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特殊的祭奠

童年的记忆系列之一

李庆曾：特殊的祭奠

(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通过互联网偶然发现了父亲李荫乔先生于1938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学习期间的毕业论文——《贵州田赋研究》1，和与此相关的《实习调查日记》2。（如下图）

（1 李荫乔：《贵州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v.1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546页。）

（2 李荫乔：《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v.184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9746～89878页。）

这两本书都被编在一部资料文集中正式出版。这部文集的名字是《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3，主编名字叫萧铮。经查询后得知，此人当时的身份是父亲求学的地政学院（系）的主任。这部文集由台湾成文出版社与美国中文资料中心于1977年联合影印出版。包括父亲在内，我们全家人却无人知晓。

(3 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

当时正值疫情严重期间，大家都在居家隔离。我在北京闲居，于是通过网上订购，把这两本书买了回来。

这两本出版物总共七百余页，除少量表格、文件外，全部为先父的手写恭楷原稿的影印件。

这些文字展现出，作者是一位文字上有功底、学术上有建树、思想上有正气，敢于公开批判国民政府的贪婪与卑鄙的有志之士。这些文字也展现出，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作者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志士仁人。

通过对父亲遗作的阅读，逐步的、以至最后完全的，颠覆了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平庸形象，让我有机会见到一个长期被隐藏起来的另一个真实的父亲。

(二)

由于首次看到父亲的遗作，感触良多。当时我一边阅读，一边在家里的亲友群里，与哥哥姐姐们进行交流。在给他们介绍这些文字内容的同时，也谈及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几天的功夫，我在亲友群里所写的这一段一段的东西已有四、五千字。

当时清明已经临近。由于疫情，给父母扫墓是去不成了。于是我想，不如把在亲友群里所写的这些零散的东西整理起来，合成一篇东西，以此作为清明节对父母的一种特殊的祭奠方式。

目的明确了，也就有了动力。我把在群里发的那些夹叙夹议的文字收集起来，再把这些东西加以调理和补充，就在4月4日清明节这天，完成了一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初稿。

以前，我从未给自媒体投过稿，不懂自媒体的规矩。在清明节那天，我把这一初稿同时投给了三个微信公众号：“30号院”“新三届”“在人间living”。认为不拿稿费，多投几家也无妨。

“30号院”的反应最快，好像在我投稿的第二天，文章就被发表了出来。“在人间living”立即回复了我的投稿邮件，说：“文稿收悉。谢谢。稍后安排发”。只有“新三届”没有音信。但没过几天，他们也把这篇文章改换了标题后，发表了出来。

清明过后，疫情仍在延续，百无聊赖。我想，既然文章已经成型，为什么不把它公开发表出来呢？

于是，我着手把这篇文章进行了一些正规化的加工。将原来用于交流的口语化的文字，修改为正规的书面语。按照一般学术论文的要求，增添了中英文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等内容。同时将一些引文，用正规论文的要求标明了出处。

完成这些，大约用了我十天左右的时间。修改完成后，正在琢磨找一家比较合适的刊物上去投稿。说来也巧，在4月14日那天，我刚改好的文章就被一家核心刊物的主编相中。5月份就在这份期刊上公开发表了。

(三)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这两本著作，首先是在台湾和美国出版的。通过网上搜索，我还发现，贵州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近年来编纂的，反映贵州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大型丛书——《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中，也收录了由商毅先生整理的父亲的遗作《贵州田赋研究》。

整理者在2011年还专门为《贵州田赋研究》撰写了整理前言。这个前言提到：“关于作者李荫乔，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萧铮在序言中还说，学员们实习调查回来之后，‘又一年始得卒业，分发各省工作’。《贵州田赋研究》成于一九三八年冬，李荫乔分发也当在次年或更后，尚处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几十年过去， 查不到战乱之时一个人的踪迹，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不足为奇。不过，这些实习调查报告，对保存贵州那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珍贵的资料，贵州人不该忘记他们。”1

(1 李荫乔著，商毅整理:《贵州田赋研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 版，第II页。)

