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京西古塔
浅析斋堂皇城峪魁山超金灵塔
塔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是我国古代建筑中一支奇异的花朵。来自古印度半圆冢的萃堵波，进入中国后大放异彩。呈现出造型各异、材料多种、高低不同的各类形态。京西古塔是全国的缩影，有建于辽金的古塔，也有现代复建的新塔。有高二十余米的密檐塔，也有仅两米余的石塔。京西古塔多以砖石为材料，如砖砌密檐塔或全石质经幢塔。在京西斋堂域内另存一造型特别、用材简朴的塔，这座古塔因用材和造型简陋，被《北京的塔》标记为“斋堂泥塔”。 斋堂是京西重镇，古称灵桂川，现称斋堂川。“斋堂”一称源于唐代所建的北山灵岳寺，旧时去往灵岳寺朝拜的香客，在此食宿吃斋的堂屋。斋堂川名人辈出，元至正年间，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书院山长熊梦祥，隐居斋堂撰写出记载北京历史的《析津志》。清中宪大夫刘应全、中宪大夫刘懋恒、同治五年举人刘增廣、现代作家刘恒及歌坛一姐田震，他们的根均出自京西斋堂川。除此之外斋堂川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大清名僧，这便是皇城峪“泥塔”塔主魁山超金大和尚。 斋堂以石桥沟为界，西为西斋堂，东为东斋堂。西斋堂村北，有条山沟称“皇城峪”。魁山超金和尚的“泥塔”，就建在西斋堂皇城峪内。斋堂附近有民谣：“刘半街，贾一片。皇城峪，也不善。”，这里的“不善”非善恶之意，而是指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或财富势力。
塔，这一古代建筑进入中国后增加了其用途。装点河山，美化风景，成为了旅游观光的建筑物。军事家借助塔这一建筑形式可以登高望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风水学家可以将塔视为镇物，用以镇邪禳灾改变气运。尽管古塔的用途多样，但最多的还是寺院修行僧人圆寂后的灵塔。人们称这种古塔多以塔主身份名号为主，因年代久远塔铭遗失无法确认塔主的，则一般以所在地为称。皇城峪这座古塔，塔身内镶有塔铭，塔铭上清晰地刻有“諱超金號魁山”。《北京的塔》以“泥塔”命名，显然埋没了一代受大清皇帝器重的高僧住持。
《北京的塔》记述：“建于清顺治年间的斋堂泥塔，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村北侧的土坡下面。这座由黄土、白石灰和砖砌而成的长体圆形塔，坐北朝南，高约2米，塔身建在砖砌的平台上，塔身正面设有塔铭：“功德口住持禅师讳超金号巒和尚享口灵圆觉灵塔“。塔身上部还设有一佛龛。此塔建筑材料简朴，黄土占据了主要成分，被当地人称为泥塔。这种泥塔对研究北京地区古塔有着重要价值。”（引自《北京的塔》207页门头沟一节）。薛氏在著书时不仅搞乱了塔铭文字；忽略了塔主的身份和名号；还将“泥塔”一称强加于当地人身上。“斋堂泥塔”一称，与京西冯村的“车王坟”同出一辙。末代克勤郡王宴森，在京城做人力车夫。远在京西与之无干的村民，不了解这段细情。当地人并不知道克勤郡王后人成了人力车夫，也不可能称其祖坟为车王坟。斋堂的人其实也未称此塔为泥塔，向当地人询问泥塔的位置没人能听明白。根据文物界对古塔的习惯称呼，借鉴“栖岩慧进"大师尊称，此塔应称为“魁山超金禅师塔”。
魁山超金禅师塔GPS定位：东经39°97′65″，北纬115°68′22″，海拔445米。塔呈下边小上边大圆弧状，基座以上通高2.35米。上中部圆弧最大处，直径1.2米。
魁山超金塔塔基并非砖砌，而是由两层石块砌成。
塔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设佛龛。龛高44厘米，宽34厘米。龛门高28厘米，宽22厘米。龛顶部正中刻一“佛”字，右侧刻一“阿”字，左侧刻“伽”字，疑为曾刻有“阿难、迦叶”，难字与叶字随岁月消失。现留存佛字直径为7厘米见方，阿字与伽字直径约为5厘米见方。
