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薇 | 陶云逵在云南民族调查研究中的民俗理念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名人学者随着各大高校西迁到大后方昆明。他们中的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积极投入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陶云逵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所蕴含的民俗理念，为保存民俗文化“活化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免遭灭顶之灾，大批高等学校和中央研究院等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教大迁徙运动。在这次大迁徙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到湖南长沙作短暂停留后，于1938年3月迁往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期，聚集在联大的全国学者中有不少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他们来到云南这个多民族集聚地区，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云南的民族民俗文化结合，有的学者甚至连学科研究方向都发生了明显的偏移，陶云逵先生就是众多专家学者中最典型的一员。他在云南的短短几年时间，走进少数民族村寨，搜集面临消失的风俗习惯，对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做出了显著而具有长远影响的成绩。
一、个人学术历程
陶云逵 (1904—1944)，江苏武进人，生于1904年11月30日。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1924年考入南开大学文科，1927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欧洲人类学大师欧根·费雪尔 (Eugen Fisher)攻读人类学，获博士学位。由于陶先生留学德国，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德奥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这个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主张所谓“文化层”与“文化区”之一说，即所谓“文化圈理论”。如在他《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一文中提到“土著汉化或现代化问题，实即是文化变迁问题。文化虽然时刻在那里变迁，但设如我们制定一个目标，要使他向着这个目标去变，则非有详细设计与专门的指导技术不为功。……为百世之计，求我全国族之永久团结，似宜积极设计导此边胞，使其生活设备文物制度和我国其他区域一样的趋于现代化，以其地势之利，人事之优，好好建设则退足以固国防，进足以拓疆土。”［1］“看来，这种设计的同化工作还有其复杂的目的，甚至想以民族学作为大民族主义扩张领域的一种手段。这是与德奥文化传播论有血缘关系的。”［2］
1933年学成回国，1934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陶云逵不满于当时社会学研究空泛之论辩多于翔实之叙述，社会事实之引证又多取自舶来材料的现状，决心采用实地调查方法。正好此时，中央研究院在同年10月派他与同事研究员凌纯声、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去云南做民族调查。他们分为两路，陶云逵与赵至诚为一路，调查区域为东南及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滕越、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他们来自当时的最高研究机构，因此这次调查的装备是比较齐全的。陶云逵准备了照相机、录音机等先进设备，对碧罗雪山傈僳族文化、傣族体质、生育婚丧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的成果主要有:《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礼聘往还》发表在《边政公论》1944年3卷1期，是根据搜集所得的车里、孟连、孟哲、孟茫、耿马等地的原文史志写成，目的是揭示摆夷文化与中原汉人及缅人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关系。从史料上看，明代以来车里慰使便是中缅双方共同册封，以天朝为父，以缅朝为母。此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边界线上民族族源的关注。《碧罗雪山之栗粟族》发表在商务印书馆1948年印行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本)。作者非常全面地介绍了傈僳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大体内容包括有社会方面描写了男女婚姻方式、家庭生活、生养、教育、政治、战争以及与此相关的各事项;精神方面叙述了宗教、艺术 (音乐与跳舞)、狩猎、语言 (木刻)、传说。此调查报告是傈僳族最早的、比较全面的民俗志描述，为民俗研究保留了十分珍贵的材料。《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发表在由徐益棠主编的1945—1949年的《边疆研究文化论丛》上。此文描述了摆夷的婚姻制度与婚嫁仪式、家庭生活、生产习俗与教育制度、公共生活与娱乐、丧葬等生活习俗。
陶云逵进入云南调查是西方理论知识与本土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首次尝试。在《碧罗雪山之栗粟族》一文中的结论部分他谈到:“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而是他的类属，即是说他属于哪一个系统。”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化类属分类方面与在德国受到德奥文化传播论的影响有关，但他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没有用歧视和好奇的眼光来对待，这一点与德奥文化传播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时期的调查经验和研究理念为他在抗战时期的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边疆人文研究室对民俗文化的调查
