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真理、科学、知识分子

陈嘉映，1952年生，曾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从感觉开始》《无法还原的象》《哲学·科学·常识》《说理》《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感觉与可感物》等。本文原题《真理、科学、知识分子》，转自第一哲学家公众号 ID: firstphilosopher

西方的真理追求

科学真理与科学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知识都在一定的组织之中，就像人天生在社会中一样。社会是一种组织，一种自然的组织，我们天生就在社会中而无需加入社会，所以，说到某人加入某个组织，当然是说一般社会组织之内的某种特殊组织。加入组织的人，受到一般人不受的约束，同时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力量。

约束和力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一个知识体系里，各个片段的知识互相支持，互相作证。零星知识是通过逻各斯或逻辑获得组织的。论证就是引用原不相干的知识使之互相支持，从而造就了科学。你一眼看出等腰三角形的底角相等，你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不是几何学。几何学要求你证明这一点。在几何证明中，不同图形所含的各种事实通过一些原理组成了一个系统。所以，科学的真理既包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也包括逻辑关系，或更确切说，科学是由逻各斯组织起来的关于事实的知识。

你看一眼等腰三角形就知道两个底角相等，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对这加以证明呢？彷佛我们只是白白多绕了几段路达到的却是同一个目的地。的确，只有经过论证的知识才获取科学知识的资格--与贬低论证的禅宗正相反对--，因此，科学是由间接知识组成的体系。但是，论证的结论不是直觉的同语反复，论证过程不是外在于结论的途径，论证本身构成了知识的一部分，论证的结论是一种不同于直觉的知识。论证依赖事实和逻辑，这些事实和逻辑是可以独立加以检验的。尤其是，这些事实和逻辑本身摆脱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因此不仅可以用于这一特定事件得到这一特定结论，而且可以应用于其它的案例。我们并非没事找事，非要绕一个圈子达到可以直接知道的事情。如果始终依赖直觉，没有发展出几何证明的技术，我们不会产生几何学，不会产生非欧几何、流体力学，不会建造飞机和卫星。通过直接认识到间接认识的转变，我们的世界无限地扩展了，一直扩展到星云、夸克和基因。

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越来越多的知识为科学接管，成为科学知识，同时知识的范围也大为扩张，关于夸克的知识只有通过大量的间接步骤才能获得，靠直觉是无法获得的。由于科学（论证性认识）的成功，人们设想，有一天可以使科学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既可以揭开所有未知领域的秘密，又可以返回来以科学方式重新建构一切直觉和亲知。

科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减少知识的不协调不统一，然而，无论科学怎样发展，我们仍有大量知识未被网罗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之中。整体论证的野心不可能成功。本文不拟详细论证此点，但可以提到几个原故。一个最外在的原故是整体过于庞大、复杂，特别是生命和精神现象太复杂了。物理学能够追溯到250亿年前宇宙发生的事情以及这250亿年间宇宙发展的大致脉络，但即使作出同样的努力，我们也无法从一个人的精神现状通过论证追溯到他25年前的精神状况和他这25年来精神发展的大致脉络。人在宇宙中只是区区一粒微尘，但其丰富性却与整个宇宙相当。这种丰富性的一个来源是人的反身性，对世界的认识会反过来改变人的行动。然而更内在的原故是，如果一切都要论证，那就什么都论证不了了。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

科学主义的第二点是主张科学是确定不移的真理。一方面，论证并不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前提可能错，推论的过程可能出错，另一方面，直觉可以非常确凿，亲知甚至可能比一切推论的知识都更加确定可靠。我们无法直接比较科学知识与亲知哪个更加确定可靠，问题倒在于了解科学的确定性从何处来。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来自论证来。论证把一项知识纳入一个系统，从而获得其它知识的支持，同时能得到多方面的检验。知识并不因为未加组织而不正确不可靠。一个部落能够正确地计算潮汐，同时能够正确地计算月缺月圆，但这两种知识却没有被组织在同一个系统之中。既然不在一个系统之中，我们就不能用这种知识的正确来保障另一种知识是正确的。一个部落具备关于月亮赢亏的正确知识，同时却用天狗来解释月蚀现象。科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减少知识的不协调不统一，而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了知识的确定性。科学确实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提供确切的知识，但不宜笼统地宣称科学知识才是确定的，论证提供了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确定性。直觉可以非常确凿，但它的确定性行之不远。

科学主义的第三个信条是：科学是普适的真理。科学知识的确具有普遍性，2＋2＝4，同体积的气体分子数相同，这些真理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但所谓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是说它可以应用在任何时间地点，而是说这样的知识不是就它坐落的情况来考虑的，而是就它与其它知识的联系来考虑的。不无生硬地从语词上加以划分，那我要说，普遍的不等于普适的。

