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整体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云南大理
摘要：在整体丝绸之路的视野下，一方面，明代云南大理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重要节点，是中国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汇合点或称枢纽。这表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主要包括的云贵川三省中，惟有从云南可以出境通往外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衔接，海贝就是最好的证明。大理以通行贝币而著称，以明末贝币为白银替代、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发展而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明朝大理人李元阳撰《黑水辨》，提出“澜沧江即《禹贡》黑水说”，经过徐霞客亲历考察而验证，无异揭示了云南大理在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互通互联的重要地位——丝绸之路多元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核心区。以上两方面在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中为学界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应该切实加强研究。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提出，让丝绸之路从历史纵深中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梦想，在今天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丝绸之路，一般是指中国古代经西域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为丝绸之路，也称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西南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海上丝绸之路是通过海洋的中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往通道之称。实际上，广义的丝绸之路，在今天早已超出了其字面的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更成为中外交往的历史文化符号。云南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海贝可以作为例证。林文勋先生认为：“海贝流入云南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并一直作为云南主要法定货币，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大，起到了联系中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称其为“贝币之路”更为准确。”海贝是与海外交往的产物，云南海贝作为货币使用，在历史上一直延续至明末，是大理与海外一直有着连通关系的实物证明。谈历史上云南海贝来源与传输渠道，就不能绕过大理，来自海外的贝币是如何在云南流变更迭、并最终消亡的？迄今虽然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明代整体丝绸之路的视野出发，联通全球史，仍然还有探讨的空间。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历史上南诏大理国时期以海贝为法定货币，考察大理海贝-贝币的兴衰，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从整体丝绸之路的视野出发，探讨《禹贡》“黑水”之谜，也绕不过大理。明朝大理人李元阳提出“澜沧江即《禹贡》黑水”说和明末徐霞客在云南实地的调查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结论，极大地凸显了大理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大理在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互通互联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云南贝币史的简略回顾：以大理为中心
海贝是海中有壳软体动物的总称，海
是一种海贝类贝壳，古代用作货币。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作
子，马尔代夫语作boli，马来语作bia，爪哇语作beya，汉语“贝”与“
”似源于海南语。古代暹罗、缅甸、孟加拉国及中国云南等地均将其作为货币使用。其主要产地在马尔代夫群岛。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贝币已经自海外来到云南，逐渐形成了云南持续两千多年的独特货币体系。根据考古报告，云南使用海贝的历史悠久，《后汉书》记载汉代永昌郡有轲虫。以云南大理为例，大理地处洱海区域，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和一大中转枢纽，迄今这一地区发现最早的海贝，是出自剑川沙溪鳌凤山春秋至战国时的155和81号墓，共有47枚。这些海贝多系磨背，出土时都位于墓葬者头部。1976年在维修加固南诏晚期(唐开成年间)所建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时，清理了塔刹和基座，出土海贝10公斤以上，约3800枚。同时弘圣寺一塔，也发现海贝数十枚，内有3枚特大，称为“海宝”。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理、巍山、洱源、邓川、宾川和鹤庆等地，几乎所有唐宋以来的火葬墓中都发现有海贝，数量在1-10枚不等。更早在1941年发掘的剑川河北村元代火葬墓，也出土过贝。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调查，在滇西的鹤氏、洱源、邓川、大理、宾川、巍山、楚雄等地的大理国(宋)至明代火葬墓中都有海贝随葬。
