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时历》被忽必烈赐名，它的作者郭守敬干了哪些利国利民的事？

作者：陈二虎

一、天下奇才郭守敬

在大元忽必烈时期，出了一个天下奇才，巧思引水办水利，精研天术，创制了观察天象的仪器，编出精准的新历，被忽必烈赐名《授时历》，是中世纪世界上著名天文学专家，这个人是谁？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路邢台县人，自幼聪明绝顶，不喜欢小儿的嬉闹游戏，兴趣超异。

他的祖父叫郭荣，精通五经，对数学与水利都有相当深的研究，郭守敬自小就受祖父影响，对数学，水利与天象发生浓厚的兴趣。

青少年时就崭露头角，自己动手试制一些天文仪器模型，模仿天文古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成了一个测天象的浑仪，并把这竹制浑仪放到一个自己堆砌成的土台上，进行简单的天文观测（天赋了得呀，不服不行，这不仅仅是大智慧）。

金末乱世，蒙古雄起，邢台一带饱受战乱劫难，人心思变，邢州名士刘秉忠对于天文、阴阳、术数、佛道都有造诣，为了避难出家当了和尚，后随海云法师北上归附蒙古，成了忽必烈藩邸智囊。

公元1247年，刘秉忠的父亲去世，刘秉忠回邢州奔丧，这期间与当时邢州名士张文谦、王恂、张易等人聚会于邢州西的紫金山，交流研讨学问。

郭荣与刘秉忠是情同志合的挚友，深知这是千载难逢让孙儿学习的好机会，就让郭守敬上紫金山跟随刘秉忠学习，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令郭守敬受益匪浅。

邢州城北潦水、野狐泉、达活泉三河，年久失修，洪水冲坏堤坝，殃及北郭，达活泉上原有的一座石桥也被泥水淤没。

邢州安抚使刘肃等人决定疏通水道，修复桥梁，年少的郭守敬参与了这项水利工程，当了“技术员”，让二十岁的郭守敬小有名气，元好问《邢州新石桥记》中特意提到“里人郭生立准计工”，这“郭生”就是郭守敬。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成了蒙古大汗，邢州名士张文谦被任命为大名等路宣抚使，慧眼识才的张文谦就把郭守敬召到手下工作。

中统三年（1262年），张文谦入朝为中书省左丞，向忽必烈举荐郭守敬“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忽必烈龙颜大喜，在上都开平亲自召见，可见对郭守敬的重视。

二、兴修水利惠及后代

郭守敬见到忽必烈后，当即面陈关于兴修水利的六项建议:

其一、大都（北京）旧漕河东至通州，如能引玉泉水行舟，每年可以节省车马钱六万缗。于通州之南的蔺榆河口径直开引一条水道，由蒙村跳梁务到杨村还本河，能排除中途滩浅、风浪等。

其二、顺德路（邢州）达活泉引水入城，分为三渠，流出城东，可灌溉田地。

其三，顺德路澧河东至古任城，偏离故道，淹没良田一千三百余顷，如果将此水开通成河，那里的河滩变良田。

其四、在磁州东北滏水、漳水汇合处，引一条河渠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经鸡泽入澧河，沿岸可灌溉田地三千余顷。

其五、怀州、孟州的沁水虽然已经浇灌田地，但尚有漏堰的地方，若让其与东面的丹河余水汇流，再向东流经武陟北，并入御河，沿岸又可多灌溉田地两千余顷。

其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一条渠，经新旧孟州之间，顺着黄河旧岸，下到温县南还入黄河，沿岸又能灌溉田地两千余顷。

实践出真知，郭守敬关于水利的六项建议是经过大量的实地探勘得出的结论，具有说服力，惠民利国。

忽必烈认真听郭守敬讲诉每一条建议的具体情况，都是大加赞赏，感慨万千地说:“当务者，此人真不为素餐矣！”（郭守敬真是一个务实的人呀，不是那些混饭吃的人！）于是，忽必烈任命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转年又加授银符，升为副河渠使（兴办水利的具体工作全权管理）。

忽必烈确立上都、大都两都体制后，两都人民生活需要的粮食等物资保障都依赖南方漕运。无论海运还是大运河漕运，北上水路只能到达大都（今北京）东边的通州，从通州到大都有五十里，都转为陆运。

陆运马驮为主，每年总运量高达数十万石，耗资巨大，人力物力成本极高。并且秋季霖雨，冬季风雪，道路难行，驴马牲畜倒死者无数。随着大都城的人口增加与日渐繁华，城市用水也供不应求。