抗战爆发后，陶云逵再次来到云南，就任云南大学教授，1940年底又兼社会学系主任。刚到昆明的生活十分艰苦，他甚至在昆明租不起房子，只得和太太把家安置在古庙里，每周赶乘滇越小火车到昆明上课。这座古庙就是后来抗战时期在昆有名的社会学办公地——“魁星阁”。1939年，吴文藻创设社会学系，陶云逵与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如费孝通、许娘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胡庆钧等成为“魁阁”学者之一。瞿同祖《悼云逵》一文对陶云逵在“魁阁”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生的治事的精神也足述者，他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时，学系开办总一年，一切都在草试创办中，吴文藻先生虽已创立了一个新基，但后继的工作仍极艰巨，云大社会系得有今日的规模和成绩，自不得归功于云逵的努力，他对行政工作并不擅长，但凡是曾与他共事的人都没有不对他的办事热诚和对人的诚恳所感动的。云大社会系这个幼稚的新生命就由于这个热诚和诚恳而生长起来以有今日。”［3］
从西南联大的课程表上看，“从1939年10月起，陶云逵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每周授课3小时。他1942年转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授，是当时西南联大少有的年轻教授之一。他开设《体质人类学》，并为联大中文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开设选修课《西南边疆社会》。”［4］(P559)陶云逵由云南大学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原因，在李树青的《关于陶云逵先生的二三事中》提到:“在前年暑假前的一天云逵到我的寓所来了，他很诚恳地对我讲:'说他有一做研究工作的机会，并将脱离云大，加入联大，问我对此有何意见。’因为我还不知内部详情，当然无从加以可否。不过对做研究工作的机会一项，我们一向总是认为能取得时便要取得的。最后他再三嘱咐为不要透露这个消息。”［5］这里所提到的研究工作机会，应该是为了修筑石佛铁路而成立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这是陶先生离开云大到联大的主要原因。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成立为陶云逵在云南进行民族民俗文化调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20世纪40年代初，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的省内铁路，1942年4月云南省建设厅龚仲钧厅长致函张伯苓，委请南开大学担任调查筑路沿线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及地理环境和相关资料的工作。是年6月，在黄钰生、冯文潜等人积极筹划下，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聘陶云逵为研究室主任，主持全面业务工作。并得到3万元的经费资助，且以此为契机，筹建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本研究室宗旨是以西南边区人群为主要调查对象，以实地调查为途径，以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该研究室的工作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 (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学类)、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4］(P716)研究室成员1942年至1943年先后两次对该铁路沿线的玉溪、峨山、新平、元江等地进行综合考察。他们的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根据已有之文献于边区中选择几个关键区域，做抽样调查;二、在选定之区域内做初步普遍调查;三、本社区内边疆教育之专门调查与研究，其中提及到对制度 (理念、知识、传播与接受机构)的调查，这些制度主要包括有 (1)场所:家庭、学校、各职业与宗教团体之所在地及娱乐场合;(2)时期:年数、月数、日数、季候与期律;(3)方式:个人、团体、公开、秘密、年龄、男女同学、男女分学等;(4)媒介:口述、文字、行为、神示、梦悟等;(5)仪式:入学、考试、升学、毕业及其社会功用;(6)名分:各别知识、理念之传播者与接受者名分与社会地位。［4］(P585)从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对滇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全面调查。
陶云逵对研究室充满了信心，深感为实现其系统考察中国边疆社会提供了良机，决心为边疆人文研究的中国化闯出一条道路来。研究室刚一成立，他就带领几名年轻研究人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西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开展调查工作。当时云南地区条件艰苦，工作人员不仅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还要有甘冒风险的勇气，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邢公畹到罗平、新平、元江等地调查时，就曾染上疟疾，差一点丢了性命。黎国彬到西双版纳调查傣族，一到那里就被军队逮捕，说他是汉奸，给他们看护照和证件都不行，敲诈不出钱财就要枪毙，情况紧急，后经陶云逵、邢公畹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但研究室成员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克服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困难，顽强地工作，取得了大量社会调查的珍贵资料。