在从大理通往境外的道路上，永昌(今云南保山)位于与缅甸接壤地区，当地迄今所获海贝，主要出自宋元明时期的火葬墓内，典型的有：1985年底至1986年初，在腾冲城西南来凤山发掘的246座墓内均有海贝，且最多的一墓竟达上千枚。其次，在腾冲以西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西源城”遗址附近的火葬墓中，也发现了不少海贝。此外，在保山城南营盘山同一时期的火葬墓内，以海贝随葬的情况相当普遍。1986年发掘的西双版纳景洪县曼阁渡明代墓葬，还出土贝90余枚。
《新唐书·南诏传》是最早记录南诏国以贝为币的官方文献，云：“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南诏时期对外交往频繁，由海外输入的海贝形成主要货币，与当时印度通行的货币是一致的。《旧唐书·天竺传》载，印度“以齿贝为货”。南诏当时的海贝来自印度，已形成学界的共识。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天竺国“岁与大秦、扶南贸易，以齿贝为货”；层拔国“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说明当时印度洋周边与东南亚的贸易中，有贝币交易。
元世祖忽必烈在云南正式建立行省，以赛典赤·瞻思丁为首任行省长官。他建议元朝在云南继续沿用海
作为货币：“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交会、
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此议得到了忽必烈的允准。元朝“许仍其俗”，没有在云南大力推行纸钞制度，并于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做出规定：“定云南赋税，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朝赋税以金为则，折贝交纳，这是在王朝财政体系中确立了海贝的法定地位。由此李京《云南志略》记述云南贝币的使用仍在延续：“交易用贝子，俗呼为
，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
海贝来自于海。马可波罗在其《游纪》中记述了大理用贝作为货币，其来自海洋：“他们是用从海里捞取的一种白贝壳作为货币，亦可作为项饰。八十个贝壳等于一个银币的价值，或两个威尼斯银币。”下面看看明代的情形。
二、 明代云南的海贝来源与传输渠道
海贝是自海外输入，这一点已得到学界共识。元代马可·波罗明显提示海贝出自印度。那么至明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一）明初海上传递的信息：海贝是印度洋贸易的一部分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笔者考察过明朝人下西洋的初衷，其西洋专指印度洋。明初七下印度洋，持续近30年，极大地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传递了准确的海贝贸易信息：当时的印度洋贸易不以海贝为主币，但海贝贸易是印度洋贸易的一部分。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归国后撰写了《瀛涯胜览》一书，纪录了他亲历海外20国的见闻，其中提到实行海贝贸易的有3个国家。
首先，是出产国溜山国，马欢记载如下：
彼人积采如山，奄烂内肉，转卖暹罗、榜葛剌国，当钱使用。
溜山国(Maldives)，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称北溜，费信《星槎胜览》称溜洋国，皆指今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公元前3世纪即有人居住，从12世纪起成为伊斯兰教苏丹国。大量海贝由溜山国转卖到暹罗国和榜葛剌国，目的很明确，两国均是以海贝作为货币使用。
其次，是以海贝作为货币的暹罗国，马欢记载如下：
当钱使用，不拘金银物货，一应大小买卖皆有此物，论价交易，不使金银铜钱。
暹罗(Siam)即今泰国。其地在13世纪中叶犹分为暹及罗斛两国，中国史籍记载元至正九年(1349)合并为一，称暹罗斛国。1350年，乌通王将首都迁至阿瑜陀耶(Ayudhya，今曼谷北)，意为“不可战胜之城”，从而建立了当时湄南河下游强大的阿瑜陀耶王朝。乌通王逝世后，素攀武里王族和阿瑜陀耶王族两个支系为了继承王位而发生多次争夺。明朝洪武十年(1377)素攀武里王子昭禄群膺(又译那空膺)到中国朝贡，明太祖赐与“暹罗国王之印”，始称暹罗，以别于被称为暹罗斛的阿瑜陀耶王朝。1409年，昭禄群膺夺取了阿瑜陀耶王位，中国史籍从此称阿瑜陀耶王朝为暹罗，不再使用罗斛、暹罗斛等称呼。当时暹罗是“一应大小买卖”皆以海贝交易。
再次，是以海贝作为货币的榜葛剌国，马欢记载如下：
国王以银铸钱，名曰倘加，每个重官秤三钱，径官尺一寸二分，底面有文，一应买卖皆以此钱论价。街市零用
，番名考黎，亦论个数交易。
榜葛剌国(Bengal)，宋代赵汝适《诸蕃志》称作鹏茄啰，元代《岛夷志略》称作朋加剌，《明实录》称作邦哈剌，《西洋朝贡典录》作彭加剌，皆孟加拉国语Bengala的对音，即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一带，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恒河下流，是东西交通要冲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榜葛剌国属印度古国，榜葛剌国当时实行的是银币为主、海贝为辅的货币制度，并非以海贝作为主币，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下面还将提到。
