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榷”的目的与“校证”的意义

古书经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开卷本该有益，却耽搁了天下读书人。王鸣盛有感于此，著《十七史商榷》，以行纠正。

王鸣盛天资高而治学勤，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此书序中其自谓写作状况：“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飨太牢，不足喻其适也。”人之于学，不专则不能，虽百工其业至微，犹不可相兼而善。积健成雄几十年，此乃学人成长必经之路。

王鸣盛，字西庄，号西沚居士，为清乾嘉年间的经史学家。四十二岁时，母去世，回籍丁忧，既丧除，以父年高为由，不赴补。从此休官不出，专治学问，闭户二十余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注古籍，考证史事。其“性俭素，无玩好之储，无声色之奉，晏坐一室，左右图书，咿唔如寒士”，终得完成百卷本《十七史商榷》，且与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

义可顿悟，事须渐修，于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处，擘肌分解，条分缕析，横生意见，驰骋议论。考据学在当时被视作是天下学问，以此为大，但其构筑在硬功夫、死工夫之上，否则望尘而遁，知难而退。通校全史，何谈容易，既读且校，随校随读，购得善本，再三雠勘。妹夫钱大昕《答王西庄书》为此道：“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需平允，词气需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无足辩。即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也，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所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其殁，钱大昕为之撰写《西沚先生墓志铭》。

《十七史商榷》是部史学津梁大著，单远慕先生为之校证，曰《十七史商榷校证》（三晋出版社2021年6月版）。记载有异同，见闻自离合，“商榷”的目的，王鸣盛自云：“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而“校证”的意义，则在于通过整理，准确导读，生古人之后，当为古人考误订疑，使后学对此作有一更为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