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巧占马鞍山——开国大校颜红回忆解放济南
那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山东兖州战役胜利结束、经一个月的整训准备后，挥戈北上，准备解放济南。
当时，我在华东野战军十三纵三十九师一一六团，团长是杨金山，我是政治委员。当部队听了解放济南的动员后，群情振奋，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杀敌立功的“请战书”似雪片般飞来。“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解放济南城，为人民立大功!”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气壮山河。
九月十二日，我们十三纵队全体指战员奉命从莱芜地区挥师北上，向济南挺进，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九月十五日到达济南西南郊。根据纵队首长命令，我三十九师奉命扫清外围守敌，向甲山坡、石方峪进攻。是夜，乌云密布，星月无光。当团长杨金山和我爬上一个矮坡，遥望济南时，只见在伸手不见的夜空里，济南城像一只黑沉沉的沉船，偶尔还能看到几点灯火。
回头看，沉沉夜幕，万籁无声，多么寂静的一个夜晚啊。然而，暴风雨就要来了，不用多久，这艘黑黝黝的沉船就会荡然无存了。
九月十六日深夜二十四点整，电话里传来了盼望已久的命令：“进攻!”顷刻问，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解放济南的攻坚战打响了。我团奉命与师里的兄弟团一起清扫敌人的外围据点。记得我们团先打马尾寨，那里有个坡，比较陡，打到拂晓，估计敌人寻机要跑，便在东北方向留了个口子，让他们出来。果然，敌人真听话，天明他们就钻进口子了。我们把网一收，一阵猛打，死的死，活着的二百多人连同他们手里的武器，全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外围战打了四天四夜，我们三十九师一鼓作气，攻下了杜家庙、橛山桥，崔家庄、卧牛山、白马山等敌人一百多个支撑点。此时，传来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领所属三个旅约两万人起义的消息，部队上下闻讯士气大振。而此时，国民党军得此消息如丧考妣，济南防守之敌乱成一片，大官的汽车，小官的骡马，士兵们的“十一号”全部加足了马力，争先恐后地向内城窜去。公路上，桥梁边，人嘶马吼，乱如蝗蚁。
为了不让敌人喘息，我各路大军又乘胜追击。我一一六团在占领白马山后，又奉命向四里山北的齐鲁大学前进。刚到大学附近，发现背后连接四里山的制高点上敌人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射来。我们一面监视四里山敌人的动向，将情况及时向师首长汇报，一面配合兄弟部队向驻守在齐鲁大学的敌人继续进攻。
根据侦察来的情况得知，连接四里山的是五里山、六里山，统称马鞍山。山虽不高，但连绵纵横，占地不少，是济南南郊的唯一屏障。正因为地势险要，山顶上驻守着敌人一个团，番号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师二一三旅六三七团。
团长戴亢宗，中校衔，全团近千人，配有精良美式武器，加之工事坚固，碉堡不仅有明堡、暗堡，还有长长的战壕，战壕里又埋设了大批全用电缆操纵的新式地雷。正是仰仗这些防守，敌人虽被我三面包围，仍有恃无恐，负隅顽抗。我与团长将侦察得来的情况详细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少顷，师首长命令我团包围四里山的敌人，并用政治攻势迫使敌人放下武器。师首长指出，这是既要斗勇，又要斗智。为了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做好攻占马鞍山的一切准备。
我与团长杨金山立即勘察了四里山周围的地形，部署部队连夜实施近迫作业，逼近敌阵地前沿一百米处。一夜之问，四里山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仲秋的月色分外皎洁，黑黝黝的济南城举目可望。我们站在掩体里寻找战机，躲在地堡里的敌人盲目地向我阵地射击。“看来敌人还有侥幸心理!”
