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读书计划 | 《技术赋权》第二章：信息技术、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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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和社会》
第二章
在序言中译者对于第二章的概括是：“作者首先将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和信息技术联系起来，并阐述了为什么发展信息技术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科学的思维观念”是如何以“技术民族主义”的方式影响了近百年来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从而推送了他们利用科学技术来见社会民族国家…”如果单从这一部分的概括来看，会显得有点模糊，什么叫做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是如何建设民族国家、如何形成“技术民族主义”？从这些问题出发，再回到原文中寻找一些更为细致的答案，也许能够习得一种更好的学习方式。
在第二章当中，作者试图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探讨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且以科学技术成为中国政治精英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开始（这就是建设民族国家的关键），阐释了为何发展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对“国家”和“社会”二者进行的赋权。所以对其更为简短且明了的概括应为作者给出的两句话：“第一，就民族国家的建设而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长期以来根植于中国精英的思维观念中。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精英对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的一种思考方式。对中国精英而言，科学和技术是工具性的，是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工具。第二，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政策和时间，更多的是为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这在信息技术的最新形式（即互联网）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为了说明技术民族主义（即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必须拥有明确的战略支撑，技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本土化，并使技术在整个制度中扩散。）是如何成为“事实上引导着领导人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事实，作者从历史维度上对我国近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尝试“西化”的几个方式——改革中国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制度；照搬西方模式；发展中国自己的制度，在适当的地方参考外国的先例。在这种不断探索国家新出路的时代，“民族国家”以及“富国强兵”、“科学技术”等概念逐渐成为中国精英分子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即使在后来的内战中，纵然政治意识有分歧，但在“富国强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上却尤为统一。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迎来了新阶段——一场将科学技术作为政治合法化契机的运动。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而科学技术手段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建设基础。（如果有对「政治合法性」概念感到茫然的朋友，其实就是一个政权何以存在而不会被颠覆，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建立起一定的权威性——它“合法合理”地被存在着。）
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的获得被作者概括为以下这样的逻辑：
发展科学技术，“技术民族主义”成为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点。因此，“信息社会”的出现就显得十分合理。
信息社会出现后，国家和社会分别从中得到了“赋权”：
首先是国家。一是通过信息社会得到稳定的经济增长，二是可以通过其实现更加有效的政治治理。例如电子政务和宣传、政务管理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当然，这也是一个弊端，使得公信力可能下降，政治合法性出现危机）。
其次是社会。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主（BAT、TMD之类）得到更多的政治影响力；社会能够有更多的社会运动（网络政治抗议）的可能。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财富分配不均”、“腐败”则称为社会抗争运动的两大导火索。互联网扮演了社会抗议的工具。
需要大家注意的几点是，关于“宣传”部分的内容，以前的宣传是至上而下的单向传播，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民族国家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社会抗争运动又是什么意思？
公共领域呢？这个概念有人注意吗？
（答案请往下翻，但是看答案之前请思考，你真的认真看了书吗？）
99
的
凝
视
1、互联网时代的宣传是双向传播，打破了大众媒体时代的单向宣传方式，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这样一个公共平台对政府的宣传话语进行有效回应。
2、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乃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与18及19世纪传统帝国或王国不同，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因此，从一个民族构成政体，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一共享的政体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的可能结合型式。 民族国家是政体的一种形式；民族则是共同体的认同概念，其来源可以是共享的体制、文化、或族群。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应此包括以公民国族主义及种族国族主义等不同的思维，主要取决于认同概念的形成要素。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所有公民共享一价值、历史、文化、或语言；不论是继承前帝国/王国的统治范围或者是当代全球化的移民现实来说，少有国家符合此类形。因此，当代民族国家常为多民族国家，而多元文化主义常用来形塑及争取对体制的认同。
3、社会抗争运动概念：社会运动的起源，部分源于18世纪的英国臣民和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民主化斗争；就整个19世纪而言，在发生了更深层次的民主化的条件下，社会运动会普遍地活跃并蔓延开来；而当权威主义政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时，社会运动亦随之衰颓。目前对社会运动的标准定义并没有共识。赫伯尔（Rudolf Heberle）认为，社会运动必须具有以下两点共性：1、社会运动是有组织的行动。2、社会运动是为了改善当前社会现状。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则对社会运动给出了三条非常有力的标准：首先，是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人群或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诉求。即：既然称运动，“不间断”和“有组织”为必不可少之两个行为特征。其次，既然是不断的重复，那就需要有一套“抗争剧码”，如组织协会或联盟、游行、集会、示威、请愿、公开声明、小册子等。如果花样常翻常新，一是效果不容易累加，二是外人会产生识别困惑。最后，参与者要在四个方面表现出一致性：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
4、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讯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 (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