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创办了《边疆人文》刊物。说到刊物不能忽略一个人，那就是陶云逵先生。调查不易，但要出版一份刊物则是难上加难。邢公畹在《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兼忆关心边疆人文研究的几位师友》一文中提到，“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对科研成果不重视，出版商当然也不愿做这类费力不赚钱的买卖。没有刊物，不能出书，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因此，研究室决定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刻蜡版、油印。记得综合性月刊第一期文稿编定之后，就是由陶云逵先生和我刻写的蜡版。为这个刊物，我刻写不下数千张。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必须打夜车，可是房东太太要收一盏灯一元一月的电费，每晚供电只供到十点钟，到点后，若是不关灯。她就拉下电闸，就只好点起小菜油灯来刻。虽然油烟熏得人头昏眼花，但一想到刊物能很快出版，心里也就觉得热乎了。刻好之后，油印、装订则在研究室的'陋室’里进行。包括冯先生、陶先生在内，全室人员只要没有讲课的任务都积极参加。裁纸、调墨、推印刷机的滚筒等等，都是自己动手。”［6］(P357)在陶先生及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边疆人文》刊物得以在1943年9月面世。
该刊分为两种，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双月刊。《边疆人文》自1943年至1946年在昆明油印三刊三卷，计18期;第四卷由国立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在天津编印;共计发表论文33篇，其中25篇是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占总数的83%左右。《边疆人文》目录附表如下:①
从以上这些篇目可以看出，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研究宗旨与民俗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在调查中对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视，是与陶先生的民俗理念分不开的。这些研究为抢救民俗文化“活化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艰难抗战环境中闪烁着科学光芒的重要学术成果。
同时，边疆人文研究室取得的成就，与西南联合大学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的后备支持是分不开的。据邢公畹回忆:“陶云逵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我虽然是由南开大学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约的，但是，西南联大同样给我颁发了聘书。我除去担任研究室的任务之外，也在中文系任教，由西南联大给我薪金、住房等。虽然西南联大对于开展科研工作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是，科研与教学并重这种默契，确乎给予了三校开展科研提供了方便条件。我想:如果当时南开大学研究人员没有联大的人事工薪关系，单靠石佛铁路筹委会提供的区区调查费，南开大学还是难以创办一个研究室的。”［6］(P359)《边疆人文》对西南联合大学来说也是一项新颖而出色的贡献。
在云南这个民族众多、语言文化迥异的省份，当年就那么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一番学术报国的理想，为了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风土，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和社区、教育制度内容等。研究调查范围从人口调查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调查，从考察少数民族的日常起居至考察他们的文化概况，如民间故事、歌谣、习俗等。他们沿途搜集、记述、绘制、拍摄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历史资料，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地图、照片资料和研究成果，这些成绩足应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1942年陶云逵致冯文潜函提到:“弟个人作鲁魁山罗罗之社会组织与宗教。除本论外，附占卜四十则，神话与故事十九则。全文约五六万字。”［6］(P491)但在目前已出版的成果当中，没有查找到信中提到的占卜、神话和故事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测选入《边疆人文》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还只是当时学人撰述的论文及调查资料的“冰山一角”。有的资料已经湮没不闻，有的文字还有待后人整理。
三、陶云逵在民俗文化调查研究中具代表性的成果
西南联大时期，陶云逵不仅领导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开展工作，而且自己也连续发表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他的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等。这一时期也是他民俗理念形成的关键期。
