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性质的两种解读

2016-09-1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强调生产力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这为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基本线索。把握住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研究主线,是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作者：王生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以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时间分界线,之前被经济学家们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域中消失,(纯粹)经济学成为取而代之的普遍用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必须是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即剔除了政治、社会、文化、民族等因素,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形成均衡分析,由此得出普适性的经济学原理。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国内经济学界形成了有关政治经济学性质的两种解读。

第一,将政治经济学视为纯粹经济学的国别应用,将不同国家的特定政治、社会等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纯粹经济学分析中,分析这些外生变量对普适性的经济规律造成的偏离效应,由此得出有关某一国家在特定时期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被视为国家经济学,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18—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第二,将政治经济学视为纯粹经济学的学科拓展,运用纯粹经济学分析方式研究政治决策过程,选举、政党、代议制等政治活动被还原为“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由此得出关于政治活动的普适性理论。显然,这种含义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人们更愿意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它是纯粹经济学分析不断扩张其“帝国疆域”的重要成果。

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这两种解读的共识。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把政治视为纯粹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把政治视为纯粹经济学分析的推理结果。遗憾的是,这两种解读是误入歧途的。这是对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背离,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庸俗化处理的产物。

一种是科学研究,一种是庸俗辩护,划界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键,也是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质的关键。

在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述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从来不是超历史的,它们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的。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强调生产力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这为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基本线索。

西方主流经济学宣称致力于研究“超历史的市场经济”,把生产关系及其演变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但事实上,这种“超历史的市场经济”依旧暗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鲜明地表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生产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但经过这种遮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悄悄地树立为超历史的“永恒关系”,而有关这种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研究则被不知不觉地消解了。将政治经济学解读为“政治 + 经济学”,当然意味着对上述研究范式的坚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依旧被屏蔽在研究视域以外,永恒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旧是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因此,这两种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衍生品,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搭界。

只有从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出发,才能科学认识当代经济问题的实质。以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为例,由于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解释只能停留在非理性投机、政府不合理干预、监管不力等市场经济的现象形态上,回避或解释不了不断加重的生产过剩和贫富分化问题。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阐释与之不同,即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强势型劳资关系,工薪收入和利润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造成了社会贫富分化的扩大,加剧了资本积累和大众消费间的对抗性矛盾,导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和不断加剧的金融投机浪潮。

当前,美欧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无法走出历时八年之久仍复苏乏力的泥潭,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一筹莫展,至今拿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矛盾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把握住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研究主线,是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也是科学认识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关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