。

另外，来自圣地延安的石鲁，借昔日圣地理想延伸到灵魂栖地所固守的信念崇拜，对弘扬延安精神所表现出强烈的挚热、眷恋、赞美，充满了“怒吼吧，黄河”式的革命英雄气概的支撑。当时的长安画坛由于两股力量的交融而充满无比生机。以赵望云开拓性创造的反映西部沉雄、苍厚、浑朴并孕育着浓烈的长安文化精神的画风作为基础，有石鲁那寄托雄强崇高的革命理想并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来张扬，终于使长安画坛迎来了新时期明媚的春天。

方济众 《水乡初夏》纸本设色 96cm × 89cm 1983年 陕西国画院藏

1961年初，当一切酝酿成熟之时，美协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成员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携作品在北京展出。展出作品整体风格“气魄雄伟”且“充满时代新情新意”，因而很快享誉京华，令中国画坛震撼。《人民日报》以《长安新画》为题刊发了他们的作品并发表了评论文章。此次展览的成功促成了“长安画派”的由来。王朝闻当年曾高度赞誉道：“这个展览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在我国绘画创作中有种看来还不太普遍但却很重要的特色……”“西安在中国画方面的成就很显著”。

长安画派的诞生，让陕西近千年的艺术再次唱响，也由此真正地掀开并续写了中国绘画传统古典形态向现代样式转型的新篇章。长安画派诞生的意义在于：其一，使沉寂近千年的、具有十三朝古都历史的长安再次迎来了艺术的辉煌，曾经代表着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汉唐艺术博大沉厚、雄浑朴茂之风藉此得以延续；其二，在大西北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画坛图新求变的新格局，开拓了中国绘画由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新形态；其三，造就出反映大西北精神与气派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的新的绘画语汇体系；其四，诞生了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等领标当代的艺术大师。

方济众 《仙都胜境》 纸本设色 17cm x 17cm 1984年

十年浩劫结束后，方济众先生作为“长安画派”后期事实上的旗手，引领并扶持了一批对今天长安画坛至关重要的绘画人才，开创了陕西画坛继长安画派之后新的繁荣。

今日之“长安画派”，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一个新传统。虽然当下长安画坛已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格局，然其精神财富作为持续性的影响却是长远的。长安画派于当代长安画坛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正是因为长安画派，当代长安画坛才有足够资本成为与京津、海上和金陵并举的中国画坛重镇。

回归家园

1971年，方济众全家被下放回原籍汉中。离开了西安，使他暂时避开了令人窒息的精神束缚，避开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对人格主体和肉体的扭曲残害，也离开了赵望云、石鲁两棵参天大树，离开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厚重的精神外力。于是，流放便成了一次回归——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回到生命意义中根性所在的精神家园。

方济众 《烟波轻舟》 纸本水墨 68cm × 68cm 1981年 陕西国画院藏

流放再次使方济众回归到自然，精神灵魂与故乡山川的重逢，使他重新追觅到失迷许久的精神基点。这正好契合了老庄之道。当时乖运蹇之际，他不得不在这“道”的“见”“藏”之中作自我调节控制，“无为而无所不为”。于是，主观上遁世完成个人价值的感悟，从而实现精神失落后的再复位。通过复归自然，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和价值上的自我确认。复归自然最终导向追求自由创作精神和人之主体意识而进入“无所不为”的自由境界。流放，成了方济众避世中的抗争，归隐中的用世。

诚然，大动荡之冲击，对于志存高远的人，可能会带来身心之痛苦、折磨，然而冲击会使正直、坚强的人，人格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随着时空的推移，冲击会荡涤人之灵魂深处隐藏的凡俗杂念、尘腐名利，真正纾解现代人役于身心的烦琐，从而恢复人性之中原本的真实。

方济众《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纸本设色 68cm × 58cm 1980年 陕西国画院藏

方济众全家最初被安置在洋县白石乡。此间，他布衣素食，躬履清俭，清心寡欲。和乡亲在一起劳动，他感到无比畅快和放松。劳动之余，他置身于故乡的山川林泉中，心境自然平淡。“淡是文之真性灵”，《庄子·刻言》曰：“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他此一时期画了大量的人物、山水速写，研习书法，精读诗词，感悟笔墨，品味人生。无职无位，生活清苦，但他很乐观。虽居陋室，每天却能执笔绘事。卧居山林，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诚如北宋郭熙所言：“君子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肃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