看到了这份整理前言，我便主动电话联系了贵州省政府的这家文史研究馆，以向他们提供我父亲的情况，来弥补整理者的缺憾。他们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弄清了我的意图后，就提供了一个负责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我在微信上向这位负责人介绍了我父亲的简单情况，同时把我刚刚整理好的这篇文章，作为背景材料也发了过去。他看完了这篇文章后，立即在微信上留言说：“李老师，大作读完了，非常好。我主编《贵州文史丛刊》，可否给我们发？在贵州发有特殊意义。”

我原来是不知道这家文史研究馆办有刊物，听这位主编这么一说，我随手在“知网”上翻了一下，发现《贵州文史丛刊》是“知网”独家出版物，属于核心期刊。把我的这篇文章交给他们，既弥补了父亲这篇毕业论文整理者的缺憾，也使我祭奠父亲的文章得以公开面世，可以说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是4月14日晚上在微信上进行的交流，当即就敲定由他们的刊物发表这篇文章。5月1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刊物中，他们就把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1（如下图）

（1 李庆曾: 李荫乔与《贵州田赋研究》《实习调查日记》，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2期，第123-130页。）

我主编过国家级期刊，如此迅速的发表周期，估计也创造了他们这份季刊的先河。

后来我又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增补和修改，并将最后的定稿投到台湾的地政研究所刊物《土地问题研究季刊》，发表在该刊的第75期（2020年9月）。（如下图）

(四)

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那时还在大学读书，写的东西不多。直到1984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后，我才勤于笔耕，短短几年就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其中有一、二十篇被《中国知网》所收录。由于著述颇丰，我在1987年被社科院特批，提前晋升为副研究员（我在一年前刚拿到中级职称）。

1989年我去澳洲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其间，这所大学印发过我撰写的英文论文的小册子，我也创作并发表了一些英文论文，但中文写作就此辍笔了。

尽管在10年前，我就开始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带研究生，但也只限于指导学生的学习、实习、论文的写作等，需要自己动笔写作的不多。只是在两三年前，介入了农业部所委托的一项研究课题的组织工作，写过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发表在农业部的一份刊物上。所以每年除了要写几篇学生毕业论文的几百字的评述以外，我再也没有从事任何方面的写作。

我30年前的那些作品，多是些经济方面的论述性文章。如果不是这次在疫情期间的误打误撞，我是绝不会涉及文学创作的。因为我自知文采不高。

1977年高考时，我四门课程的总成绩是306分。几科成绩中，我的语文成绩最差，只有67分。我知道，主要是因为占了总成绩80%的那篇作文没写好，把我的语文分数拉下来了。连作文都写不好，当然不会去想，今后去从事文学方面的创作了。

而与文学创作不同，政论文章需要的重点是有逻辑的表述，而不需要有多高的文采。我刚刚完成的这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尽管属于文学范畴，但是这种纪实文学所需要的主要是事实，而不是文采。而叙述清楚一个事实，实际上是我的强项。也可以说，这是我擅长写作的论述性文章的基本功。

尽管我已多年没有进行写作，但毕竟是科班出身，功底还在。近10年来为研究生院带学生，一直与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打交道，还能勉强跟得上形势。而我的有关父亲的这篇习作，不仅在网络江湖上得到了认可，而且在海峡两岸的正规期刊上也发表了出来。这就调动了我进一步写作类似东西的积极性。

从今年3月到现在的12月，我写下的文字已有30余万。这些文章涉及到许多系列，包括童年的记忆、中学印象、兵团岁月、求学之路、改革大潮、澳洲纪实、以及人间记事等。好在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既不需要过多的资料查找来引经据典，也不需要许多的华丽词汇来显示文采。无非就是一段段有秩序地把这些事情，在社会背景下平铺直叙地摆放出来，再加上自己的真实感受。这对我不是难事。写完后，如果能够作为史料保存起来，或许对社会还有些意义。

2020-12-11

作者简介

李庆曾，有故事的人: 内蒙兵团大头兵、大学扩招幸运兵、改革大潮排头兵、自主创业志愿兵、教书育人义务兵、纪实创作不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