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白描：作家素质论（朋友和同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立志于文学创作怎样奋斗）

著名作家白描授权   专栏

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

今天想和大家讲作家素质，不妨改个名字叫作家的成功之路。

一个作家成功因素可能很多，但一个决定因素就是素质。素质高了，成就就大。否则尽管也可以是作家，但成就可能会有限。为了便于参照，重点结合三位作家来谈。这三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我们据此看看立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怎样奋斗。

一、创作的准备和训练。

我先讲三个小故事，先讲讲路遥。他在陕北的清涧县，家贫，有一个晚上他父亲带着他走了很远，在一个瓜棚里住下来，实在又冷又饿，就去人家地里打两个棒子。还没烤熟，被人发现了。陕北很穷，但偷的事非常不能容，他们知道在劫难逃，非常胆怯。他们把情况说了后，农民们尽管很生气，还是放过了他们。小男孩松了一口气，多年以后，这事在路遥心里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陕北那么穷，却能原谅人。

贾平凹从小又瘦又小，这天他很高兴，家里养了一年的猪要卖了。他母亲为他们上路做准备，也是苞谷棒，没成熟的，磨好后摊成饼子，磨的时候那个浆有甜味，贾吃了很多，结果走到半路肚子疼，他父亲把猪推到一个小镇上卖了，他一路踢猪，不让他撒尿拉屎。

陈忠实十二岁以前没离开过家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十二岁以后他上学第一次考初中出了远门，第一次走的沙石公路，发现脚下疼得不行，手制的鞋已经被磨破了，把庄稼叶子垫上，又把毛巾垫上，再把课本撕下垫上，都磨穿了，血肉模糊了脚。他都快要放弃了，突然听到一声呜呜的火车叫，平生第一次看见真实的火车，同时看到车窗里有好多人，有一个与他同龄的人也坐在车上，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是不用脚走路的。他从此获得一种力量，坚持走到镇上，考上了初中……

1985年夏末，陕西省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左起：子页  白描  贾平凹  路遥 京夫  陈忠实。这是陕西文学创作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尔后引发了“陕西文学东征”现象。照片摄于会议期间陕北毛乌素沙漠。一个多月后，路遥便一头扎进铜川陈家山煤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因为陕西作家原来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曾经有次搞过活动，讲一件童年里最难忘的事情，这都是我们当时一人讲一个故事出来的。事过多年，他们讲这些故事眼睛都湿润了，大家也觉得象经历一次灵魂洗礼一样，气氛非常庄严。

这三个人都是新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人，这三人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们的作品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感染了无数的读者，同时也是许多学者专家研究的对象。但有意思的是，这三位精英人物全都没有受过精英教育，甚至连系统规范的教育也受得不完全。比如说路遥，他初中毕业后就回了家，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在延安大学读了三年工农兵大学，后来《陕西文艺》抽了他、我和叶延滨三个人做编辑。

贾平凹也是，初中毕业就回到家了。陈忠实连大学都没上过。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如果需要基本建设，那这个基本建设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当一个作家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准备？现在的作家有些可能是高学历的，但包括张抗抗、王安忆等，老的更不用说了，好多好多都没受过好的教育。有过一个论调，大学里培养不出作家。

有些人尽管没经过高等的、规范的训练，却也成为了优秀的作家，那作家到底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东西在前面三个故事里已经讲到了。

我觉得精神生态系统对作家的创作事业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作家这个行当与别的行当的不同之处。一个科学家精神生态系统可能很苍白，甚至可能会很幼稚，也一样能成其为科学家。但作家不同。

一个作家的成功涉及很多方面，有个人成长、价值尺度等内部的，宗教、文化观念等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东西，这些显文化或隐文化的东西，都综合地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生作用，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精神生态的东西，尤其是作家的感情体验。 

我觉得从创作的发端来看，任何生活现象，只能变成一个人的心理现象以后，才能最终转化为文学现象。心灵和情绪上的感觉和感知是这种现象的必由之路。

第一个是感情积累，只有心理上有了足够的积累以后，心灵和情绪上的感觉和感知，才能更好地反映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叫文章“自命达”。说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大遭大难，就难以产生撼人的作品。如屈原受贬、杜甫遭逢安史之乱、曹雪芹家道破败等等。古人还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即说文学最终要写什么？就是写人情世故。就得明了人情世故，把它看透，在人情冷暖，世道艰难中体会，这实际是关于人的一种素质训练，是生活给予人的一种训练，作家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人，一个作家敏感不敏感，在顺境和生活底层的人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低微的人看到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一面。

