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锡纯（1860～1933年）一生熟谙经典、勤于临床、发遑古义、创立新说，他的精神、思想、学识、著作和成就，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淘洗，仍浮光耀金，影响之大，至今尚无来者。
今天，探讨中医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张氏作为近代“医界群推第一人”，我们应向他学点什么呢？
继承是离不开读书的，然“学而不思则罔”，博览还应善思。张氏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幼学四书五经，其父张丹亭精于医道，于是诵经之暇，还旁及医书。
张氏读书治学之道，可以总结为两大特点，即“博”与“通”。所谓“博”，即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从《易》到《老》、《庄》及诸子百家，从《内》、《难》、《伤寒》到金元各家，兼及西洋学说，无书不读，且由博返约，精读深究；所谓“通”，指在读书与联想的过程中“触类旁通”，充分领悟其旨，同时以理贯通。张氏读医书，主张把书与临床结合起来读，反对把书作为教条。在理论上，坚持用中医理论解释西医，“中医之理原多包括西医之理”，注意独立思考，自明其理，即使某个道理很不成熟，也必须有自己的想法。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说：“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就要敢于独立思考。”张氏具有勤求古训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善思”，进而有所创见。他的治学之道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读中国的诸子百家和中医原著，也无暇冷静地思考问题，甚至不识繁体字，不懂句读常识，要想成为中医人才，只能是“水中捞月”的天真意愿。
林则徐曾有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对做事、做人都很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善于学习的科学精神。张锡纯所处的时代饱受数千年封建社会影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渐进，对于外来文化的渗透，张氏以博大而宽阔的胸怀，愉快地接纳西方文化的撞击，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属难能可贵，同时也体现了张锡纯并非寻常的素质和学养。
张氏说：“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医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如实验器械、化学等），以补中医所短；在西医尤当精研气化（如脏腑各有性情及手足六经分治，分主六气等），视中医神奥之理，原为形上之道，而非空谈无实际也。”有这种高远识见，和兼容互学的胸怀，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去旁采博求，达到不卑不亢、谦逊谨慎的治学境界，这对今日中医界某些故步自封，不愿学习，也不善学习，甚至有意抵制先进的检测方法，对现代科学成果一无所知之人，无疑是一剂醒世良药。
任何一门学科的兴旺发达，关键取决于它的学术创新能力，但创新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当前的中医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创新，张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在张锡纯所处的时代，没有科研课题、鉴定和评选等，但他善于读经典，师古而不泥古，厚积薄发，并大胆地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新学、新方和探索药物新知。他说：“吾儒生于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创新意识可见一斑。在继承中，他主张法古准今、批判继承，着眼于今日之创新与推广。他认为：“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申触类之。”又说 “读《内经》之法，在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处或为后世伪，付之不论可也，此孟子所谓书难尽信之意也”，不可“一一视为神圣语录”。张氏对仲景经方变通甚广。从《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可见到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大陷胸汤、附子泻心汤、白虎加人参汤、大柴胡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等诸方变通法，其斟酌用量、加减药味、煎服法等均在变通中有所创新。张氏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许多理论创新，如大气学说的发挥，创造性地提出大气下陷的病因、病理、鉴别诊断、治疗，所制升降诸方，至今沿用仍有卓效。再用调治奇经八脉，制育冲、安冲、固冲、温冲等诸方用治疑难杂症，屡起沉疴。有的人过多强调目前中医的条件差、设备不足，不愿在创新上下工夫，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有了现代化的科研形式，以先进的动物实验和西方科研方式进行操作，不少成果还屡获国家各级“大奖”，但却没有为中医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这不能不让我们冷静思考。张锡纯当时的条件，首先是有大量患者，其次是他有大量的书，并不断地研读，再加上有一个精明的头脑善于思考，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中医也拥有张氏的条件，尤其是基层、农村有得天独厚的中医环境。应该学习张锡纯那种按传统模式的继承创新方法，这是一条非常有效的发展之路，只要我们从临床入手，一个病症，一个方药，不懈地探求和总结，也应有像张氏一样的创新成果。
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中医学的理论方药等疗效如何，安全性如何等，都必须付诸临床才能得到证实。张氏一生勤于临床，对于古方新药主张首先“验之于己，而后施于人”。如甘遂、细辛、巴豆、硫黄、花椒等，皆亲口尝之，以验其毒性。
在新版《医学衷中参西录》芦序中云：“建立完整医案，及时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是张锡纯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遍观先生全部著作，验案介绍，几逾其半。凡举辨证论治，选药立方，莫不证诸实践，言之凿凿，其于随证变化，是见手眼之处，亦皆迂曲详陈，发人慧思。”此外，张氏善用生石膏，独树一帜，临床上有关石膏的生、熟细节体验真切不虚，并向病家详细交待，如“故凡用生石膏者，宜买其整块明亮者，自监视轧细方的。若购自药房中难辨其煅与不煅，迨将药煎成，石膏凝结药壶之底，倾之不出者，必系煅石膏，其药汤不可服”。张氏临床的这种务实精神，难道不值得今日之中医学习吗？“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张氏一生创制了不少新方，正是他临床务实精神的体现，这些方疗效确切，安全方便，广为传用。如镇肝息风汤、升陷汤、资生汤、燮理汤、理饮汤、活络效灵丹、寿胎丸、补络补管汤、建瓴汤、薯蓣纳气汤等均能彰显张氏临证的工夫和水平。
张锡纯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风浪之中，勇敢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又能在学术上不为时风所动，忠实传统，提炼传统，海纳百川，为我所用，一心以活人济世为己任。他说：“人生有愿力，而后有大建树，一介寒儒，伏处草茅，无所谓建树也，而愿力固不可没也。
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自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则愿力大。”医生乃社会最低层，难作伟大之业，但张氏心存崇高志趣，不随流俗，潜心学问，宁静致远，自信稳健，诚不失大师风范。对于做学问，孔子主张“先事后得”，谈的是做人做事，首先不要追求个人利益，以后自然会有好的成果。这四个字要做到很难，尤其在今天的社会风气下更难。张氏生前身后不少人对他不成熟的“参西”观点不理解、不认同，甚至提出批评，但他自有“毁誉可由人，而操守当自坚”的大气，超过功名利禄，不入歧途，坚持“参西”为“衷中”之用，终成大师，值得今日中医好好学习。毋庸讳言，今日之中医，面对现代技术高利润的诱惑，市场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淡薄……欲学张锡纯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的高点，脚踏实地，潜心学问，注重“内美”轻于“外扬”，苟非“宁静”者，实为难矣！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要成为某方面的大家，首先应该做到超越当世的功名利禄，古代的张仲景、李时珍如此，近代的张锡纯也如此，只要我们能在中医继承的道路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克服浮躁，甘于寂寞，就会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学有所进，学有所成，在中医界多出人才，进而再出现继张锡纯之后的当代大师，则中医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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