这里还有必要对照一下郑和下西洋最初目的地印度古里国的货币使用情形，马欢记载如下：
王以六成金铸钱行使，名曰吧南，每个径面官寸三分八厘，面底有文，重官秤一分。又以银子为小钱，名答儿，每个约重三厘，零用此钱。
古里(Calicut)，元代来华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伊本·巴图塔游记》作kalikut，《岛夷志略》作古里佛，《大明一统志》作西洋古里，皆指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卡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马欢说明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唐代印度使用贝币的状况，发展至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位于印度东海岸贸易集散地的印度古里，在15世纪初已经不使用海贝作为货币，而是使用金银币进行贸易，而在榜葛剌则保留了海贝的辅币作用。
从马欢记载来看，当时的暹罗国是主要使用印度洋海贝作为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欢揭示出暹罗的国际贸易直接与中国云南相关。《瀛涯胜览·暹罗国》云：
国之西北去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通云南后门。
那么“可通云南后门”的暹罗上水是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上水，元代《南海志》作“上水孤底”，在此省作上水。《元史》作“速古台”，一般认为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暹国都城，指今泰国的素可泰(Sukhothai)，泰语“幸福自由”的意思，在泰国宋加洛府容末河(YomeRiver)畔。古代那里是云南与湄南盆地交通要站之一。关于上水，已有学者做出了几种具体推测：“彭世洛说”“清迈汕赛说”“室塞察那莱说”“去大城百余公里说”“清迈说”“北榄坡说”“素可泰境外说”等，泰国学者黎道纲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是在今泰国猜纳府汕武里的古城。
《郑和航海图》中绘有下缅甸各个沿海城市，像落坑(即仰光)、八都马(即马都八)、打歪(即土瓦)、答那思里(即丹那沙林)等。虽然都是经过，但在推动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极大扩展的情形下，郑和航海也会对沿途海上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海贝贸易是其中一部分。
（二）明代海贝贸易的通道：以云南大理为中心
了解了明代云南的海贝主要是来自印度洋之后，需要具体探讨云南通往海外的通道，即明代云南海贝传输的道路。笔者注意到，云南使用贝币的主要是滇西与滇南，以往鲜少有人提及这一区域性特征，而这一特征恰恰是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传输道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进一步说，这也涉及云南大理在整体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问题。
众所周知，大理是南诏国的都城所在地，海贝的全面流通与主币地位的确立，以及佛教在云南的传播，都与南诏国有着密切联系。发展到明代，以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广义的中外交往通道的意涵，也即从古代丝绸之路的整体视野来看，明代大理仍然是南方丝绸之路连接海外交通线的一大枢纽。以大理为中心，结合贝币在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连接的点与线，对于云南发生的以白银货币和贝币为主角的互为消长的历史过程，视为当时全球性商品货币经济逐步发展扩张的结果，很有必要将贝币消亡纳入到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之中，进行重新审视。
早在1世纪中叶，哀牢王归降汉朝之后，经大理、永昌至缅甸的道路已经开通。永昌郡成为汉朝与西南诸国贸易的重要商埠。8世纪中叶南诏强盛时期，势力达于缅甸中部。发展至明朝，大理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连接了两条云南出海的通道，即著名的贡道上路和贡道下路，是当时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滇志》记载《属夷》附有贡道，开篇云：“自永昌出塞，南际大海”，道出了永昌通往海路的重要地理位置。
唐代南诏统治中心为洱海地区，毋庸讳言，往南至南海早已有通道。发展至明代，海贝传输的道路仍然存在，明初郑和七下印度洋，进一步疏通了印度洋与云南的通道。
地质环境的利用时要注意地质环境质量评价和容量评价，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地质环境的利用效果。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效益的提升。此外，因为地质环境对地质灾害具有限制和引导作用，所以在进行地质环境的利用时，将二者的关系结合起来，使得工程的建造不仅能充分地利用地质环境，还能通过改变地质环境而达到防治地质灾害的效果。
（1）通往缅甸、印度的线路
西线灵官道(即牦牛道)。其走向如下：自成都西至邛崃南下，经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攀枝花—云南永仁—大姚—大理。
东线五尺道。其走向如下：自成都沿岷江南下，经乐山—犍为—宜宾—五尺道—云南大关—贵州威宁—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