在《边疆人文》上发表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先生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最后一篇调查报告，同时也是他对民俗文化的最后一份贡献。他认为:“一个文化因子或特征的研究，像鸡骨卜，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观点入手。其中显明的类如我们可以研究这种占卜当今在其本社会的文化中与其他文化特征的关系，也就是各文化特征或因子彼此关系的研究。另外一种看法是研究这个文化特征的分布区域。从它的分布上，同时，尽可能的在历史记载上找材料，以探讨此特征之起源与传播，传播过程与变迁及其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之关系。这两个看法，对于一个文化特征的研究，不但不相背悖而且相辅相成。但因为材料着手的途径不同，往往会注重了一个就忽略了另一个。本文是偏重于后一种。”［7］他通过实地调查和前人的论著，分别对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 (Nasupuo)部族 (即黑夷)、新平县赵米克寨纳苏部族、元江县大羊街车库寨窝尔人、顺宁县和澜沧县孟连摆夷人、四川雷波昭觉两县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族、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峨山县化念乡之青苗、武定禄勒黑夷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我国西南藏缅、苗、傣诸语种人民都有或曾经有鸡骨卜的风俗，并且在文中以图形记载了他在云南新平、元江调查时看到鸡骨占卜的方式。对鸡骨卜的分布及其历史记载做了详尽研究，认为鸡骨卜属于非汉语民族文化产品，并查阅有关“鸡卜”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孝武纪》，《汉书·郊祀志》也有同样记载。唐、宋以后，记载渐多，但是说得不很详细。根据现在调查及文献记载，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各省非汉语部族之三大族群中，汉语社会中引用鸡卜则自非汉语部族传入，其始则自汉武帝时期。他试图应用文献、当代学者的实地调查和他自己田野调查三者相结合，来揭示鸡骨卜这种习俗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相对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突破。罗常培评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时说:“综合堪究，胜义殊多”，［8］正是对陶云逵这一研究特点的中肯评价。
《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是根据1942年夏季的实地调查写成。大寨是鲁魁山上一十六个寨子之一。鲁魁山是坐落在新平县杨武坝之东的一个寨子，这个寨子的黑夷占汉人的90%以上。这里的黑夷除夷姓外，尚有汉姓，但黑夷的宗族标记是夷姓而不是汉姓。每一宗族有一族长。族长是由族人推选出来的，主要的职务只限于主持全族祭祀和保管宗谱两项。如一个族长不能称职，通常指疏忽了祭祀，族人可以公议，将其族长资格取消。这里疏忽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心有余力不足者，因为族长支持的祭祀是全族大祭。每祭消资，族人虽亦担负，然族长花费独浩。陶云逵认为值得探讨的是:“族长这个人物在族祭中的费用既如是之大，而他的地位，又会因为疏忽祭祀而被取消。如是则族长所尽的义务与所得的权利两者相去悬殊，揆诸常理，这族长的地位实在无可贪恋，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族长推辞不就的。主要的理由，第一，在族祭时，给族长一个摆阔的机会，物质上虽受损失，却得到了族人与乡里的尊敬与赞扬，因为目前族长的身份不在血统，而在经济能力上。第二，从宗谱上看。这叙述宗族渊源，以及登记族人死亡的宗谱是归族长保管的。一宗族的宗谱就是其族、族人在其团体中身份的精神凭借;而这精神凭借是在族长掌握之中。”［9］作者认为族长虽然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利益，但在精神生活上却可以令人重新获得安慰，他是直接与祖先进行沟通的人，更容易得到祖先的庇护，这也许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论文下半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取动植植物为姓而进行的论述。陶先生通过以西方图腾制理论与大寨黑夷的分析比较得出，大寨黑夷具备图腾制的以下特点:“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最后他认为新平鲁魁山各寨及元江马头天宝山一带的黑夷是有这种可以称做图腾制的制度存在。最后他提出，何以黑夷恰恰取动植物为姓而视与姓物有特殊关系，除了他们自己的解释以外，研究者当然可以有种种的解释，在许多研究各民族图腾制的书籍中均有所讨论，希望等将来材料收集较多后再加列论。但同时也担忧，他在调查时，由于黑夷与汉人交往日趋繁多，使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有着剧烈的变化，若不是详细亲切的访问，他们对于把他们自己已经知道的、汉人看来十分可笑的族称及其崇拜简直守口如瓶。［9］陶先生提出的族称与图腾制相关联的观点，对后世的民俗学者研究图腾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示。
四、结语
陶云逵在德国学过系统的西方理论，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体质人类学为主，但他在抗战时期来到云南，对自己的学术兴趣已有了很大的转变，不论是调查范围方面，还是从所发表的成果来看，他更多的是在关注民俗文化。在曾招抡《悼云逵》中提到“去年年初我们十位朋友，同云逵到大理讲学中正值么 (纳西)历年关，休息几天，同人用此种机会，游历滇西名胜，只有云逵一位，始终不忘学问，他一人跑到一处渔村住下，考察渔人生活，替同人们带了几条鱼回来。他还想在本地 (民家)人家过年，可惜为风俗习惯所限，未能实现。”［10］瞿同祖《悼云逵》一文中:“三年来我和云逵讨论的机会很多，相知很深，所以我对于他学问上的转变看得很清楚，多年来很少提到体质人类学上的问题，反之，对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则日感兴趣，研究方面也就转入新的途径，最近他写的三篇文章:一篇关于端午节的，另一篇是大寨黑夷的家族与图腾及黑夷的鸡骨卜。