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田 | 五四运动在云南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已经整整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中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在神州大地上卷起的反帝反封建狂飙，经过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最后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作为当年在昆明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名战士，抚今思昔，感触万千。想到我党缔业时的脚印，想到先烈们的遗志，为了与后起者共勉去完成未竟的伟大历史使命，我在许多关心革命史、地方史的同志策励下，重温了这一史程。这是一页由革命人民用鲜明的爱和憎写成的历史，而我限于水平，只能表达其什一，仅供参考。
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时，云南仍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边疆省份。由于很早就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封建奴役又异常严重，云南人民痛感民族灾难和社会危机的深重。
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主义的魔爪便开始伸向云南。英法侵略者既垂涎于我省的丰富宝藏，更企图由此进窥川黔，深入长江。于是，云南边境不断告警，祖国西南门户洞开，危机四伏，不但沿边被蚕食鲸吞，而且还被迫开埠通商。由此，海关被把持、关税被控制、金融被操纵、路权矿权被攫夺，完全沦为英法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输出资本的场所。再加上传教士的种种罪恶活动，事实上法帝早已把云南视为其势力范围。后起的日帝，也久思染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东洋货”涌入云南，充斥市场，日本洋行势力也继英法而起。在列强角逐日剧的情势下，云南地区的小手工业生产和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生计日困。而妄想灭亡我国的日帝，始则勾结丧心病狂梦想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条约，继又勾结段棋瑞卖国政府借“参战”为名，对日出卖东北、山东和福建等省路矿权，引起全国人民反对。曾不惜流血牺牲首倡护国起义的云南人民，更是义愤填膺。因而，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帝国主义公然否决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要求，反而明文规定由日帝继承德帝在山东的特权的消息传来时，群情激愤。在北京学生首先奋起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云南地区也迅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是以军阀和封建顽固势力作为支柱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已挂起了一块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但除了孙中山所领导的政权外，不论是所谓北京中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实际上仍然为各帝国主义操纵的大小军阀所割据把持。当时盘踞云南的唐继尧，是一个打着“革命”的旗号，无耻地勾结宪政派屠杀革命派，从而夺得贵州政权起家的军阀。孙中山争取他参加南方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他却勾结桂系军阀排挤中山先生，对抗革命潮流。他以“东大陆主人”自居，以王者自命，为了不断扩充武力，不顾人民死活地连年加税增厘、滥发纸币、发行公债、予征田赋、广种鸦片，甚至一再降低半开的含银量，用尽一切毒辣手段竭泽而渔。加上昏官暴吏鱼肉百姓，弄得本来就很贫困的云南，更是疮痍满目。因而，云南人民反对封建的情绪也是十分激昂的。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是社会政治斗争的前奏。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刺激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很早就在追寻冲决封建传统网罗的理论武器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云南地区在清末留学运动时期，“西学”已开始进入知识界。辛亥革命之后，云南地区的新式学校日渐增多，使新思潮的传播有了更有利的条件。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来又有《新潮》等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的进步刊物。《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传统，介绍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倡文学改良，在全国引起了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在云南也同样地起了启发革命觉悟和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动员。一九一八年，我省留日学生张天放等，归国组织救国团，创办《救国日报》，积极宣传反帝爱国，在当时，对于唤起民众，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北京学生曾拍来一电，电文虽简略，却引起了许多关心国事的同学密切注意。大约过了十天左右，上海的报纸和北京学生会的宣言寄到昆明。同学们纷纷奔走相告，奋起响应。