1973年，得朋友相助，方济众被借调到汉中地区文教局工作。当时的汉中文教局，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专门让他去北京购置了一批画材，并划拨出两间房子让他用作画室，也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行政职务。祥和的气氛，相对良好的条件，充足的时间，平淡的生活，家乡人的热情坦诚，使他真正地感觉回到了家。岁月轮回，数载春秋，他的足迹踏遍故乡的山山水水。他以独特的思维品味着故土山川的质朴、平淡、宁静。“汉水巴山乃旧乡，笔砚生涯忘愁肠，最是江村堪眺处，稻谷丛里鱼米香。”故乡汉中天时、地利、人和，使他心灵获得自由洒脱。时空的推移，故乡山水的灵秀滋润，让方济众真正地完成了生命主体里精神家园的回归。

方济众 《二到强家湾》 纸本设色60cm x 60cm 1974年

因此，其笔的灵动所生发出来的画韵，已无昔日之霸气；墨的激情所抒发的是质朴自然、清丽明快、充满机趣灵性的新山水画风。他由此完成了生活与艺术的自然融合，完成了艺术对生活真实和人性真实的价值回归。方济众先生富有田园诗意的清新画风由此变革了传统山水模式的格局，开创出了以描绘时代生活、自然形象为特征的纯美、朴素、亲切、感人的田园风景模式，从而真正确立了他在现当代中国山水画史中的地位。

传薪者的使命

20世纪70年代末，长安画坛已是满目疮痍，人心涣散，昔日蓬勃向上、充满生机的精神已黯然消退，陕西画界已丧失核心凝聚力而无轴心运转。长安画派奠基人之一赵望云先生坚韧地拖着不屈的身体与命运抗争，等来了“文革”的结束，却未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春潮。1978年，石鲁先生得到平反，强加于他身上的一切不实罪名被全部撤销。面对着画坛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等问题，重病中的石鲁呼唤被下放在汉中的方济众。他因而在这年底回到了省美协大院，担任省美协副主席主持业务工作。

方济众 《岩畔》 纸本设色 68cm x 68cm 1979年

方济众是幸运的，当他有幸成为赵望云弟子那一刻起，命运注定了其艺术血缘、历史机遇与人生历程都与长安画坛会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伴随着长安画派这面旗帜在中国美术界的举起，由此也奠定了方济众在陕西画坛的显著地位。纵观方济众的艺术人生，其人生历程遭遇了三次机遇，而每次机遇都迎来其艺术人生事业的一次大转折。

成为赵望云入室弟子、得意门生，名师出高徒，此乃机遇第一；作为长安画派主要成员参与了长安画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他在长安画坛的显著位置，此乃机遇第二；“文革”结束后重返西安，为了使过早夭折的“长安画派”艺术精神得以延续，面对陕西美术界人去楼空的严峻形势，强烈的责任感使其不得不承担起重振长安画坛昔日雄风的历史使命，此乃机遇第三。

我们不能忽视并且应特别注意其艺术人生的第三阶段，临危受命，主持陕西省美协常务工作时，依靠石鲁等人的有力支持，提案创建陕西国画院。在任陕西国画院首任院长期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一批中青年画家被他招进院内。长安画派在艺术探索过程中，其学术主旨是以赵望云艺术之路与石鲁艺术精神相融而形成的。然而这与当时全面接受前苏联美术潮流影响的美术学院的中国画创作与教学方向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个是站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上，一个是中西文化结合模式，而这种中西结合实际上是以西方造型观念与审美方法占主导的。这两者在文化观念与艺术思维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方济众《九到强家湾》 纸本设色60cm x 60cm 1974年

作为陕西国画院掌舵者，又是长安画派后期事实上的旗手，在面临如何继承与延续长安画派血脉精神、思考陕西国画院未来发展规划、引导国画院学术方向确立等方面，方济众高瞻远瞩，慧心独具，亲自制定计划并促成了一系列具有战略远见计划的实施。这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面向全省举办了规模空前并具有极高学术品位的“中国画研究进修班”，且亲自出面从全国各地请来一大批文艺界名人比如吴冠中、张仃、陆俨少、何海霞、刘文西、华君武、叶浅予、周思聪、黄胄、崔子范、周韶华、蔡若虹、程十发、马家骏、霍松林等先生来西安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他本人更是经常性地为学员们演讲示范，“培养大家习惯于用一个中国画家的眼睛去看，头脑去想，用中国画的独特语言系统去表达”。此次研修活动，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让画院乃至全省年轻画家们受益匪浅。

