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有趣的事：清朝也获得过西方国家的赔款
从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就一次次地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西方国家也向清朝赔过款。这个国家是普鲁士。
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普鲁士是当时德意志人地区内存在的二十多个邦国之一。德意志帝国是普鲁士于1871年统一了除奥地利以外的邦国建立的一个新的国家。
神圣罗马帝国为德意志第一帝国，普鲁士统一的德意志称为第二帝国，希特勒自称为第三帝国。
欧洲大陆上原本就是一些邦国（贵族领地）和自治领城市，特别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地区，几乎没有大一统国家。法国革命后，科西嘉没落小贵族后代拿破仑做了皇帝，权力欲和自信心爆棚，想做欧洲的大救星，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四处征服解放。
邦国和自治城市没有力量对抗法国汹涌的人海大军，出现统一起来对抗法国的呼声和趋势，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统一国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普鲁士是欧洲强国，为什么会向清朝赔款呢？
这得从清朝对外政策的改变说起。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是朝贡体系，来往的主要就是朝鲜、越南等几个藩属国，几乎没有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除了俄国一个国家以外。所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来研究和制定对外政策，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按照惯例执行朝贡程序而已。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进入清朝，旧的对外体制明显不能用了。经历了二十年的漫长磨难，清朝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对外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11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办公。恭亲王奕䜣、恭亲王的岳父、直隶大臣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为总理大臣。桂良、文祥都是满洲瓜尔佳氏，桂良第二年去世，实际上就是恭亲王挂帅，文祥当助手。（共五位，全是满人）
地方大员支持和参与自强运动的主要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中兴大臣。
总理衙门主要做三件事：一、开展自强运动；二、研习国际法和西方各国法律；三、兴办新式教育。这三件事几乎涵盖了清朝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自强运动，就是大家通常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说法不准确，当时是抵触和反对所有的洋人的观念，说洋务，是贬义。恭亲王不会傻到说自己在搞洋务。准确的说法是自强运动。（曾国藩说的“自强之道”）
在本号往期谈鸦片战争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恭亲王他们搞自强运动是一场“阴谋”，是想“师夷之技以制夷”。
清朝最早提出“中体西用”的是冯桂芬，他是林则徐的学生，曾国藩的朋友，李鸿章的幕僚。他说得最明白，“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说白了就是，我现在装孙子跟你学，等我学得超过你了，再打得你成孙子。
当时除了魏源、徐继畲寥寥几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也是有其文明传承，有齐备的典章制度的国家外，绝大多数人是把洋人看作化外蛮夷的，只是船坚炮利而已，认为清朝失败只是器械差，技不如人，而不是观念、体制的问题。
因此，自强运动走上了一条狭隘的斜路，就是“强兵”，简单地认为只要军事力量强大了，就可以战胜西方列强。在普鲁士、德国曾经疯狂追求嚣张至极的“强权就是真理”，结果还是迅速的灰飞烟灭。
自强运动的观点和行为，当时就受到大学时倭仁的抨击，认为是“舍本逐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是守旧的，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却超越了那些自强运动人士。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倭仁秉存君辱臣死的旧传统纲常伦理，知行合一，与全家人一起自尽殉国。不能因为倭仁的守旧，就怀疑和攻击倭仁的人品。
自强运动的这个迷思一直要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逐渐消失，清朝人才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是，“蕞尔小国”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成为强国。一心“强兵”的大清朝只学技术，表面强大了，实际上不堪一击。
总理衙门成立初期，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去做那主要的三件事。下面分别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自强运动的失败案例
清朝面对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就是所谓的“洋夷”。只有俄国是“陆夷”。因此，首先是要建立一支海军来防御洋夷。正好当时（1862年）太平军在浙江肆虐，朝廷忧虑沿海控制权落入太平军之手，于是责令总理衙门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清朝没有海军专业人员，买舰队时还得雇请英国的海军军官、水手。