首先开始行动的是省立第一中学八班的段融生、张四维、杨兰春（即杨青田）等七八个同学。我们印了一份运动缘起，散发到本校各班和各校去征求意见，号召大家组织和行动起来。当即获得热烈响应。各校纷纷派出代表前来会晤、研究章程，决定组织学生爱国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举行游行示威。这些决议经各校同学一致认可，由此掀起了运动高潮。
六月四日，以昆明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为基础，学生爱国会与各界群众团体联合在金碧公园（现为省第一医院）召开了国民大会。会场上悬挂着青岛形势图和“救青岛即以救中国”的大字标语。各界队伍均手执大小旗帜，上书“还我青岛”、“毋忘国耻”、“誓杀国贼”、“挽回利权”等口号。市民闻讯也踊跃参加。到会者约有万余人。原定正午十二时开会，但未到十时会场已水泄不通，为当时云南地区规模空前的群众大会。各界人士竞相登台演说，大声疾呼，甚至声泪俱下，一致表示要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把除奸、废约、反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还通过了“支援北京学生运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停止卖国外交，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生电”等文件以及成立云南学生爱国会等提案。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在经过三市街、广聚街（今金碧路）、塘子巷时，捣毁了“保田洋行”、“府上洋行”。日领事馆吓得紧闭大门。唐继尧闻讯急派警士多人企图拦阻，但大家不予理睬，坚持游行到状元楼后才解散。接着，各校宣传队又分区进行街头讲演，吸引了大量听众。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怒潮，使昆明人民极为震动，影响迅速扩及全省。
国民大会之后，昆明十校（省立一中、省立法政学校、省立第一师范、甲种工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省立女子师范、私立成德中学、昆明十一属联合中学、昆明县立师范、兽医专门学校）的学生继续串连筹组学生会，并与大理省立二中、蒙自省立三中、曲靖省立第二师范、普洱省立第三师范及腾冲县立中学等取得联系。
六月八日，“云南学生爱国会”正式成立，各校均设立分会。会章规定，宗旨是“养成爱国精神，协御外侮”。爱国会的职员，全部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先由各校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再由代表中选出会长、副会长等。我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会长，法政学校的陈铸被选为副会长，并决定由我兼任执行部部长。当时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代表的产生，经历了一场斗等。当时的昆明，封建观念尚浓，男女既不准同校，在一起开会和活动就更被视为“败坏礼教”了。学生爱国会发动各校支援，该校有觉悟的女同学也纷纷挺身而出奋起斗争，又争取得一部分开明家长的支持，才派出代表陆秀珍（即陆晶清）、商（女戎）生、丁月秋等来参加。通过这场斗争的胜利，也由此掀起了云南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九月，接全国学联通知，为了统一全国学生组织名称，一律改称“学生联合会”。因而，云南学生爱国会由此改名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而云南省国民大会，也因同样原因由此改称为“各界联合会云南分会”。
在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的推动下，云南地区的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
学联除自己继续进行宣传教育外，同时以参加各界联合会活动的方式，积极动员店员和商会持续地开展运动。这些反帝爱国民主活动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响应全国统一行动号召，于国耻纪念日举行反帝爱国活动。如一九二○年五月七日、五月九日昆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举行游行示威，表示中国人民警雪国耻的决心。