应该说，近三个月的学习培训，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囊括了从长安画派精神实质到中国画整体表现语言上的理论培训与示范指导及中国文化哲学美学知识的传授等一系列中国画本体问题，弥补了年轻画家们所欠缺的对中国画本质的一些深刻理解。这个学习班的举办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周韶华当时非常感慨地讲了一句话，说：“方济众这个举动是功德无量。”

回过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陕西美术界，无法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方济众主持陕西美协工作、特别是主政陕西国画院工作期间的辛勤耕耘与辛劳付出，使得作为陕西学术龙头的陕西国画院具有了一个非常纯净的创作研究环境。那时的画院初期状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起点高（以长安画派学术主张与精神旗帜为坐标）；第二是底气足（有古老的长安文化沉淀及长安画派成就历史为资本）；第三是方向正（方济众德高望重、品格纯正、学术龙头引领）；第四是力量强（画院选拔人才方面非常严格，并面向院外聘请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画家比如何海霞、刘文西、康师尧、王子武等作为副院长及兼职画师）；第五，气氛好（院内院外画家，潜心探索、苦心修炼、同心凝力、积极进取）。

方济众《汉水新歌》 纸本设色 68cm x 65cm 1972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陕西国画院画家苗重安、郭全忠、王有政、崔振宽、罗平安、张振学、程征等以及画院外聘画家赵振川、江文湛、张之光、陈子林等人，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在陕西及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了当代长安画坛的代表性人物。为培养这批优秀画家及理论家的成长，方济众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所以，今天这些画家能在全国有影响，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画院的学术环境陶冶之后的一个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方济众在当代陕西画坛与“长安画派”的过渡阶段，起到了“搭建桥梁”的核心作用。程征先生认为方济众是“长安画派”精神的传薪者。方济众的艺术思想、艺术作品以及他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优秀的陕西画坛的画家群体，不仅影响着当代长安画坛的艺术发展，而且必然会像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一样，代代相传，薪火永存。方济众是一位对当代陕西画坛有着深远影响的关键人物，张仃先生曾为其遗作题词：“济众先生，山高水长。”

展望与启示

当代长安画坛已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然而，人们界定长安画坛画家群体并论及陕西美术的发展现状，总会以长安画派艺术坐标来度量，“长安画派”精神作为一个持续性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长安画派既是生存于长安这块文化艰生地之艺术精神榜样，也是争相仰望并奋力冲刺的学术高峰，更是好事者扯虎皮拉大旗“传承与实践”的荣耀资本。

方济众 《难得出奇》 纸本设色 69cm x 20cm 1980年

谁也不能否认“长安画派”在当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从历史文化学、地域文化学角度界定老一代留给我们的这一精神财富，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最具有生命力与创新精神的画派。这个画派的产生符合艺术流派的发展规律。长安画派的气格里蕴含了真正的民族根性与精神魂魄。长安画派的画家用画笔重新发现了西北，唤起了我们心中久远的民族魂魄与精神核心。通过写生寻源，真正地触及到我们民族本源根性所在。这是一条最符合中国画规律的艺术之路，也是延续长安画派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当代多种思潮与多样风格并存的动态变化格局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当下，需要正视的问题是，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直面“长安画派”，又该以怎样的姿态擎起“长安画派”精神旗帜，进而在引领这一风标导向中彰显长安文化主题精神的纯正性，并始终保持和捍卫长安中国画艺术的本土性与自律性。

方济众《黄河飞瀑》 纸本设色 15cm x 67cm 1984年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当代陕西画坛对方济众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他的艺术价值与贡献也没有引起学术界充分的重视与肯定，他的精神火炬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续接。郭全忠先生有句话说得好：“在当代，我们能对得起方先生唯一的地方，就是应该像他那样延续长安画派的血脉并身体力行向下一代传承。这也是对长安画派及陕西美术界纯正艺术精神的坚守。”

（作者系陕西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方济众艺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方济众（1923一1987），笔名雪农，陕西汉中勉县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国画院院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陕西省第六届政协常委。

为我国著名山水画家，长安画派代表人物之一，1981年主持筹建陕西国画院并任首任院长。代表作有《古城雪霁图》《风定犹闻碧玉香》《茶山风情》《韶山》《好山好水入画图》《竹林深处有人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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