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算法困境”的任督二脉调理
外卖骑手“算法困境”的任督二脉调理
——拂去正当管理的尘埃
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外卖从业者在骑行过程中，疲于奔波引发交通风险的内幕曝光后，不少媒体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外卖骑手陷入了“算法困境”。相关企业平台表示将进一步优化系统算法，而有消费者评论则不以为然，认为平台依然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难改骑手被算法压榨的现实。的确，如果说算法控制是一种科学管理，那么企业同样离不开正当管理，算法的任督二脉需要同时调理，正当管理的尘埃应当拂去。
管理的二重性难以偏废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张一鸣的一句“算法没有价值观”虽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也属于一种客观现实。管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二重性的并存是一个常识，只不过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前者表现为科学管理，后者表现为正当管理；算法控制无疑是在进行科学管理，而体现社会价值观的正当管理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如果说“算法没有价值观”表明二者不能相互替代，那么“算法困境”则表明二者不能有偏废。
外卖骑手受算法控制，不难使我们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在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泰罗制（泰勒制）：资本家在车间里掐着秒表，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只不过在算法困境中秒表变成了看不见的算法，生产线变成了交通路径。泰罗制作为科学管理的典型范例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引起了工人的抵制，乃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导火索。即使在管理科学内部，学者们也认识到了泰罗制的缺陷，纷纷尝试用人性化的方法弥补其偏颇，这就是行为科学的兴起。人是社会中的人，专家们所谓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性，比如有“社会人”的人性假设。如果说管理学派之间的相互校正表明管理的二重性不容忽视，那么外卖骑手的“算法困境”就是管理二重性的再现。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转轨中从“大锅饭”开始向管理要效益，强化科学管理的理念无疑也是一种进步。然而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当管理科学被作为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向时，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对管理社会属性的忽视，随着而来的就是穷庙富方丈之类不正当管理的盛行。针对于此，有人指出“中国企业最缺正当管理”（《企业文化》2005年第3期），强调管理社会属性的存在，主张掀起正当管理的盖头来。然而应者寥寥，直至公司治理问题突出，依然有人以为公司治理产生不了效益，将治理机制当做稻草人。这除了内部人处于强势地位之外，也与媒体的误导有关：说正确的话没有人回应，戏说乃至挑起悖理的话题反倒容易成为网红，正当管理蒙尘。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外卖骑手的“算法困境”其实是管理二重性的失衡，核心是正当管理的缺失。算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提高外卖的配送效率和精准性，使得平台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对此由骑手承担相关风险，即当他们超过系统规定的送单时间就要受到处罚，而由于赶时间造成的工伤损失责任不明，对骑手来说不公平。平台如果一意孤行，就是在实施不正当管理。当骑手处于弱势地位，对算法的精准与无情难以抗拒时，就是社会正义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即使提高了科学管理的水平，也很难说是健康的，不具有新常态所需要的可持续性。这就像人的任督二脉，即使科学管理的任脉是通畅的，但是在正当管理的督脉堵滞，身体阴阳失调，免疫力低下，就亟需进行调理。
算法除了正解还有当解
有人认为，企业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采用什么样科学手段加强管理都是正当的。这固然有道理，然而不要忘了，所谓“算法没有价值观”至少意味着科学手段只是“中立”的工具，即可以正当使用，也会被不正当地利用，强调正当管理反对的是后者。在科学管理解决过去的一些管理短板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管理问题；因此当科学管理的触角拓展之处，正当管理就应当跟进，不能形成新的法外飞地。