从题材上就可以看出他治学的转变趋向于社会文化方面，并且着重于礼俗及巫术宗教方面，由极端的物质方面转变到极端的形而上方面实足令人惊讶，最初我还以为是偶然的，去年夏天我请他为云大担任体质人类学的课程，他坚持不肯，说他对于体质人类学已感到厌倦，不愿再弹老调，我再三劝他，他终于不肯，最后只得由他担任西南边疆社会学一课，我从这天起，由于他的自白，总想信他的治学果真由体质方面转到社会文化，以前的揣测并不错误。”［3］1944年2月吴定良致罗常培函中提到:“去年九月间。云逵兄来书云'弟虽学过体质人类学，奈因兴趣改变，今后恐不能致力此道，前集材料，兄如需要当奉赠’，并谓'关于我国种族源流支派问题，体质与文化双方研究均极重要，吾人异轨同趋，希若干年后，对此问题能获较清楚之答案’。此见解颇是，惟以后此项材料迄未寄来，其材料系前数年云逵兄代史语所在云南搜集者。想尚保存，无人整理，故请吾兄设法请其研究室职员全部检出寄下，将来当择要整理以纪念云逵兄也。”［6］(P499)从以上提到的遗留下来的珍贵材料中，可以证实陶云逵在抗战时期已放弃了对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更多的关注点转移在了云南当地的民族民俗文化上，而他的研究成果对此也是一个证明。
抗战时期，云集云南的名人学者，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根据云南多民族的特点，将研究的方向和重心转移到云南少数民族问题上。这一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结也给云南的民族文化研究添加了“催化剂”，他们心怀实现学术报国的理想，通过对民族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现实，制定边疆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人民一致抗日，增强抗战力。
在对云南边疆社会的研究中，陶云逵注重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统一考察，给予少数民族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社会事象比照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在《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为我国民族之永久团结，似宜积极设计指导此边胞社会，使其生活设备、文物制度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趋于现代化，以其地势之利，人事之优，好好建设。”［1］
研究中他不是把少数民族作为猎取资料的对象，而是着眼于边疆建设和民族团结，希望边疆同胞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和进步。在1942年8月陶云逵致冯文潜函中提到:“总之此次，工作尚好、唯因生活过高，用款数目甚大，心中颇感不宁，亦实不得已也。唯有吾人努力募款，俾可继续工作，完成吾人理想。不来边荒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漠沙至元江之摆夷村对泰国已有羡慕之思，而思茅且有摆夷自设傣语新式学校。”［6］(P492)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实不容缓。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家边疆的担忧。1943年9月，杨成志致函邀请他到广东工作，并说工作环境和待遇比昆明更好，但未见到他要去的明确回复的信件。［6］(P497)
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极重视实地调查，努力抢救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如果不是旧社会的重重重压，生活陷于贫困，精神陷于苦闷使他过早逝世，他必将为民族文化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云逵先生病逝之前还遭遇了人生中的极大不幸，他的爱子在他离开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忽然得了当地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病魔就夺去那个令人十分怜爱的小生命。陶先生返回昆明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悲伤损伤了他的身心，加上在大理调查时已染病，不久，他自己也因得回归热而病倒了。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终于转为败血症而病故。在曾招抡《悼云逵》中提到:“云逵去世，所患并非不救之症。假令经济宽裕，早日救诊良医，康复绝无问题。只因平素日入不敷出，一再拖延未医以至于死。其夫人亦几杀身以殉。故云逵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贫困。此等学者，死去不须一秒钟，再生一位，欲要几十年。”［10］可见当时的学术界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2］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 ［A］.民族学研究第一辑——首届全国民族学术讨论会文集［C］.1980.
［3］瞿同祖.悼云逵 ［J］.边政公论:第3卷9期，1944.
［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8.
［5］李树青.悼云逵——关于陶云逵先生的二三事中 ［J］.边政公论:第3卷9期，1944.
［6］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7］陶云逵.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J］.边疆人文:第1卷2期，1943.
［8］罗常培.论藏缅族父子的连名制 ［J］.边疆人文:第1卷3、4期合刊，1944.
［9］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 ［J］.边疆人文:第1卷1期，1943.
［10］悼云逵——陶云逵先生主要的著作目录 ［J］.边政公论:第3卷9期，1944.
作者简介:刘 薇 (1980—)，女，四川会东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