杨金山团长一边拍去身上的灰土，一边对我提示说。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我们组织了神枪手、神炮手，准确地打击敌人的暴露目标，对敌人的活动进行严密的封锁，同时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
二十三日凌晨，传来东关被我九纵、渤海纵队攻占的消息，东关的敌人被肃清后，战场渐渐沉寂下来。这时东方的太阳透过淡淡的烟雾照到大地上。远远看到济南城几处高大的建筑物上还冒着浓烟，一团团、一缕缕灰白色的云朵越升越高。
我来到前沿阵地，只见战壕里几个战士围在一起，一个胖乎乎的小战士站在中间，他手里握着两块瓦片唱着快板书，我轻步走到他们后面，忽然战士中有人看到了我，叫了声“政委”，顿时，那小胖子停了下来，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我赶忙挥挥手说：“唱得不错，唱下去!”可那小胖子丢掉手中的瓦片，再也不肯唱下去了，在场的战士都向我争着问：“咱们什么时候进济南?”我说：“进济南，容易。看我们什么时候拿下马鞍山。”“拿下马鞍山，好办!首长，你下命令，我们准跑在前面。”还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小胖子。“不冲，不拼。换个办法能否拿下马鞍山?”我问。
这下，把他们全问住了，个个挤眉搔首，停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战士说：“首长，有了，写信劝敌人投降!”写信劝降!这确是个办法，团长与我商量过了，而且连信的内容也拟好了，可是叫谁去送呢?派我们的战士，不行，万一敌人撒野怎么办?这时，刚才说快板书的小胖子挤上来，说：“政委，叫俘虏去送!”“俘虏?”我重复着他的话，并思索着。“对，一营解放齐鲁大学时，抓了两个俘虏，一个是少尉通信排长，一个是少校医官，他们熟悉，要他们送信最好了。”小胖子越说越来劲。群众出智慧，我立刻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团长，团长也赞成。
没多久，敌二一三旅的两名俘虏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了。那少校医官是个瘦高个，戴一副眼镜，说话有些口吃。开始，他有些惊恐，但当我们讲明意图后，一下放松了，表示愿意送信上山，为解放马鞍山效劳。我们向他再次宣传了政策，并且把早已写好的劝降信交给他。
劝降信很简单，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找到正规的信纸信封，只是写在一张三寸宽、四五寸长的白纸上。内容除了指明我军解放济南，包围马鞍山的态势，还讲了我军一贯奉行的宽待俘虏的政策，并告知他们如若继续顽抗，我将彻底将其消灭干净。最后严肃指出，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少校医官要走了，问我还有什么交代。我说：“请告诉戴亢宗，如果同意信上的内容，晚十九点整，在山顶点燃两个火把!”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轻轻流逝，天黑以后，通信员马蹄表上的指针一分一秒地移动，今天仿佛过得特别慢，表上的短针老是不肯爬到“七”字上。又过了十几分钟，突然，团长说：“七点整，时间到了!”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同时抬起头来，看着马鞍山。马鞍山还是黑黝黝的，没有灯光，也没有火光，只有银白色的月光。
十分钟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后仍不见火光。夜，我们在焦急中等待。天快放亮时，我实在困倦极了，刚合上眼皮，警卫员急匆匆地过来叫道：“政委，火把亮了!”“火把亮了?”我“嗖”地从门板上跳了起来，跟着警卫员走出去，果然马鞍山上亮着两个火把。
回过头来，团长早站在旁边了，原来，他比我起得还早，一清早就来等火把了。“这是敌人发的信号!”团长说。“对，他们同意派人下山了!”我说。我的话还未说完，山上的敌人就喊开了，他们叫道：“不要开枪，我们来人了!”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个人下来了，一会儿那人走近我们阵地。来人还是个军官，少尉肩章，他战战兢兢地走过来递上一封信，只见上面写道：解放军长官台鉴：来信收悉。只是时间不到。城内缴枪了，我也缴。万一贵军冒险进攻，我团二千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们每人还有两箱手榴弹，坚决抵抗到底!国军六三七团中校团长戴亢宗。
看完信，团长火了，说：“把信退回去!”显然，敌人十分狡猾，企图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求援军解围。但是贸然把信退回不好，总要给敌人留下一条退路。
于是征得团长同意，我们把信留下，而且命令把送信的少尉也暂时留下。那少尉一听说留下，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两条腿像筛糠一样。我看出他的心事，解释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何况我们解放军是最讲信用的仁义之师，留下你，只是还要托你带封回信回去。”
我与团长拿着那封信分析着。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原定昨夜七点亮火把，敌人推迟至今晨，说明敌人内部矛盾重重，一时达不成一致意见；信中语气强硬近似要挟，正说明他们心里动摇、外强中干。
据了解，这个团确还有不少人，但已不足一千。根据敌人既存幻想、又有动摇的情况，必须在劝降的同时适当加温，施以必要的军事压力。
我们把敌人的来信及分析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师首长听了十分高兴，一面告诉我们，济南守城之敌在我攻城部队东西对进、连续夹击下，已基本全歼，敌司令王耀武见大势已去，亦化装潜逃，正在严密搜捕中，一面传达纵队首长指示，形势对我有利，除了继续对马鞍山守敌进行劝降外，为了打掉敌人的幻想，纵队炮团山炮三连已做好准备，配合我们行动。
遵照纵队首长的指示，为了再给敌人一次机会，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再次发出最后通牒，严令戴亢宗率领全团官兵于当日(二十四日)十六点放下武器，到梁家庄集结，听候安排，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最后通牒写成后，仍由敌少尉带走。
十六点整，最后通牒的时间已到，可是，既不见敌人信号，亦不见有人下来。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接过电话，是师长傅绍甫的声音。他用洪亮的声音问道：“马鞍山上有没有动静?”我说：“看来敌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傅师长说：“那好，就给他们一点厉害尝尝!”我说：“对，严惩一下敌人!”“咔嚓”一声，傅师长挂上了电话。
说时迟那时陕，我放下电话还未走到门口，就听炮兵“发言”了。顷刻间，大地震动，弹片横飞，一发发炮弹精确地在马鞍山上开了花。敌人的碉堡、鹿砦随着气浪，抛到半空。打了一阵，炮火停住了。果然，这一阵猛攻起了作用。敌人阵地上又大声喊开了，细细一听，才知道是他们又愿意派人来谈判。
