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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120周年征文”
我家是抗战进关的东北老邮工
转载引言
引子
2015年，响应“纪念中国邮政120周年”的“《我与邮政》全国征文活动”，我们应征投稿，直到现在未得回音，但上网看到评选结果、未被录取，于是发表在这里。原文照录，只隐去我们的实名、联系电话与住址。
文内“乙等邮务员”，在民国邮政职员系列中是最起码一级。
《我与邮政》全国征文活动组委会：
我们热烈响应“我与邮政”征文活动，应征投稿《我们一家是抗战进关的东北老邮工》（配4张图片），署名“东北老邮工何玉山及子××、××、××”，因为是父亲何玉山遗文与我们几个儿子纪实文字的统合。
如文，父亲何玉山与母亲高耀光是抗日进关的“东北老邮工”；父亲的遗文曾最早将“三千东北邮工罢工进关抗日”的史实在大陆报纸上发表（网上至今可见）。我们七个子女……除最小的在1945年11月出生，六个都在“九一八”后跟随“东北邮工抗战”中成长，为3个大学教授、2个国家工作人员和2个高级工程师，
所以，我们不无骄傲地写下了“我们一家是抗战进关的东北老邮工”，深望能让世人看到迄今少见的“抗战进关东北老邮工”普通一员的生命史。
静待回音！ 谢谢！
署名联系人：××× 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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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高耀光与父亲是吉林同乡，结婚才一月就毅然陪夫当了“三千进关抗日东北邮工及万名眷属”一员，在随“邮局逃难”中养育了五男二女，把一生和家庭献给了抗战——我们一家九口，都是东北老邮工生命的延续。
父亲记录了“三千东北邮工进关抗日”
那是1932年2月5日，日军侵占了哈尔滨。民国政府决定关闭东三省的邮政局所、邮政员工自愿选择“留”与“走”。东北邮工面临爱国的考验，是当亡国奴还是进关抗战？时有“三千邮工”选择了进关，向全国发出了“罢工通告”。父亲在“吉黑邮局”响应罢工不去上班。在邮务长史密斯与孔繁衍和工会副主席赵世伦等机智的周旋下，“哈市邮政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热烈欢迎“东三省三千邮工与万名眷属进关抗日”，是“九·一八”后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
父亲与母亲背井离乡撤进山海关，看到国旗飘扬关里关外两重天，受到了热情接待，先到天津后被分发杭州；父亲在西子湖畔的南星桥邮局当了分拣员与淅赣铁路邮车的押车员。
“南星桥邮局”诞生了我们东北一家人
杭州幸福的五年，在邮局寓所、公园、体育场，留下了我们最早的全家福，父亲喜欢上了养金鱼……不谙炊厨的母亲学会了“糖醋桂鱼”、“红烧蹄膀”等几样“西湖菜”、包起了江浙风味棕子。可惜好景不常，“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1937年9月邮局撤出杭州，我们一家人又踏上了逃难路。
跟随“邮局抗战”走出了真实的“流民图”
父亲一直是勇敢的押车人，随火车而进退；战时交通线没有前方后方，火车开到哪里都是鬼子轰炸的首选；坚守邮车，就是一脚踩在阳关道一脚踏在鬼门关，丝毫不亚于持枪上阵在最前沿。
金华撤退时，火车出湖镇不久就被日机炸中起火，父亲与同事李润林冒着生命危险将邮车与着火的列车解开，保全了全部邮件安全到达龙泉，而其它车厢都被烧毁。在湖南弋阳，中午还与行李员同桌吃饭，下午列车被炸那人的肠子被挂到电线杆上，惨不忍睹。在江山，军民混杂落荒而逃，遇敌机扫射九死一生。在浦城难民太多，坐在局车上的军邮员郑柯五用手枪逼着父亲等员工下车步行，日机专炸邮车，偏就炸死了车上郑的小老婆和外婆。