我们谈这三个故事，可以明白文学创作需要种种训练和准备，最终要明白的是一些人生的苦难给了作家一些秉赋，洞悉生活。人生象一出戏，在底层就能体会到一些幕后的真实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苦难的经历或在生活底层得到一些磨砺，在感情上即便是一个不太敏感的人，也会变得非常深刻和敏锐，甚至生发出一些丰富的想象。

我们有时开贾平凹的玩笑，说是不是生活中没女人，在想象中就幻想有多少的女人，他的观点就是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他一直说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真的。

我们七十年代时，我和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贾平凹一起承编一个刊物，我们一起出去观察同一生活，回来一起写一个东西，我总是写得细致入微，他写的却完全不同，是大不一样的，他的想象力异常丰富。比如我们到一人家看到一个腰好看的姑娘，我一般写实的，而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了联想加以幻化的想象出来的东西。

就是要能培养这样一种才华。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可能在虚幻的世界里加以想象和创造。对于以上三个人来说，他们早年承受的苦难成就了他们，是命运给了他们机遇，是苦难成全了他们。

我们再以路遥为例。路遥我们走得非常近，我们七十年代住一个房间有一年。奠定路遥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是《人生》。里面写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刘巧珍。很多人问他，怎样写出来的。我知道他小时的事，他说过，陕北的农村女孩们不上学，有的一辈子可能没鞋穿。他从小非常自卑，不敢到男孩子堆里玩，裤裆补过多少遍，一玩可能就开了，这使他非常羞怯。往往这时就有一个女孩把他拉过一边，帮他把衣裤缝上。他曾说过一个细节，一个女孩对他非常好，他没什么可报答她，他就盼着山上的野杏熟，等到时候了摘一捧去给那女孩，跑到那里杏子都被汗水弄脏污了。他工作后再回到家，当时的女人们已经被生活弄得变了形，而她们的孩子们又在重复着她们的生活。正是有了这些活生生的形象存在于他的脑子里，导致刘巧珍这个人物在他的作品里出现成为必然。如果说他在生活底层里没有如此体验，他没有和这些女性形成这种友谊，他的作品里是不可能写到如此地步的。

我在这里这样说，绝不是要大家去寻找苦难，也不是说只有经历了苦难才能成为作家，我是想让大家明白，第一，对于作家而言，苦难是可以转化为财富的。好多职业的苦难是不能转化为财富的，而作家的苦难则一定可以转化；第二、无论有没有经历过苦难，要想成为作家，一定要具备一种能够体验各种感情形态，洞悉各种人情世故的本领。诗可以在一个点上钻下去，不怕极端化。但一个小说家不懂人情世故想写好小说是不可想象的。这对于作家素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文学创作是一种高智能的工作。他要进行很多技术方面的训练，这一点大家也不能忽视。比如说这三个人成功的还有一个因素，是不断读书，不断吸取各种素养，不断写作。他们没有受过精英教育，但他们在文学创作前的准备工作，在文字的表达准备上做得非常扎实。 

路遥有一次和我借了一部《静静的顿河》，一个礼拜要还，他有时读书可以读到睡着。陈忠实家五里远有一个图书馆，他从小去读。贾平凹读孙犁、林斤澜，可以说每句话都读都三四遍以上。

巴尔扎克、果戈里都是富读了大量的书和艰苦的准备工作，创作才有了良好的开端。

第二个方面，我要讲执著专一的目标。 

作家是一个很诱惑人的职业。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习惯，非常迷信书。常说书上怎么说的。这种迷信往往转化到写书人，教书人。我们把孔子、孟子尊为圣人，放在帝王将相之前。这几年，作家这个行当不如前些年那么风光。十年前，你看征婚广告，大多数都有本人喜欢文学，找一个喜欢文学的。现在的广告则写本人有车有房，要找个有车有房的。有的人抱怨世风日下。我觉得这实际很正常，这应该说是文学回到了它的本位。