科学真理从知识性质上是有组织的，整体的，就其应用来说，就其坐落来说，却是局部的。一个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说实话，因为他承认整体的真理不在他手里，他信托给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他的责任就是讲出他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科学家恰像这个在法庭上作证的人。在科学的意义上坚持真理，同时就意味着承认对整体的无知，科学的真理从来不是整体的真理而是局部的真理。科学真理的普适性与它之为局部的真理不但并行不悖而且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真理和效用

生活的真理

科学不能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科学真理镶嵌在某种超真理的环境之中，这个大环境就是生活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理服务于生活。但除非我们认为生活就是为了得到一些好处，否则我们就不能为庸俗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辩护。我们也许可以扩展实用的观念，把实用定义为一切有利于生活的东西。然而，如何确定有利于生活，仍然是个困难的问题。生物学没有证明存活是生物的最高目的，更不用说证明存活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了。

人生的真理既然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它就不可能只是形式的，它必须是可感的。我不止一处强调过意义和感觉的联系 。感觉是有亲疏远近的，科学真理是没有亲疏远近的，只要程序正确，无论逻辑走多远，结论的正确不亚于前提的正确。生活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区别就像家和旅馆的区别，家有亲疏远近，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旅店不分亲疏远近，以五星四星三星区分等级。

科学真理来自生活，但取得了独立的身份，不问实用不实用，甚至不问意义不意义。布鲁诺坚持地球还是环绕太阳旋转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坚持这一主张会给自己或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坚持真理本身就是善。

人不仅欲求理解，人也欲求不理解的东西，欲求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和科学互补。宗教是回答生活真理的一种典型存在方式，宗教从不以解释事实为其鹄的。宗教恰好与科学真理相对（而不是敌对），宗教从意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实际上宗教必然包含对奇迹的信仰。宗教发展的一个心理基础就是：你不神还不信呢。

知识分子与知识

不过，仅仅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是不够的。从何种角度来确定阶级，本来莫衷一是。而且，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而是一个由社会功能来定义的群体。各个阶级都出产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从这一事实推导不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一阶级，就像说各阶级都有聪明人和蠢人，谁也不会把这个事实说成聪明人和蠢人必须依附一个阶级。

知识分子不隶属哪个特定的阶级，不代表哪个特定的阶级或为哪个特定的阶级服务。当然，某个知识分子可以视自己为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的代言人，但他之为代言人和议会议员完全不是一回事，议员从事政治交易而知识分子讲道理，无论这个道理在特定场合为哪个群体的利益服务，道理本身具有普遍性，不是对某个群体有效。就此而言，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首先不在于他的阶级立场，而在于他是否出色地履行其社会职能，即道理讲得对不对好不好，是否在真理层面上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沟通作出贡献。

坚持真理是一种骄傲，但不是傲慢。想想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说实话，因为他承认整体的真理不在他手里，他信托给一个更高的判断，把自己的责任限制在讲出他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也许，只有对生活具有真诚信赖的人才会坚持真理。那我们就该说，坚持真理是最谦逊的态度，因为它不僭称自己每一次都站在总体判断的位置上。专事权变的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以为他能把全局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才是一种傲慢。

坚持真理本身可以形成一种品格，是一种躬行实践的生活，如此躬行实践的知识分子也是仁人志士。在这里，知识分子仍是科学真理的守护者，不是生活真理的掌握者，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某些真理的可论证性、可沟通性和公共性 。论证由于其本身的分析性质而可以受到检验，因此具有公共性。公共性并不总等于投票表决，恰恰相反，论证的公共性使得作为结论的真理不依赖于众人的同意，虽然它间接地仍然依赖于共同接受的前提和程序；或不如说，因为论证依赖于共同接受的前提和程序，所以论证的真理性不再依赖于众人的同意。因此，人们在能够论证的问题最能够坚持不同凡俗的见解。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来源。

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然支持民间化的诉求，这绝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然而，我们也不能把民间性理解为大众性，依此强求知识分子在政府与民众冲突的具体案例里必须同情民众一方。知识分子的民间性是针对政府而言的独立性，不意味着民众性，更不意味着群众性。知识分子对民众就像对政府一样保持其独立性。知识分子与官方的辩护士有别，同时也不是民众的辩护士。

知识分子的本性是反权威的，但是，科学本身不是在建立理性的权威权威吗？理性是反省的，对真理的热爱和怀疑精神始终携手并进，伟大的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无不意识到事实和逻辑的局限，反对用科学真理来取代生活真理。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反省自己的社会位置，原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当思想改造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加深了对自己的怀疑，改变了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他放弃了怀疑的态度。但放弃批判精神则是无可辩解的。中国知识分子后来为自己的过去所作的辩护，通常都集中在解释他改变观点的理由，然而重要的事情始终在于他放弃了批判精神。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