重要的是，西线与东线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途，西行至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南下瑞丽进入缅甸八莫)，再西行经印度东北阿萨姆至恒河平原，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和西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
（2）通往越南的水陆兼程线路
西路步头道。由蜀入滇西部大理，沿红河至越南河内，由河内出海，此即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
（3）连通尼泊尔、印度的茶马古道线路
云南滇藏路。即普洱—大理—丽江—香格里拉—邦达—昌都—尼泊尔—印度。
这里想要补充的是明代的情况。明初奠定了西南地方治理的框架：“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明代云南陆路与海道连接，也即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史载有贡道上路和贡道下路，均可从大理出发通往域外。
贡道上路：自大理出发，通往永昌，再经屋床山至潞江，过腾冲卫西南行，至南甸、千崖、陇川三宣抚司，陇川10日到猛密，2日到宝井，又10日到洞吾，又10日到缅甸，又10日到摆古，即明朝所设古喇宣慰司所在地。摆古，即今缅甸南部沿海勃固地区。
贡道下路：从大理赵州驿道出发，至景东府，至者乐甸，那里是乐甸长官司地；行1日，到镇沅府，再行2日，到达车里宣慰司地界，在今天西双版纳、普洱县一带；行2日，至车里之普洱山，产茶之地；又行2日，至一养象之地，再行4日，才到达车里宣慰司，即今景洪，在九龙山下，邻九龙江，即澜沧江的末流。由此向西南行8日，到八百媳妇宣慰司，即八百大甸宣慰司，在今泰国清迈一带；向西可到摆古，今缅甸南部沿海勃固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的延伸线，即又向西南行1个月，到老挝宣慰司(今老挝琅勃拉邦)，再西行15-16日，至西洋海岸，即缅甸摆古(即白古)出海。
由此可知，实际上明代贡道下路不止一条道路，是陆海连接的重要通道，可通“至西洋海岸”，这一点非常重要，表明下道既可通泰国出海，还可通老挝出海。
明人谢肇淛《滇略》卷4《俗略》记载老挝也是云南海贝的来源之地：
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等海中，不远数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曰
。其用，以一枚为一桩，四粧为一手，四首为一缗，亦谓之苗，五缗为一卉，卉即索也。一索仅值银六厘耳，而市小物可得数十种，古其民便之。
更重要的是，西洋在这里是指南海，即缅甸和泰国南部之海。明代海贝的来源，由此可以洞悉。南海在下面还要重点论述。
通过八百，云南与暹罗(今泰国清迈一带)发生了密切联系，那里是通往印度洋的出口。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摆古在明人认识中处于“至西洋海岸”的范围之中。摆古，又称白古、白方(今缅甸勃固)。自唐代以来，那里就是中外交往的著名贸易之地。贡道即商道，自唐至明那里一直是缅甸南部的贸易港。明代两条“贡道”都以之为终点，显示了其特殊重要的地位。根据万历年间明人朱震孟《西南夷风土记》的记载，明代“贡道”所及是一个繁盛的中外商业贸易中心区，可直接通往印度洋，特录相关内容如下：
东通中国，南滨海，邻暹逻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发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国一间耳。
孟密、准古、缅甸、普干、普坎、得亚、洞吾、等温、白古、马高、江头，皆古城也，惟摆古乃莽酋新筑。然高者不过十余尺(丈)，大不过三数里。惟缅甸、摆古、江头，差宏阔耳。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至摆古等温城，每日中为市。市之周围亦有走廊三千余间，以避天雨。
鱼盐之利，贸易之便，莫如车里、摆古。缅甸治司，槟榔、木邦两江环带，水陆通达。
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盖其地多宝藏，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
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
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自古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丈)，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
土产，孟密东产宝石、产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芒市亦产宝石、产银。孟艮、孟琏亦产银。迤西产琥珀、产金、产阿魏、产白玉、碧玉。茶山产绿玉，干崖产黑玉，车里产贝。缅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锦各夷皆出，惟古喇为胜。象牙诸司皆产，独老挝居多。
形胜惟蛮莫独擅。后拥蛮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中通千崖、南甸、陇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缅甸、八百、车里、摆古，诚为水陆交会要区，诸夷襟喉重地。
以上的记载，给笔者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到明末时，以大理为重要枢纽，中外水陆交往通道极为畅达，中外贸易也极为繁盛。
三、从海贝到白银：海上丝绸之路极大扩展的结果