果然，山上又下来了人，却是一个兵。他走到我们跟前，双脚一靠，立正说：“报告长官，我们同意派人来谈判。”杨团长问：“你是什么人?”他“啪”地又立正说：“回长官话，司号长!”我厉声喝道：“告诉你们团长，有诚意，他亲自来！限你们天明前回答!”“是！”敌司号长转身走了。
这时，我们又认真进行了研究，做了最坏的准备，也就是说，如果敌人在天明前仍无反悔之意，我们只能在炮火的支援下，强行攻占马鞍山，也许这是最后的选择。
果然，深夜十时许，敌人又派人来了。这一次是一个军官。据他自己介绍是戴亢宗的助手少校团副，他是代表戴亢宗来谈判的，同时提出了作为战场起义的请求。
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指出起义是起义，投降是投降，戴亢宗已经丧失了起义的时机，并且提出，必须戴亢宗亲自下来见面，我们保证人身安全，按照本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处理。他见我们口气很硬，态度坚决，只好回去了。
敌团副回到山上足有一个小时，仍不见动静。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妙，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杨团长亲往二营，我去三营落实战斗准备。果不出所料，戴亢宗又撒野了。
深夜十二点，山上一面点燃两个火把，作为与我们对话的信号，一面将所有轻重武器拼命向我阵地射击，看样子是想突围。敌人的狡猾伎俩，激起了我们战士的无比愤怒。
早有准备的指战员，当敌人扫过一阵子弹、吹号离开工事突围时，我军隐藏在正面和两侧的火力一齐吼叫起来。敌人在明里，我们在暗处，给了他们致命的杀伤，敌人尝到了铁拳头的厉害，冲了一阵，丢下无数尸体，又缩了回去。
敌人没了动静，我们也停止攻击，并且再次发动政治攻势，在阵地前沿展开阵前喊话，揭露戴亢宗的阴谋，宣传我们的俘虏政策。
敌人耍尽诡计，阴谋被彻底揭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二十五日凌晨一点，马鞍山守敌第三次点起两个火把。这一回，那个中校团长终于露面了。
在三营驻地梁家庄我们指定的那间独立小屋里，我作为一一六团的全权代表与戴亢宗见面了。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作为助手。当我走进独立的小屋时，发现一屋子国民党军官，而且都带有武器。
显然，这是戴亢宗的阴谋，我进屋厉声问道：“谁是戴亢宗?”站在屋角里的一个胖家伙答道：“我是!”“你想干什么?”我劈头喝问。他狡猾地摊开手耸耸肩膀装作不知道。
我火了，指着旁边的人问：“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戴亢宗说：“这么大的事要谈判，我把营长们都叫来了!”
我严肃地说：“本军早已通知你，只要你本人来，你还说要谈判?你们的出路只有放下武器!”戴亢宗自知理亏了，低着脑袋，有气无力地把他带来的人都轰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戴亢宗一个人时，他两脚一靠，立正说：“我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师第二一三旅六三七团中校团长戴亢宗，我代表全团官兵来向贵军投降！这是花名册！”说完他把花名册递给我。我说：“戴亢宗，我们等了三天了！”。
戴亢宗用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我，重又低下头去，喃喃道：“我有罪！”我接过花名册，简单的受降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按照花名册和实力表，我们一件件进行清点：共计歼敌二一三旅六三七一个整团，俘敌七百三十余人，缴获九二步兵炮三门、八二迫击炮十门、六0炮十二门、各种小炮六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五十六挺、步枪四百余支、冲锋枪三十支、卡宾枪一支、短枪五支、炮弹二十四发、子弹十万发、电台两部、电话机八部。
这次攻敌战果显赫，而我们无一伤亡。虽然，三天中几经曲折，敌人出尔反尔，但终于放下武器，达到巧占马鞍山的最终目的。
当我们清理完战场，天将拂晓，东方露出了一片乳白色的曙光。新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颜红同志简介：1917年11月出生，河南省信阳县人。原名颜振国。1938年9月在洛川参加八路军并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青少年读书求学时，受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影响和熏陶，逐步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担负农村宣传工作，参加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活动，开始了早期革命活动。 颜红同志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十一中队班长，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五营二十队副政治指导员、三支队干部队政治指导员、三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五大队三中队政治指导员，山东分局党校学员，山东省滨南地委宣传科长、剡城县委组织部长等职。 颜红同志先后担任山东省藏马县、诸城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山东省胶东军区滨北军分区独立二团政治委员，胶东军区七师二十团政治委员，华东十三纵三十九师一一六团政治委员，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政治委员，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先后参加胶济路反击战、胶东保卫战和兖州、济南、淮海、渡江、淞沪、福厦等战役战斗。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1军91师政治部主任，31军第92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82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8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70年12月至1973年11月任福建副政治委员。1973年11月至1982年10月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2年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6月20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2岁。 颜红同志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