（忽必烈）

早在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上忽必烈的六项水利工程中就建议引清河上源之水，经瓮山泊和高梁河，导入运河，随后又提出在金人所开浑河的基础上修分水河，减少泥沙淤积，但由于实地地势梯度落差过大，水资源有限，迟迟未能实际行施。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郭守敬利用到上都奏报滦河、浑河溯流开辟漕运勘察情况之机，向忽必烈提出开凿大都到通州间运河的新的方案:开凿清河上源水道的基础上，扩大水源，另引昌平白浮泉水，向西转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大都城，迂回汇入积水潭，再向东转南，出南水门，最后合入通州运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沿途每十里置一河闸，共计七十闸，闸前一里左右置斗门，互相配合，用以通船止水。

忽必烈听了拍手赞曰:“当速行之”，成立都水监，让郭守敬兼领其事。

开工之日，忽必烈特意下旨:丞相以下官员统统亲操畚箕铁锹参加劳动，以为垂范，所有人皆听郭守敬统一指挥。

（通惠河）

整个工程自至元二十九年春开工至三十年秋完工，历时一年半。

其中工程过程中，最能体现郭守敬大智慧的是:白浮堰自昌平到瓮山泊迂回线路的巧妙施工。由于白浮泉源头海拔约六十米，比大都西北角及沙河、清河谷地高了十米之多，如引白浮泉径直向南，泉水就将沿两河谷地东流而下，无法汇入运河，纵使架渡槽，所引水也有限，无法解决新运河的足够水量。

郭守敬采用先向西转南，入大都城后再向东转南的迂回路线，既可保持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又能沿途汇集大都西郊诸多山泉的水量，为新运河注入丰富的水源。

完工之时，忽必烈十分喜悦，这是造福黎民百姓的大功德呀，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修成后，结束了自通州到大都的官粮与物资的陆运，南来的运粮等船只可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并且增大了积水潭的水源与储水量，保证了大都的水供给（这也为明清北京城的持续发展，成为京城，提供了用水保障）。

当忽必烈望着积水潭一带船舻蔽天，桅樯如林，龙颜倍喜，重赏郭守敬宝钞一万二千五百贯。

（通惠河即景）

三、识天象，巧制测天仪器

中国的历法是依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而推算年月日的一种方式，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起居，四季转回，农耕节令，也直接关乎着王朝的正统，深受统治者重视。

元初沿用辽、金的历法，与同时的两宋不同，沿用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但由于年代久远误差比较大。

当年耶律楚材就建议成吉思汗放弃《大明历》，并修订了《庚午元历》，但由于成吉思汗忙于西征，没有颁行新历。忽必烈当上大汗，刘秉忠也建议修订新历法。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任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共同负责修新历，随后又令御史中丞张文谦任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与佥枢密院事张易负责主领此事，王恂又推荐许衡参与修定新历。

王恂等人根据自身特长各有分工，王恂负责推算，许衡晓历法之理，而郭守敬精通天象观测与仪器制造。

郭守敬认为:修历之本，在于测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如今所用的司天浑仪，是北宋遗物，误差转大，难以准确。于是，郭守敬制成新的仪表式样，得到忽必烈的赞赏。

这新仪器包括“简仪”、“高表”、“浑天仪”等十二种，还创制了供观测人员携带的“正方案”、“丸表”等四种仪器。

简仪，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科技含量颇高，把浑仪上的圆周刻度精确到三十六分之一刻（如今现代天文望远镜还运用这一发明），其“法简而中，用密不穷，历校古陈，未与俟功”，可以说在世界上前无古人。

仰仪是一台铜制的俯视天象的仪器，形状像一口仰放着的铜锅，直径一丈二尺，深六尺，锅口上边刻着东南西北四方位，锅内里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坐标。锅口面上用一横一竖交叉的架起一块小板，板上凿一个正对锅底中心的小孔。太阳光透过小孔，在锅面上映出圆形的倒像。人们从仰仪底部的这个倒像，就可以读出太阳的实际坐标来，如发生日食，人们还可以从上述倒像的相应亏缺，看出日食的时刻与方位等。

高表、景符、窥几是通过测影确定节气时刻的三种仪器。

元人杨桓对这三种仪器赞曰:“表高之法，先哲匪惮，其巅影虚，取的是患。表梁上陈，景符下依，符窍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窥几是映。几限容光，圭表交应。器术之密，推步之精，历古于今，斯毕其能”。

经郭守敬与诸多天文历法的官员共同努力，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编成新历，忽必烈赐名《新时历》，颁行天下。

可以说，郭守敬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与水利学家，是中华民族科技史上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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