我们过去的社会人们机会太少，而一个文学即使是一个毛小子，明天一个作品出来就身价倍增，就可以改变命运。其次，过去文学在好多时候肩负的不是文学的使命，比如说教育的问题，救救孩子，刘心武写的《班主任》就提出的社会问题是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不是文学自身的成就。我现在觉得作家是回归到了作家的本位，文学回到了文学的本位，现在才正常了。

但是作家以后不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都应始终站在时代的精英行列，受到人们的尊重。很多人只看到作家一旦成名，就名利双收，很风光。其实作家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在外界诱惑力很强、个人成才机会很多的情况下，选择文学就注定要忍受更多的清苦。柳青说，一个作家要甘于寂寞。

1985年我们对陕西的作家群作过一个调查，陕西省三十五岁以下在全国省市以上发表过作品的有一千五百人，实际上这里面的人有的当了老板，真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多，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一起起步的也有一大批，但这批人里坚持下来的也不多。这三个人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地咬住这个目标。当然这三个人坚持得不尽相同。

贾平凹生得又瘦又小，当工人做农民他都无法生存，就是可能写个字，搞搞文字合适。他初中毕业后回到家，家里派到修水库的工地上，他挣的工分没有妇女多，不能干老受人白眼，只好办黑板报去。大家都满意，再办工地战报，又办得象样，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他这才练笔，写东西，认定自己要吃笔杆子饭。

路遥这个人当作家可惜了，他其实最适合的是搞政治。这和陕北这个地方一样，出了造反的李自成、刘志丹。陕北这个地方分三块。很多人把陕北等同于陕西。陕西其实分陕北、关中、陕南。史记里所谓的天府之国是关中，而不是四川。从文化板块来讲，陕北是一种典型的流牧民，鼻梁高，有的还是蓝眼睛。从姓上，有的姓忽、姓呼延，有外域文化；关中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陕南是典型的长江中下游文化。陕北绝对看重的是耕读传家的文化。如司马迁、仓颉。陕北对政治特别敏感，路遥也是，但他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当作三种人清查，武斗后还被关进去过一段。十九岁做过县革委会副主任，生活剥夺了他在政治上的机遇，他的思想还想发芽的时候，他才认定文学还有可为，他是个目标感非常强的人，从此就再不改变。

陈忠实也是从来对自己的目标不放弃。

这三个人都面临过很大的危机，使他们开始与文学结缘，选定了文学，就从此再不改变。这世上有些人太聪明，天份也好，但常常做不出什么大事。做大事的常常是木讷寡言的人。

陕西还有一个作家叫杜鹏程，他写《保卫延安》绝对不是天份写出来的，是自己和自己死拼较劲写出来的。路遥写《人生》也是死拼出来的。他写的第一个中篇获奖是最后一名，上台领奖是最后一位，后来写获奖感言，他写“我随着长长的领奖队伍……”。他是憋着一股劲儿，他心气很高，绝不甘心，曾发誓要写一部轰动性的作品。他写人生我记得非常清楚是1979年，当时我在陕西师大教书，写了路遥的第一评论《路遥的小说创作》。他当时正在写《人生》，从西安回到陕北写这个作品。我到那个招待所去，烟头用簸箕装，他为给自己奢侈点，买了点桃酥，用二十三天，写了十二万字的《人生》。

陈忠实和我是邻居，他妻子和孩子在城里，他躲到乡下去写作，当时贾平凹和路遥都有长篇获奖了，他干了五年。一般人认为路遥获奖后陈忠实会急不可耐地把一个长篇拿出来，我知道他有这个志气，他说过一定要在五十岁以前写出一部可以到棺材里当枕头的东西。他一直不拿出作品来，他写得非常非常艰苦，是一种非人的自我折磨，令人感伤。我记得是1991年年底，他一定要在这年写出来，赶在五十岁以前。他告诉老婆不能回家了，一个人在那里干，到腊月二十九划上最后一个句号，轻松下来，什么也不干，一个人沿着白鹿原的一条小河往上走，自己都不能相信这完了吗。天黑了，他一个人坐在村口的一个大荒草上，想着五年来的苦，突然把脚边的荒草点着，象野兽象地狂叫。第二天回到西安。他妻子不知道他的事业，年三十把自己家的门叫开，他妻子问完了？他说完了。就四个字，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艰苦的东西。