佛龛下设一加工条石，即可上托佛龛，又为下部砖砌塔铭券顶遮雨。条石长52厘米，厚度7厘米。
塔铭镶嵌在塔身下半部，通高61厘米，宽35厘米。塔铭上部用横刻线分成碑首和碑身两部分，通高56厘米。
碑首刻线内高10厘米，下边草刻云头。云头上右刻一“日”字，左刻一“月”字，以示“功德昭日月”之意。日、月两字直径，约为2厘米。中间刻“敕建功德”四个大字，直径约为3厘米。
碑身用竖刻画线分为三部分，右刻立碑时间，中刻塔主名号尊荣，左刻佛弟子、僧弟徒、孝侄、本光襌孫、孫、女孫等数十人姓名。右起竖刻为：“旹大清順治歲次甲午二月丁卯十七日戊寅清明吉節修建”，二十四字。二十四字铭文中不仅刻有农历纪月纪日，还刻有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上款所刻日期文字字径，约为1.5厘米见方。
中部正文碑首与碑身文字连贯，合为：“敕建功德寺住持禅师諱超金號魁山和尚享堂壽圓覺靈塔”。共二十四字，字体直径约为3厘米。“享堂壽”，国学解释即：“祭堂，供奉祖宗牌位或神鬼偶像的地方”。
左侧上刻佛弟子，横九竖三共二十七人名字。所刻文字大多不易确认，唯“田庭安、杜文時、李起禎、許朝臣、史應春、杜增寿、杜守宅、刘仁畏、白三冬、王可仝、杜守成、杜成宇”等十二人姓名尚可辨识，字径约为1厘米。
二十七名佛弟子之下右刻“僧弟徒 会贤、会全、克竒、可祥”四人名字。左刻“孝侄 杜成穏、成安、成元”三人名字。再下右刻“本光襌孫 ， 來金、全德”二人名字。左刻“孫 思正、思知、思慶”，三人名字。左侧最下刻“女孫”一人名字，字体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享有敕建称号的魁山超金塔铭，共刻有三十七人为其建塔立铭。为其立碑者不仅有僧塔常见的弟子辈，还有非弟徒辈的佛门僧众。有弟徒、有襌孙，还有俗家孝侄孝孙及孙女。在不足0.2平方的碑面，刻有大小不一的一百六十九个文字。碑 体虽小，同样显示出对魁山超金的敬重。
魁山超金禅师塔建于清顺治十一年，塔铭所刻“顺治岁次甲午”，即公元1654年清明。顺治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朝第三位君主(1643年-1661年在位)，清朝定都北京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年号顺治。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入主中原。同年，迁都北京。因摄政王多尔衮出猎意外死亡，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去世，终年24岁。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之孝陵，遗诏传位第三子玄烨。
魁山超金塔铭碑首正中所刻“敕建功德”之下，在碑首与碑身之间横刻线上刻有一略显不清的字，反复查看此字并非常见的“主”字。新浪博客“颐和吴老”、“打鹰洼”等在北京史地方面颇具造诣的博主，均曾撰写博文且均认为是“寺”，即塔主人为功德寺住持。查阅有关京西明清史籍及现代史地资料，均无一有功德寺的记载。放眼京都琳宫梵宇，同名的寺院很多。而功德寺，明清古籍记载的只有一个。
功德寺，位于颐和园北宫门西侧。《海淀区地名志》载“功德寺创建于元代，初名大承天护圣寺，至正初年毁，明宣德年间重修，改为今名。”（摘自《海淀区地名志》99页政区聚落地名篇青龙桥镇功德寺小节）。