危难当头勇敢者永生，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受到朱学范前线慰问临危有功的邮务人员。坚守前线的邮政员工且战且退，我们一家邮政眷属也陪同走出了最长的“流民图”。
在“新赣南”考取了“乙等邮务员”
中华邮政，创办就有严格的人事制度，大多数员工必经考试录取，在抗战时的“公务员考试”中专有“邮务人员考试”。父亲初中肄业考进邮局，聪明好学、识英文懂俄语，写得一手好字，文化底子胜过大学，在1941年考升了“乙等邮务员”，到赣州邮政储汇局当上了汇兑组长。
那时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正在赣州履新布政“新赣南”，抗日宣传和新生活运动轰轰烈烈。我们一家喜欢上了这块“绿洲”，学唱抗日歌曲，观赏活报剧，看被抓赌博的太太老爷们罚跪、新式集体婚礼上新娘背颂《赣南家训》。学校每天朝会背诵《总理遗训》，还要背《赣南家训》，学习《三民主义》与仁、义、礼、智、信，将民主、民权、民生、平等、博爱烙在幼小的心灵，要做文明的新公民。
可惜，蒋经国的“新赣南”又因日本入侵而夭折；我们一家又随邮局逃到景德镇，到抗战胜利变成了五男二女九口之家，又随父调职到九江。
无私奉献了九江地区的邮政事业
解放初恢复经济大搞“城乡物资交流”，大中路上经常“赶集”，满街卖柴卖炭卖农产品的，熙熙攘攘过节一样；父亲写写画画，把邮局搞成了“宣传柜窗”,成了这条街上很吸引人的新门面。
1955年，父亲被派沙河镇创办“沙河邮政支局”。之前那里只有个小杂货铺的“邮政代办所”，父亲去后把临街前屋改成了“邮政营业处”，在1956年挂上了“沙河邮电支局”牌子（后来沙河镇成为九江县政府驻地）。父亲名义是“沙河邮政支局长”，那时只有一个邮递员即房东原来的代办员。他一个人吃住在“支局”里，难得回九江看望患病的母亲与五个孩子，很快让支局走上了正轨。
1957年，父亲被调派“九江局”的“乡邮指导员”，去开拓“乡邮”。当时九江只有5条邮路才330KM，为“乡乡通邮”要增加邮路。父亲既没入党又没当官，不抽烟也不喝酒，下乡很难“指导”业务；但他清楚“邮路”不是纸上画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走出来的。干脆亲自去踏勘，他带张地图背把伞带个水壶，骑上自行车带点行装，在车后叉安个“磨擦式里程计数器”……那时乡下几乎不通公路，全靠推车脚板走，风里雨里一脚水一脚泥，中午在路边、祠堂破庙里吃点干粮休息一下，晚上赶到乡公所或老乡家借宿吃点热饭，风餐露宿两年多一步步踏勘了九江县与永修县的许多邮路……
父亲喜欢钻研工作出色，在“业务比武”中背得出“全国邮电局所邮路地址”，虽无缘“全省邮电比武”，但在“三年困难”还响应节约号召研究“黄泥巴当浆糊”、自制“圆珠笔油”……“文革”中见街上“武斗”，一个人在街头哭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我们东北一家人忠诚地跟党走，母亲做街道居民工作，1951年当选“九江市劳模”；我家还当选过“九江市五好家庭”；1950年大姐“参干”，1952年大哥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1954年二哥被选送北京航空学院，1958年二姐被保送北京邮电学院……五男二女都成了祖国的建设人才。1969年，父亲被照顾提前几个月退了休，退休证是“检查员”，但给的一直是“工人”待遇。往事悠悠，老父在人生终途写下了：
“我自1927年考入邮局以来，勤恳工作四十余年，'九·一八’哈埠邮工罢工，不为敌用不做顺民，入关不及叩别双亲，二老惨死未能奔丧……最后调至九江局，每动均遵调令……枪林弹雨中维持抗日前线邮运畅通，九死一生家虽破人未亡却人间惨痛备尝”，“扪心自问，尚无愧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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