作家这种目标感非常非常强。路遥写出了《人生》这个好东西以后，有人说你到了顶峰了，他不承认这是他面前的最高的标杆。我们下面引用他一段话：“在无数个痛苦的夜晚……也许是二十岁左右……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要写一部生命中最大的书……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为什么这个诺言此时此刻鲜活地来到我的面前！”有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做《平凡的世界》的准备，他到一个偏僻的矿山去写，写得非常艰苦。他原来壮得和熊一样，可那时他已走路都偏偏倒，总想坐下，是一边看着病一边写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他，他绝对走不下来，特别是碰到一些坎坷的时候。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坚韧的品格和强烈的超越意识。

文学创作天资当然很重要，但具体一个成功的作品，它的智慧并不一定很重要，而更看到它里面的艰苦与劳作，尤其是一个有力量有份量的大作品。

就工作特点而言，作家这个行当，永远是个个体劳动，非常艰苦，很难获得外界帮助，哪怕有，也不能缓解这种劳动给你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和盖一间房、搞一个科研题目不同。

创作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是作家自己与自己叫劲，自己与自己搏斗。基于这一点，是否具有坚韧的品格直接决定了作家成就的大小。任何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包含了作家这样的艰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创造就必须超越。作家要超越，首先就要培养一种意识，就是无榜样意识。他的经验可以学，拿过来，却不能照学。因为就文学而言，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前人经验上不断超越前人的历史，没有这种超越就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文学。这话是否有点绝对呢？实际上作家心中可能有楷模，不可能没榜样，但这个榜样在他心目中只能是精神楷模，只是方法途径，而不是作家自己的写作方向。如《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就学习了果戈里的写法。

路遥写的《人生》在80年81年时，他对高加林原来是一种道德评判，在困难时农村姑娘刘巧珍给了高加林支持，不当农民了，就抛弃，再回到土地上来，又从姑娘那里得到慰籍。那时给高加林定位是一个要批判的人物。陕西作协有一个很好的说话探讨的环境，大家把一些东西碰一碰。路遥和我们碰这个人物，我们就有人认为不应当这样，觉得高加林一个个体命运求自身的发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怎么对待高加林，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象肖洛霍夫对待葛利高里的把握。路遥最后取纳了这个意见，完全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背信弃义的男子。当然，最后高加林这个人物也是争议最大的。

这个例子就明显地有参照，甚至设定一个形象都有参照，却只是当成一个精神楷模，当作一种创作途径，而写出来的人物却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当时写时都很胆怯，但最后吸收了旁人的意见。

科学和艺术的同异，相同的地方，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高智慧的一种活动。但他们在创造思维、目的、方法、过程上又截然不同。他可以吸取前人成果或当代人的成果，使这些成果有分有合，研究一个科研课题。而作家不同，不可能去重复前人创造的形象，不可能重复同辈人创造的形象。科研上一个课题完成就解决了，而文学艺术上，比如写一个地主，不可能重复别人的地主，不可能在别人的形象上进行生发。科学是一种整体创造，而文学作品每一篇，哪怕一句话，都要带有独立意识来创造。科学有一种真实，而文学艺术往往要超越这个真实。

作家能否超越这个意识，往往成为一个作家成就大小的杠杆。海明威从事创作时他就立志要超过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他回答别人，作家要看什么书，他认为你想超过谁就看谁的书。若想与已故作者竞赛，就要读他的作品，再超过他。还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

陕西作家就有这样一个很好的风气。对青年作家扶持，我们经常召开研讨会，分析不足，找到突破口，再力图有成绩。我记得88年我们组织了一个长篇小说研讨会，我们包了一辆空军政治学院的豪华大轿车，往陕西走，一路聊天，不断旅游，从西安一直到陕北的榆林，再到……在这个会上我们认真地检讨了自己的一个最明显的弱点，就是摆脱不了个人出身对自己的影响。我们陕西作家往往都是农民出身，目光比较狭窄，经验比较少，美学观念比较守旧等等。陕西作家尽管人数很多，但到北京开会，是最没有生气的一个省，很土。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觉得在世界观已经定型以后要有大的改变是不大容易的，但有了这种自觉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作品，引发了陕西作家的“东征现象”，在九十年代初四年里由引发到爆发，引起文坛的轰动。