明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记：“功德寺 山好下影於湖，静相好也。湖好上光於水田，曠相好也。道西堤，行湖光中，至青龍橋，湖則窮已。行左右水田，至玉泉山，山則出已。際湖山而刹者，功德寺。寺，今一搭間地也，存者門耳。瓦壠燕麥，房脊鸛巢，聲假假，餘悲生恐，在當年昏定曉報鐘時也。門外二三古木，各三四十圍，根半肘土外。暍蔭者，坐差差，如几，如凳，如養和，滑其上膚及骨，蟲鼠穴其下，亦滑，垤壤巒如，不知幾十國蟻。古幹支日，老葉鼓風，兩側偃柏，不成蓋陰，亦助其響。傍地餘水田，僧無寺，業農事。每日西睨，山東陰，肩鍤者，鍤掛畚者，仰笠者，野歌而歸。蛙語部傳，田水浩浩。僧歸破屋數楹，供一木球，施以丹惡，寺初興時，募使者也。李西涯記云：寺故金護聖寺，寺七殿，殿九楹，楹以金地，彩其上。宣德中，板菴襌師重建也。師能役木球，大如斗，輪轉行馳，登下委折，如目徑具，逢人躍躍，如首稽叩。師曰：入某侯門。則入，募金若干。曰：入某戚里。則入，募金若干。宣宗召入，命爲木球使者，赐金錢，遂建巨刹，曰功德寺，時臨幸焉。成化中，僧戒静，以南都報恩寺，文皇帝瘗其副塔，疏請舟载置此寺，臺省劾之，不果。然猶建一閣，重簷叠角，虚堂曲房，爲累朝駐蹕地。世宗幸景陵，經過此，怒金剛狰獰，命撤毁。”。（引自《帝京景物略》1980年版291页卷之七西山下功德寺小节）
明万历年二十一年出版的沈榜所著刻本《宛署杂记》记载：“功德寺在西湖上，元朝敕建，曰大護國聖寺。至本朝宣德年重修，敕赐今名，乃聖駕謁陵駐蹕之所。地臨西湖一望無際，每夏秋之間湖水泛溢，鷗鴈往来，落霞返照，寺景如画。“。（摘自《宛署杂记》1961年版197页第十九卷言字寺觀）。据此可以确认，明代宛平县县令沈榜等描述的功德寺，即斋堂皇城峪塔主魁山超金所任住持的寺院。
世传功德寺屡建屡废，自明嘉靖坐僧不法废去后，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才又一次修复。魁山超金塔铭镌刻于大清顺治时期，处于荒废期的功德寺住持身份会令人产生疑问。查阅清《日下旧闻考》，见所记功德寺御制碑的确带来困惑。《日下旧闻考》记御制重修功德寺碑记前段：“道海淀經青龍橋，折而西，距玉泉山麓不盡於二里，有遺刹一區，重門三涂，不可識已。延睇香積，頽垣離立艿荄間。訊諸土人，曰：是功德寺也。考元史，文宗天暦二年建大承天護聖寺，而都穆南濠集稱功德寺舊名護聖寺。蒋一葵長安客話載寺修於明宣德初，及嘉靖中車駕駐此，見廊廡金剛像獰甚，心悸，因坐僧宫殿僭踰罪，撤去之。寺竟廢盭”。
《明实录》仅记有嘉靖帝祭景帝陵，并未对功德寺“坐僧不法“一事祥记。《日下旧闻考》乾隆御制碑以《长安客话》，对功德寺的记载为依据。《长安客话》记：”宣德十年，宣廟西郊省歛，駐蹕功德寺，因留鸞仗寺中。自後遂爲列聖駐蹕之所。嘉靖中世廟謁景皇帝陵，有司以金山口路隘，鑱濶數十尺，識者謂此功德寺白虎口也。虎口張將不利於寺。既而上駐輦寺中，中飯罷，周行廊廡，見金刚像獰惡，心忽悸而怒，因以宫殿僭踰。坐僧不法，撤去之，寺遂廢。惟松柏兩行，蒼翠無恙。”其实蒋一葵在《长安客话》所记，仅比《帝京景物略》对嘉靖帝坐僧不法一点略加细致。不解细情以这一记录为准，肯定会使人产生疑问。明清文人笔下非清即浊，不深入研究很难理解实情。同为明代万历年间人，沈榜描绘的功德寺是“落霞返照，寺景如画”；而蒋一葵笔下则是“惟松柏两行，苍翠无恙”。这便为今人留下一道课题，明末清初功德寺的"毁”，到底毁到何种程度。
明末清初人孫承澤（1592——1678），所著《天府廣記》与《日下旧闻考》编辑成书时间相近。孫承澤在《天府廣記》中仅用简单的语言对功德寺做了记载：”金護聖寺即功德寺，在西湖旁，水光稻花如江南。明帝祭陵，設幄於此。宣德中僧板庵重修，今改名。”。（引自《天府廣記》1962年版529页卷之三十八寺廟）孫承澤（1592——1676年）生活在明万历年至清康熙年间，从其生活的年代看较其他作者所记更值得信任。孫承泽八十三岁著《天府廣記》，他没有等到乾隆修复功德寺便归天了。《日下旧闻考》还记有原引自清纳兰性德所著《綠水亭雜識》的一段，"僧無寺，業農事，破屋數間，供一木毬，施以丹惡。”