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学联同商会、海关合作，调查和公布日货商标、货名，吁请商人不进货，同胞不买购，并组织店员协同查缉，查觉即予公开焚毁或没收归公。同时，又在各校内设立国货贩卖队，在社会上组织贩卖国货团，提出“保卫国权”口号，劝用国货。据统计，经过抵制日货，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一年，日纱入滇总数即减少了十分之九。
三、大力开展各种方式的宣传活动。学联创办了《学生爱国会周刊》（后改为《学生联合会会刊》）。此外，还组织会员开展街头讲演、印刷传单、张贴标语和漫画，到各剧院利用演出中间休息时间登台讲演。后来又自编“莲花落”在街头演出和自编自演以反帝反封建、鼓吹“劳工神圣”为主题的戏剧，深入地进行反帝爱国民主宣传，很受群众欢迎。
四、利用一切合法斗争方式，在集中主力反帝的同时，注意暴露军阀的面目，教育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当时南北军对峙，唐继尧自称“爱国”，因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正义爱国斗争，迫使他不敢撕下伪装，实行武力镇压；但唐继尧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又恨又怕的，于是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多方限制我们活动，如借口怕引起外交干涉不准学生上街或到剧院讲演，不准学生和群众接触，不准女同学参加活动，甚至要学生会把开会议程和讲话稿事先送审批准，否则不准开会等等。总之，是企图取缔运动。这就使愈来愈多的会员识破唐继尧的军阀面目，感觉到反帝必须首先反对军阀的反动统治，从而推动学联逐渐加强了民主运动。
在开展新文化运动方面，云南在五四运动之后，文化开始有了显著进步。除了科学知识对于社会的启迪外，民主思潮较前更为高涨。在青年中几乎已形成了以不知民主和科学为耻的风气。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昆明开始出现“新亚书店”和“日新社”两家专售新书报的书店，都设在武成路，购买或订阅新书报已很方便。由于读者众多，书店业务兴隆，反映了云南人民渴求科学真理的热忱。这时，一些经常刊载苏联及匈牙利劳农政府情况介绍、评论各国工人运动、批判旧道德旧伦理的文章和采用白话文的有名报刊都已常见，加上这时还可以得到各省群众团体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组织间互换赠阅的刊物，新书报的数量大为增多。学联不断地把这些新书报输送到省内各县去，从而大大地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这时，采用白话文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的省内报刊也逐渐增多。首先号召文体改革采用白话文的是云南学联的《学生爱国会周刊》和张天放主编的《救国日报》。学生爱国会周刊是双周出一次，每期对开一大张，除转载国内外及省内新闻、报道全国学生爱国活动情况外，它与当时一般报纸不同的特点是开辟了副刊园地，刊载社会科学论文和文艺作品，以宣传新思潮。这个刊物上的作品，大多是学生的，但也有当时已知名的人士如徐嘉瑞、刘尧民等的投稿，很受读者欢迎。不久，省内有一些报纸也相继改用白话文和开辟副刊，都不同程度地起了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作用。
大体上，从一九二○年初开始，云南地区便逐渐在继续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的同时转入以反对国内封建统治为运动主流。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传统和迷信已成为这时省内出版的新书报的主题。通过不断地揭露宗法制度的罪恶，批判旧道德、旧伦理观念的吃人，主张妇女解放、社交公开、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反对缠足蓄婢等等，而使这一切最后归结到要求革新思想、打倒偶像、破除迷信、反对专制愚昧、提倡相信科学真理上来，集中地攻击了由旧官僚、封建士绅、遗老等组成的“同善社”，撕下他们伪道学的面具，指明由这些道貌岸然的丑类所把持的社会已百孔千疮、极端的堕落腐败，疾呼“我们为要由这种奴隶的苦境里解脱出来，向光明的新社会，得到人间的真的生活”，热望“（一）打破内外资本强权的恶势力，（二）贯彻国民生活的民主化，（三）树立新社会制度新经济组织”（《滇潮》月刊宣言），论证了“新潮流之趋势是不可逆反的”，因而使“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深入人心，使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潮日益高涨。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直接地推动了本省的文学改良、语文教学改革和文艺革命。用白话写诗、散文、小说的风气日盛。人们要求读言之有物、不拘格套的作品。徐嘉瑞等还用白话文写成专著。昆明各中学的国文课在总课时中所占比重最大，原来专讲古文，久已成为散发封建腐朽气息的场所。新思潮的勃兴，使语文教学必须改革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缪尔纾就为此编写了一部《历代文选》和一部《国语模范文选》。现代文由此正式进入了课堂，开始打破了语文教学为古文垄断的局面。此外，在学联当时大力开展的宣传活动中，有许多同学做出了新的贡献。开始，他们自编莲花落亲自化装上街去演唱，到后来更进一步地演出自编的《巴黎和会》、《终身大事》、《劳工神圣》等剧目，除收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外，还揭开了云南地区文艺改革的序幕。