路、陈、贾是陕西作家里超越意识最强的。这种超越意识的强弱，决定于人的内在气质上的强弱，它不仅仅是胆识的表现，而是目标追求越高，超越意识就会更加强烈。如果取得一点成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第四个我讲丰富的美学修养和审美理想。

作家的美学修养十分重要。作家创作活动的成就，作品的优劣质量高低，为国家民众承认的程度，与作家的美学修养和审美理想密切相关。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断提高自己，建立一个相对健康的审美意识和品味。 

贾平凹最初一些短篇，甚至都是先有一个细节才激发灵感，象滚雪球一样慢慢完成，这样写即使有了成绩也是小情小调。有一个砖瓦窖的马蹄子与学校上课产生矛盾，贾平凹就根据这个事扩张成一篇小说。一个老农特别重视教育，他赶着车驮水给学校送水，为了不影响学校学习，就用棉花把马蹄子包起来，贫下中农关心教育，这谈不上什么境界。但是现在他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丰富，随着他审美理想变了，他的写作也变了。他已不是从一个细节一个故事开始，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危机写出了《怀念狼》。哪怕《废都》，在写男女性爱中有格调不高，但里面有一点你不能忽视，写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挤压当中，他找不到自己落脚之地，甚至可以听到作品里他的灵魂碎片垮落的声音。看了这样的作品你不能不联想到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人们思索。这个境界就高了。

那么审美理想是什么在起主要作用呢？作家是怎样一个较量方法呢？我认为作家的较量分三个层面：

一是基本功的较量。基本功在于一个作家想要表现一个东西不会因力拙而苦恼，不会形成不了文字，不会写不出来。那个人也能写出，写得更好，就比这个人还高。这很容易看出来。我当主编时有作家说，我把中间两页粘在一块儿，你编辑看都没看。有的作品是看不到最后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有的则不用看到最后。只看前几而，甚至不用看作品，一个留言条都能看出文化水准和文字的基本功。在这个层面是一个最初始的层面。一个作家要画山象山，画水象水。这是最肤浅的，也是最基本的较量。

二是才情。一个作家有没有天份才情非常重要。有些人的作品你觉得基本功很好，但就是没有才情，有的人非常灵动，写东西能别出心裁，这就极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流派。这个较量比基本功的较量又高了一个层次。

最终的较量，是一种人格的较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一个人格委琐的人，绝不会写出一个大气磅礴的作品。张贤亮和陕西作家座谈，回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你看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里面的人有多好我就有多好；作品里面的人有多坏我就有多坏。包括审美，包括意志品质。我们读一些作品，大境界小境界，都是由人格来决定的。我们读杜甫的诗，他前期的诗是文字好，到了安史之乱以后，一经磨难，他的作品马上有了一个升华。读屈原也是，对恶的嫉恶如仇，不和小人同流合污。我们再读托尔斯泰，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他笔上的人物，无论是要肯定的还是要否定的好人或坏人，他都是以一种巨大的人道情怀来看待，就象上帝看待他的儿女一样来看待。有一处博大的人道情怀，境界非常博大，人生的东西非常丰厚。绝不狭隘苍白，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现在一些作品是拿一些活生生的人物或形象来说明或印证一种苍白的理念，你看不到一种大气的东西。

同时，作家的美学修养对作家的视野有很大影响，受到明显的眼界、地域等方面的局限。一个作家看原来的生活，只要换了位，就会有一种全新的重新审视。大家来鲁院，换了一种纯文学的生活环境，又换了一个从原地到北京的地域变化，这些都是可以帮你进步的。文化视野上不要把自己局限，不要太狭窄。陕西作家过去提过一个口号，走出潼关去！也就是要让全国读者认识陕西作家的作品，这不是容易的，首先人要走出去，要把自己放在中国这个大文坛，不单止放在陕西。这对当时陕西作家自身的一些调整非常非常有帮助。

贾平凹写山里人的生活和农民的生活非常有东西写，这是过去，他写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就笔下滞涩，但后来眼界开阔了，笔下就灵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