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功才|从工地到鲁院,我的文学之路
谭功才,男,土家族,作家。著有散文集《身后是故乡》《鲍坪》等多部。现居广东中山。
相信许多坐在中国文学最高殿堂—鲁院课室里的同学,和我此刻的心情一样,太多话急着要对她说。要知道,这可是多少文学逐梦者梦寐之求啊。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她眼皮底下还晃荡过一阵子。时光隔离,我在红尘中辗转东西,南北流徙,多少往事转眼烟云。沧桑经年后的我,真真确确就坐在鲁院五楼某个座位上,竖着耳朵聆听国内顶尖级老师们的精彩授课。
准确地说,那时的我还是一名懵懂而狂热的文学青年。为追寻那个近乎飘渺的作家梦,我从遥远的鄂西大山辗转来到京城。多年后,我一直试图琢磨出一个最适合的词语来表达当年艰难转身这个动作,最终未能如愿。如今,几近半百的我,才真正体悟到,当年何等艰难的一个转身,岂能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就能涵盖?
我也想不到资质愚钝的我,居然就真能在文学上整出一点小小的响动,还能人模狗样再一次回到那个令我百肠纠结的小山村。时至今日,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人流扎堆的宜昌火车站那艰难的一跃,几乎穷尽我二十多年历练出的穿越速度和攀爬技巧,最终还是在强大的人流面前不堪一击。我唯一的家当——一床打包的棉被,还有母亲为我煮熟的那截尚存余温的腊蹄肉,一瞬间便被一股人浪淹没。随即,一种悲凉渗入心底。
我不知道是怎样随着人流裹挟而至京城的。所幸攒在手里的包还在,包里面的几本书还在。如果不是后来几个月似人非人的工地生活,如果不是后来的坚守且在文学上小有成绩,恐怕那几本书的价值,早被这尘嚣至上的生活给吞噬无痕。而今想来,对于一个曾在三尺讲台上吃过几年粉笔灰的人来说,那几本书几乎就是当时我对抗所有困境和迷惘唯一的精神支撑了。
我说出其中一本《青春骊歌》的诗选集,相信没人听说过它。可她曾经那么真实而又具体地给我莫大温暖和力量,仅仅因为诗选集里就有我们文学社最亲密的光源。我还说一本小说集的名字《不要惊醒死者》,相信知道的人也不多。我说它的作者是邱华栋,你得有些惊诧是吧。是的。他就是眼下鲁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先生。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今天看来尚显生涩稚嫩,可当年对于一个人精神上的慰藉谁又曾估量得到?冥冥中与鲁院有着某种情缘,我想应该就始于二十几年前的这本书。
略显遗憾的是,这本书跟随我在以后的辗转迁徙中,早不见了踪影。倍感欣慰的是,辗转多年后的我,居然在南方一座叫中山的小城有幸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名家,并从此与他成为朋友,进而有了交往。不曾想再过数年,他做了鲁院领导,而我则成为学员。这就是缘分。而促成这种缘分的契机,我想就是文学了。多年来,我们都在向着文学的山峰攀爬迈进。现在,他即将登顶,而我还在山脚下才刚刚启程。他成了我仰视的高度或者里程碑。我沿着他那踏实的足迹,一次又一次补给能量,一步又一步攀爬迈进。
我人生第一次到北京落脚的地方叫管庄。正月的北京,干冷的北风,夹着细密的黄沙,抽打着脸面,也无情地猛钻我那单薄的裤管。攀爬在冰冷的铁架上,我将自己连同脚手架在猎猎寒风中,一步一步艰难提升。环境、生活习惯以及身份的急剧转换和改变,让一个正值理想和激情剧烈燃烧的青年,在那段时间该当经历了何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煎熬啊。正如后来我在散文《管庄》所写的那样,我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只感到骨髓里都渗进了寒冷,以及无边的落寞和寂寥,任由头发和黑胡须疯长。直到两个多月后,才从工头那里得到一笔可怜的预支工钱,去理发店彻底修理一番,这才依稀找回从前模样的自己。
工地有个叫郭民章的四川人,他是建厂局正式工,家住离常营不远的双桥。那时,他初中刚毕业的儿子也跟我们在一起干着架子工活。平常,郭民章见我和另外一个戴眼镜的兄弟不像其他人,从工地回来尽管累得散架,还就着铁架子床写写画画。也许他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打心眼里疼爱我们,并邀我们去他家打牙祭改善生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路经鲁迅文学院门口那个下午的情景。那天的斜阳与平时并无二致,但我那个蓦然的回首,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如昨。载我去郭民章家的是他儿子还是另有其人,记忆之于我实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载我的单车在路面洼地上的一个蹭蹬,我跟着剧烈摇晃的那一霎,瞥见了熟悉不过的五个大字:鲁迅文学院。那五个字,就像烈日在玻璃上的反射,让我眼前忽然晃过一阵晕眩,然后便是一阵短暂的黑暗。
那个夜晚,我第一次醉得连出门的方向都摸错了,踉跄的脚步居然准确无误地将我带回工地宿舍。我抱着水龙头一阵狂饮,然后就倒在硬硬的铁架子床上,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即便梦里有过泪水滂沱,我想也不是一件紧要的事情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决意告别京城去南方开启自己下一段旅程。
从此,我便在南方这座叫中山的小城安营扎寨。其间,我在码头上做过水泥搬运工,也做过下水道的小包工头,从事过工厂仓库管理,交通工程施工员以及行业刊物主编等多种工作。一个眨眼,二十多年就被我扔在了身后的南国。其间的酸甜苦辣个中苦楚,就更是一言难尽。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眼下这个世间最伟大的慈善行业,且一直坚守自己的文学初衷。我想,这与我日渐安静的内心是密不可分的。文学之于我,已不再成为衡量自己是否真正成功的唯一标准。岁月的蹉跎,人世的参透,日以继夜地为我源源输送宁静的养分。我可以马拉松一般坚持在写作的路上,却不再那么迫切关注跑道两旁是否还有多少鲜花和掌声了。
然而,某一天当我收到鲁院的入学通知,即将要开启人生中后半程的新旅程时,多少还是显得有点心慌和迫不及待。这种心境,首先当然来自于灵魂深处对文学殿堂的敬畏和神往,紧接着又是对于能否成行的一种深度忧虑。整个四月是我们这个行业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节,即便领导破例,自己也心有不安。这么多年来,何曾想过此生能在这个季节,回到千里外的乡下在父母坟前烧个纸钱磕个响头?
而现在,我真真确确坐在了鲁院的教室。如果父母泉下有知,他们定然不会怪罪于儿。他们是和我有着相似境遇的另一类别的、一年只要看他们一次的“空巢老人”。即便是这丝毫不过分的行动,我也从未做到过,哪怕仅仅的一次啊。这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空守和寂寞。天堂那边的父母自不知鲁迅何许人也,却很早就知道我在写书。他们一定会懂即将知天命的我还能坐在中国最高文学殿堂里读书学习,一定在为他们脸上争光添彩。
四月的北京,春暖花开,杨柳依依。我比三十几年前更为虔诚地坐在格外温暖的教室里,我用比这几十年沧桑风雨更为平和的心态,去迎接我人生中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每夜深人静,我就会一个人躺在床上,细细检阅这二十几年来走过的风雨,特别是回想起那年在北京与鲁院的短暂邂逅,就有一种唏嘘,倍感文学之路犹如攀登珠峰,要想登顶何其之难。这次难得的学习,不管最后的收获究竟有多大,我能坐在这里,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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