在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也更广地传播开来。除了报刊中有介绍文章外，还可以见到商务出版的一些经典专著，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一九二一年后，又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著作流入云南。学联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于一九二○年春由省一中首先开始举办义务学校，地点在天君殿巷内。后来，各校也相继举办。经费是由学生演戏时酌收少数票款自筹来的，教师义务任职。这一活动，意味着云南地区已有少数有觉悟的进步青年开始有了走向为社会大众服务、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趋向。
虽然如此，在当时接受了进步思想影响的云南青年中，有许多人已意识到了一轰而起不能持久的问题，却又限于水平，深苦不知如何继续推动革命实践深入发展。他们怀着要求改造社会的热望，渴盼出外去找到真理，从而掀起了一个游学高潮。起初，曾打算组织起来去法国勤工俭学。由于需用旅费太多，没有实现。后来，便结队出省。许多人为此而甘心放弃舒适的生活，不惜与家庭决裂，不辞艰苦地去探求革命道路。到一九二四年时，云南旅外的学生已有数百人，其中倾向马列主义的青年多数参加了左派团体，有一部分则在建党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后出现的云南进步社团及其活动
在五四运动民主思想的陶冶下，一九一九年末、一九二○年初，云南学联中有六七个接受了进步思想而志同道合的学生，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叫做“大同社”，初步地提出了要求改造社会的宗旨。后来，陆续发展到约有二十余人。成员有段融生、柯维翰（即柯仲平）、李生庄、张四维、姚宗贤、李峻、张舫、商（女戒）生、丁月秋、杨青田等，每月聚议一两次，讨论社会主义学说和国内、省内的时政。为免引起注意，都是到郊外寺庙去开会。而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又决定用省一中学生自治会名义创办《滇潮》月刊，由大同社成员担任该刊骨干，作为舆论宣传阵地。《滇潮》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创刊，开始用比《学生联合会会刊》更激进的态度直接抨击腐败的军阀政治，公开宣言要“不畏势力、不服强权”地去“建设新社会”。此外，又使用学生自治会名义，举办了前述的义务学校。这些活动中都灌注着革命青年要求改造社会，为此不计个人得失、刻苦自励、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干劲，为后来云南地区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做了一定的准备。
一九二二年，大同社的多数成员在出省游学高潮中陆续离开昆明，留昆的部分成员仍坚持出刊《滇潮》和办理义务学校。这时，有相当数量的大同社成员聚在北京。他们亲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革命活动和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各地群众组织蓬勃发展起来的情况。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一形势的推动下，这部分成员又与云南旅京学生中革命热忱较高的王复生等串联，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组织了云南“革新社”，一九二四年创刊《革新周刊》，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
革新社存在的时间不久，便在原有基础上扩大改组为“新滇社”。这是因为适应于当时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准备在云南省内发展革命组织，以进一步开展政治活动。当时，国民党右派在统一战线内部捣乱，导致北京学生分裂为左右两派。新滇性是在旅京的云南学生中集合左派成立起来的。后来发展到有五十余人，共分为四个小组，每月集会活动一次，出版《铁花》，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表以革命理论分析中国实际的文章，配合《响导》、《中国青年》、《前锋》等革命刊物，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北京学联派出许多同学至各地宣传，新滇社委托我沿京汉线南下以便与各地云南旅外进步同学联系，扩大新滇社的组织。我到武汉、南京、上海都与当地滇籍青年建立了联系，分别组织了分社。一九二五年冬，党调我到广州工作，我又同当时已入党的冯素陶等在广州组织了新滇社分社。后来由于京汉宁沪的社员纷纷来广州，于是又将新滇社总社由北京迁至广州。这时，其领导成员和社员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入了党团，新滇社的一切活动都按党的指示进行，因而它已不但是一个活动于全国范围内的进步社团，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了。