总理衙门委托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帮忙采买，共买了七艘蒸汽船和一艘军需船。雇请的舰队指挥官是英国海军上校舍纳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e），另雇600名军官和水手。称为“李—阿思本舰队”。
英国同意英海军士兵服役，但要求舰队必须悬挂他国旗帜。恭亲王下令制作了一面三角形的龙旗，清朝国旗的雏形由此诞生。
这支舰队共花费近130万两白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用这点钱建立起一支近代化舰队也划算，但是，由于中间人李泰国的自作主张，舰队没建起来不说，还亏损了一笔钱。
1863年9月，舰队抵达上海，因为指挥权问题，双方发生争执。恭亲王让阿思本作副指挥官，行政上听命于清朝水师提督。作战时听命于战场指挥官曾国藩、李鸿章。而阿思本在英国和李泰国签约时，则是全权指挥官，直接听命于李泰国转达的皇帝指令。
这些都是李泰国造成的，他是个傲慢的白人至上者，自作主张与阿思本签订了全权指挥的协议，他认为“一位绅士在一个亚洲蛮人指挥下做事是荒谬绝伦的”。
这个矛盾无法解决，总理衙门支付了阿思本和其他水手的薪水后，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然后由英国将舰队卖给了英国人。总理衙门也看穿了李泰国不可重用，给了他一笔巨款，将他从海关税务司辞退，另外聘请赫德出任。这可能是总理衙门作出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研习国际法和西方各国法律的成功案例
要和西方各国打交道，自然要学习各国法律和国际法，不然就是任由人欺负。总理衙门做这个事情是很及时很亟需的，也很快取得了成效。
1864年，普鲁士与丹麦之间为了争夺两国之间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地区领土发生战争，史称普丹战争。
遥远的欧洲发生的战争，本来和清朝八竿子打不着，但因为这两国都和清朝有通商往来，战争行为随通商船队蔓延到清朝来了。普鲁士船队在天津大沽口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
这个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普鲁士船队可以在公海上拦截、攻击丹麦船，反之一样，因为两国是交战关系，但不能在中立国领海里这样做。
总理衙门反复研习了美国外交官、国际法学者惠顿所著，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和清朝与普鲁士签订的《通商条约》后，认定普鲁士的行为违法，强迫普鲁士释放了丹麦商船，并向清朝赔偿1500美元。
这笔赔款的数额虽然小，但却是清朝依法向普鲁士提出的索赔，意义巨大。如果清朝一直坚持研习国际法，并且无论对人对己都严格依法办事，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狗血事件大多能够避免。
兴办新式教育的尴尬案例
要和洋人打交道，首先要有会外语，懂西方文化知识的人。一是做官员的翻译或者做直接工作的办事员，一是做文字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概括和相关文化知识。旧的教育体系里没有这些教育培训，总理衙门开始尝试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办新学。
从1862年开始，总理衙门先是办了一所翻译学校。到1867年2月，扩大定名为京师同文馆。这是是清朝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最初的课程设置只有英文，后来增开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以及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学生修业年限为八年。
可是，当时精英阶层没有人愿意把子弟送进同文馆。尽管这个学校是公费，不光提供伙食和文具，每月还发10两白银，考试优等者另外还有现银奖赏。这在当时可算是高薪高待遇啊。
精英阶层认为这个学校是另类，居然学洋人的东西，丢人现眼。当时的学习正途是考科举入仕，你这个学了又没有功名，又不能做官，岂不是误人子弟？（后来学习优秀者可授七品以下官职）
愿意来的就只有那些穷困潦倒的满洲破落户子弟，不是来学习的，就是来混补贴的。就这样，第一批学生也只有10个，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20个。
同文馆第一任“校长”是徐继畲。此人算是晚清时最早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人，他最推崇的国家是美国，最崇拜的人是美国第一任大统领华盛顿。他的专著《瀛环志略》是清朝最早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之一。此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人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将斯图尔特画的著名的华盛顿肖像画的摹本送给了徐继畲。徐继畲颂扬华盛顿的文章被刻在一块福建产的花岗岩上送到美国，至今仍镶嵌在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
因为身体的原因，徐继畲两年后告老还乡，继任者就是翻译《万国公法》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一直到1902年，同文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
精英阶层对同文馆的鄙视，使得同文馆的生员质量极差。成立了三十多年，竟然找不到一个由同文馆培养出来的学科专业的名家名人。
只有一个“不务正业”出了名的名人，叫齐如山。满人祖制不准嫖娼，满人中的不良子弟中出现了一个具有色情意味的恶习，捧戏子。齐如山就是捧戏子出名的，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就是他捧出来的。
中国戏曲以前就是程式化、虚拟化的唱念做打，没有西方戏剧理论、戏剧美学。齐如山从同文馆毕业后，去欧洲游学，专攻戏剧理论和创作。这个时期他是鄙视传统戏曲的。
回国后结识了还是年轻演员的梅兰芳，竟然为梅兰芳改变了立场，力捧京剧。将西方戏剧理论、戏剧美学引入梅兰芳的戏曲表演之中。这就是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为什么高于其他京剧名角的重要原因。不光在理论上指导，齐如山还亲笔为梅兰芳创作、改编了二十多出时装、古装剧目。
可以这样说，没有齐如山的追捧，就没有梅兰芳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