（摘自《日下旧闻考》1660页）从孫承澤与纳兰性德所记可知，明嘉靖以“宫殿僭踰，坐僧不法，”撤去的只是引起其心悸的狞恶金刚，并非整个功德寺彻底拆除荒废。何况《帝京景物略》也明确记有，“怒金刚狰狞，命撤毁”和“僧無寺，業農事”，“仰笠者，野歌而歸“，“僧歸破屋數楹”。当然，功德寺至大清顺治时期可能更为萧条，但元代敕赐的土地还属寺院所有。元天暦二年初建大承天护圣寺，便将“故宋太后全氏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至順元年四月，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傾赐大承天護聖寺爲永业”（《日下旧闻考》原引自“元史文宗紀”1659页）。寺院既有众多土地，必会有僧人和住持。
《帝京景物略》收录多篇明嘉靖后著名学者的诗篇，其中收录吴縣蒋山卿《遊功德寺诗》：“佛字金銀界，虹蜺落石橋。苑牆旋薛古，塔影出林高。丹仗留今日，鑾與想昨朝。老僧譜旧事，拱手説前朝”。富平孫丕揚《功德廢寺》：“襌房餘廢壁，客屐損莓苔。破竈饑鳥集，荒階怖鴿来。芊芊留竹徑，隐隐見花臺。功德今何在，像殘僧可哀”。宣城吴伯興《經功德廢寺》：“路傍人指舊藤蘿，曾護烟霄御辇過。敗壁卧雲丹欲斷，殘碑分雨翠全磨。六時幾作随堂課，四野惟傳蟲語多。門外寺田僧尚種，無靈圜木可如何？”江夏釋如愚《功德廢寺》：“入寺不聞鐘，番番三两松。荒階馴鳥雀，廢井詘蛟龍。遺跡傳前代，殘僧學老農。橛頭無誑事，蚤毂隔林春”（《引自《帝京景物略》294页）。这些诗篇中均谈及寺院僧人，无论是“老僧谱旧事”、“像殘僧可哀”，还是“门外寺田僧尚种”，“殘僧学老农”，均从侧面证明功德寺并为彻底荒废。
石刻是不朽的文字记录，魁山超金塔铭所刻“功德寺住持”，本身也足以证明功德寺在清初还未毁，起码是未彻底荒废。尽管魁山超金塔立于深山斋堂，封建社会山高皇帝远也不敢冒敕建之名。
魁山超金即是京都功德寺住持，为何将塔建在斋堂皇城峪。从前述已知，功德寺毕竟受前朝“坐僧不法”之罪勉强维持。封建王朝的敕赐与旌表，需要根据当时朝廷财力来决定赏赐的多少。如清道光前旌表节烈建坊给银三十两自行建坊，道光后变成给银三十两建总节孝坊。这也是清后期节孝坊即存在建筑豪华的石坊，同时也有简单的门坊出现的原因。顺治时期大清财力还有限，处于半荒废的功德寺土地资金都成问题。从魁山超金塔铭中所刻杜姓孝侄孝孙可知，魁山超金进入佛门前为斋堂俗家杜姓子弟。塔铭中所刻不仅有杜姓孝侄孝孙，其所刻佛弟子二十七人中有八人为杜姓。这八人中有三人与其孝侄同为“成”字辈，由于已入佛门则以佛弟子而非孝侄辈铭记于塔铭中。这些杜姓佛弟子很可能是追随魁山超金进入佛门，不然不会出现少见的佛门同代为其刻铭。今天杜姓仍为斋堂大户，进一步印证了魁山超金是斋堂人。虽非衣锦还乡也算是荣归故里，即落叶归根，也为家族增添荣耀。
魁山超金塔所用材料是用残砖夹杂石块垒砌，这类建筑在京西属于旧料修复形式。笔者认为现在的魁山超金塔并非初建原物，可能是原塔年久失修倒塌塔件损毁。其后人无财力照原样修复，只能用原塔砖块加以石块勉强建起的似塔非塔的样式。另外塔中所嵌塔铭下部成插入榫状，应该是立在原塔前的碑形塔铭。斋堂民谣既然有“皇城峪，也不善”，正说明早年斋堂村民对立于皇城峪的塔是了解的。
中国高僧灵塔众多，但真正受皇帝敕建的塔很少见。目前北京仅知明初永乐帝少师姚广孝塔，明代成化年间的国舅爷周吉祥塔等为敕建。其他如林般历代寺院高僧灵塔很难享受到这一殊荣。魁山超金塔虽貌不惊人，但塔铭内涵非常值得重视。被京西人广为挖掘的灵水村举人刘增广，不过做到知县、知州候补知府。魁山超金和尚是直接受大清皇帝勅諭建塔，京西能享受到如此诸荣的屈指可数。这位享受到皇帝勅諭的高僧灵塔，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门头沟区志》、《门头沟地名志》、《门头沟村落文化志》、以及《斋堂川》等史地类文史资料均无记载，实属令人遗憾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