即使不考虑伪科学的作祟，科技研究除了有正解，还应当有当解。这与管理的正当性包括“正”与“当”两方面是一致的，如果说正解意在解决真伪、对错等立场、品质问题；那么当解则是在提供社会接受度之类的方式方法。做出这样的区分绝非咬文嚼字，而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创新”项目：其科学性似乎没有问题，论文已经发表却难以市场化，最终因为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而被束之高阁，还有一些因为涉及社会伦理问题甚至被明令禁止。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一种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原本不错的科学工具被人不正当的利用，又以处置失当的形式表现出来，都需要厘清科技成果“天然正”的误区。由此可以看出，强调或者兼顾科学技术的的当解并非多余。
“当”讲的是适当，管理方法只有适当，才能在团队内部实现和谐。用科学代替当的问题的解决即使是善意的，那也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科学手段的奏效存在着条件制约，而且在一种工具只能解决一种特定问题，在有矛盾面存在的情况下很难同时兼顾，难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吃梨对人的牙齿有好处，吃多了会伤脾；吃枣正好与吃梨相反，可以健脾，但吃多了却对牙齿有害。囫囵吞枣，会带来新的问题。算法也是一样，难以穷尽所有的相关因素，本身有其局限性。比如恶劣天气突发事件出现时，就很难要求骑行按常规速度我行我素。“正”与“当”作为具体实施正当管理的两翼不可相互替代，尽管在经济形态呈粗放式发展时很难求全责备；但是在质量发展需要精细化管理时，就必须同时面对。
在管理中对科学工具的选择还与使用者的利益取向有关，而市场交易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如果只顾其一不顾其二，即使并非故意失道，那也出现失当的情况。外卖平台的算法是由资方投资开发的，难免会以资方的意志为主导；表面上看其算法对消费者有非常强的倾向性，实际上还是为了争取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认可，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将获取这种竞争优势压力或者代价转嫁给员工或者外卖从业者，对于骑手来说，显然有一个承受常量的波动存在，不能要求其总是在极限状态下奔波，否则至少是在进行不当管理。不当管理积累的多了，显然会酝酿危机。骑手在无情算法面前虽然无法与之直接对抗，但是在长期的压抑中难免有将自己的不满转移到同事，直接上级等方面，引发其他矛盾。
参照实体清单合规指标
算法应对的不完全是机器；当其运用于管理，需要由人执行的时候，必须考虑被管理者的感受。也就是说，实施科学管理不能悖离以人为本的精神，需要合理调理算法的任督二脉。当然，对算法的开发离不开人的智力运用，也是在以人为本；然而作为一种开发成果，一旦独立成为管理工具，就有了一种异化的力量，必须考虑其适用性。比如参照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方式，对其实施合规管控。
应当承认，当管理中的短板比较棘手，用科学管理的“技术”路径加以解决非常重要。然而尽管技术作为凝结工程师意识形态的作品，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由于其具备的严谨的自洽逻辑和独立的运作和语言体系，比较容易产生客观和中立的认知；但实际上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应当寄托着工程师对社会的美好愿望，正当性应当是一种前置条件而不是相反。外卖平台的算法对配送效率的设计与骑手的报酬挂钩，和计件工资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既设定骑手愿意多劳，又假定骑手有延迟送达的惰性，左右施压，就有压榨之嫌；试图用科学的算法把正当管理的皱褶熨平，那至少是一厢情愿。这反过来说明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不能过于理想化，需要返璞归真。
尽管对算法之类科学管理工具的打造专业性很强，但是这并非只能走专家路线；对相关指标的设立，乃至对赋值大小的确定，不能由少数人闭门造车，需要员工参与。员工作为外行虽然对于其中的技术性问题难以提供充分的帮助，但是对其应用是否恰当，员工应该有相应的话语权。一种是管理工具的规制方向需要权衡，只能择其一时，通过员工参与的方式有助于提供最佳选项，兼听则明；另一种则是当管理工具的规制方案已经确定时，员工的参与有助于既定方案的完善与落地。这有助于摈弃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主观主义，反过来可以更好地证明自己对科学管理工具的出发点为“正”，增加管理决策的透明度。我们可以相信通过算法改善管理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也应当相信员工并非改善管理的对立面。
打通”算法“之类的任督二脉除了扶正，还需要祛邪，即反对不正当管理。这仅仅依靠管理者的良心发现是不够的，需要有监督乃至外在校正机制的存在。在骑手面临的“算法困境”被曝光后，正是官媒的高度关注使得外卖平台感受到了不小的舆论压力，相继表态要优化系统，提高外卖骑士的权益。然而从目前提到的优化措施来看仍然差强人意，难以有效解决外卖骑士的困境。这其实是与监督机制的有无或者发挥作用力度的大小是相关的，比如工会的失声，劳动监察的缺位，都会使得劳动者得到应有的劳动保障大打折扣，使得外卖骑手颇感无助。因此有专家建议，外卖员应该有自己的发声平台，相关平台应该在社会层面上建立起一套算法协商机制等等。毫无疑问，对于作为管理工具的算法进行合规管理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