在云南，由于军阀唐继尧极力防范新滇社，为了便于进行活动，当时在昆明另外组织了《青年读书努力会》，经常与北京新滇社保持联系。青年读书努力会的成员有李国柱、吴澄等数十人，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到广州进政治训练班学习，有的并入了党。他们在昆明积极联系各校师生，继续开展学生运动。总的说来，在云南地区建党初期，这支力量是发挥过一定作用的。
四 党组织在云南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的新滇社社员中，有刘平楷、马会云、徐景湖和我先后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二五年时，上述四人都入了党。
一九二五年暑假，王德三经我介绍入党。以后，我们又在新滇社中吸收了张炽、张经辰、李辅仁、杨一波、杜涛、李鑫、杨镇源、卫秉礼、王振甲等入党。此外，新滇社社员中还有许多人通过社外其他同志介绍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
一九二五年冬，党派我去广州在国民革命军的驻粤滇军中和云南青年中做政治工作。不久，王德三也到广州。这时，我们在广州选送了云南青年周雷、罗采等进广州农民讲习所，另有张舫、黄镇清等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五、六月时，又按党的指示在广州大沙头第三军（滇军）的军官学校内办起一个政治训练班，其中有云南学员三十二人。
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统一，工农运动持续高涨，正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云南军阀唐继尧为打击国共合作，破坏革命，军事上曾出兵攻打两广，失败后又在政治上标榜国家主义，妄图对抗。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云南人民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唐继尧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革命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为了推动和领导云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六月，党派我回云南建党。这一任务是由林伯渠同志和付烈同志亲自部署的。他们指示我建党工作要与帮助筹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同时进行，而对外则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王复生也在这时被派回云南。但王复生不是共产党员，他是由国民党左派派来筹建云南省省党部的。我由河口入境，才进云南便有警探跟踪。到昆明后，就听到唐继尧政府已散布了“国民党派人进来宣传赤化”的流言，并且还扬言“政府要抓人”，使我一开始便处于地下状态。活动十分困难。但我仍通过青年读书努力会这一线索和其负责人李国柱接上了头。当时李国柱以兼任省一中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和社会青年有广泛联系，在云南进步青年中已很有威信。李国柱工作积极、作风踏实，是一个有革命觉悟、有才干的优秀青年。不久，我就发展他入了党。接着，我又通过李国柱与青年读书努力会的核心分子吴澄等秘密接触，准备继续创造条件建立党组织。但就在这时我遭到唐继尧政府的搜查和通缉，被迫不得不离开昆明，由滇南步行通过麻栗坡僻径出越南转回广州去。到广州后便又奉派带了一部分政工干部赶赴北伐前方去了。在这段时间内，李鑫从北京到广州转回云南在甲种工业学校当了教务长。他先与李国柱接上关系，后又继续发展了吴澄等三个同志入党。由此，在逐步加强群众工作的同时，建立起党团组织。到一九二六年底，已有党团员二十余人。
一九二七年云南“二六政变”后，唐继尧倒台。为了加强云南地区的革命工作，党又派王德三回云南领导工作。王德三来昆明时带回在广州政治训练班学习的云南青年九人，其中有赵琴仙等五人是党员，这时由北京等地又有党员回滇，再加上李鑫、李国柱在云南所发展的党员，云南地区党组织的力量大为增强。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云南临时省工委正式成立。由此，揭开了云南地区革命史册的新页。
六十年过去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早已成为陈迹。然而，历史的长河虽奔滂不息，却并非没有逆流，在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年代里，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林彪反党集团和万恶的“四人帮”，仍在做着重建封建法西斯王朝的迷梦，而且祸国殃民达十年之久。这一严重教训，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封建余孽的最后消灭。彻底地荡涤封建传统的遗毒，还是一个长期而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自觉、深入地为此而斗争，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才有保证。我虽已老髦，壮心未已，愿以这页回忆和热望献给立志前进不息的同志，以为伟大五四六十周年的纪念。
董孟雄记录整理，原载于《云南日报》 197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