云南贝币的消亡，具有一个全球史的大背景。一般而言，16世纪全球化开始，明代中国内部发生的重大变革，就是白银货币化。明代白银货币化，以一种体制外的异端崛起于市场，在国家认可后，形成一种完全的货币形态，由此中国与全球产生了互动关系，作为一般等价物，具备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五种职能，促发了明朝货币体系、财政体系乃至国家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与当时全球历史近代化发展进程同步。在中外变革大潮中，云南是明朝从地方到中央赋役-财政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开端之时，白银实现全球的运转，主要是发生在海上，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云南从来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贝币的消亡是云南卷入全球史的一个表征。
南诏时期贝币在流通中确立了主币地位，这是云南货币流通的重大事件，发展至明代，云南货币流通发生了贝币消亡这一重大转折，其有着全球化的大背景。15世纪末，葡萄牙人来到东方，接着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海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印度洋贸易很快就成为了全球贸易。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西方人东来，海贝贸易并没有戛然停止。
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来到东方，作为葡萄牙第一任派往中国的大使，葡人托梅·皮雷斯(Tomè Pires)在到达中国之前，撰写了《东方志》一书，记述了16世纪初他刚到达东方时，对印度、孟加拉以及东南亚地区货币流通的观察，此书译者将贝币译为玛瑙贝，下面将其中相关记述特录于此：
孟加拉：金子比在马六甲贵1/6，银子则比在马六甲便宜1/5，有时更便宜1/4。银币叫做倘加特(tanqat)，它有半两重，近6个打兰。这种银币在马六甲值20卡拉因(calains)，在孟加拉值7个卡洪(cahon)。每个卡洪值16个朋(pon)，每个朋值80个玛瑙贝(buzeos)，1个卡洪值1280个玛瑙贝，而一个倘加特值8960玛瑙贝，[按玛瑙贝的兑换率]448个换1个卡拉因，这是他们买一只好鸡的价钱，由此你能知道你可以用它们买什么东西。在孟加拉，玛瑙贝叫做考黎(cury)。
玛瑙贝在那里的价值及通货。玛瑙贝是奥里萨、全孟加拉国、阿拉坎及白古国一个港口马塔班(Martaban)通行的钱币。孟加拉的玛瑙贝要大些，中间有一条黄纹，它们在全孟加拉通用，人们把它们当做金币来购买大宗商货；在奥里萨亦如此。它们在别的地方无效，只在这两处很受珍视。我们在谈白古和阿拉坎时将叙述那些地方的这些钱币。这些精选的[玛瑙贝]大量来自马尔代夫群岛。
阿拉坎国(Racao)：位于孟加拉和白古之间……它在海边有一个良港，白古人、孟加拉人和克林人在那儿做买卖，但没有大生意。港口叫做苗黄(Myohaung)……这些百姓把麝香和红宝石输往阿拉坎国的首府阿瓦(Ava)大城。从那里他们前往白古，从白古分散到孟加拉、纳辛加，再到巴昔和马六甲……玛瑙贝是这个国家的通货。这个国家的钱币是甘撒(caca)。
白古：它在海岸有三个港口、三个长官……最接近阿拉坎国土的港口是科斯明(Cosmin)与孟加拉和波努克林方面进行贸易。另一个是达光(Dagon)，它是个大港，有一座大城和许多商人……船只在此港制造，因为那里有大量好木料。另一个港口在马塔班附近，马六甲百姓和巴昔的人都到那里去，它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有商人的城市。
金银币。银币是圆形，印有暹罗的标记，因为它全来自那里。圆币叫做卡图纳(Caturna)。它的重量是1两半，相当于2盎司又1/8；而在白古1夸脱(Quarto)值4个半维撒，但在马六甲这一边它值1个蒂马斯(timas)两，相等于64个卡拉因。金子在白古的价值和在马六甲的一样。大量的银子从白古输往孟加拉，那里它要值钱些。
小钱币。白古的小钱币是白色的小玛瑙贝。在马塔班，15000通常值1个维撒，相当于10个卡拉因，当它们便宜时是16000，贵时是14000，一般是15000，1个卡拉因值1500小玛瑙贝。他们花400或500买一只鸡，类似的或东西价钱相同。如果[你是]在白古，上述玛瑙贝除在马塔班外不通用，而在阿拉坎它们通用。玛瑙贝来自马尔代夫群岛，那里人们制造大量的毛巾；也来自巴干加群岛和婆罗洲，人们把玛瑙贝运至马六甲，从这里到白古。
暹罗的金银卡提相当于一个半马六甲卡提。玛瑙贝像白古的通货一样，在全国作为小钱使用。金银则用做大钱币。这种钱和我们谈到白古的相同。
以上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将16世纪初从南亚到东南亚各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三点事实：
一是至16世纪初时，大部分国家都以金银为货币，原本大量使用贝币的孟加拉与暹罗都有对银的大量需求。海贝(中译本名玛瑙贝)“是奥里萨、全孟加拉国、阿拉坎及白古国一个港口马塔班(Martaban)通行的钱币”。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以海贝作为主币。
二是海贝主要来自马尔代夫群岛，即马欢所述“溜山国”，“也来自巴干加群岛和婆罗洲，人们把玛瑙贝运至马六甲，从这里到白古”。葡萄牙人率先航海东来，1511年占据了马六甲，海贝由葡萄牙人从海上运至马六甲以后，通过马六甲运往与云南连通的白古。此时的海贝也来自菲律宾群岛和婆罗洲，也是运到马六甲后，再输送到白古。这说明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参与了东方传统贸易的活动。
三是白古(即勃固)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那里是从云南大理出发，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国际贸易集散地，与印度、孟加拉、暹罗、缅甸、越南、马六甲等都有密切的贸易联系，围绕白古，编织了一个繁茂的海上国际贸易网络，这一贸易网络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发展。
从皮雷斯的记述可以看出，16世纪西方人东来，一个全球经济体系雏形正在建构之中，直至明朝灭亡，海外贝币的来源并没有断绝，马尔代夫群岛与孟加拉的贸易仍然存在，葡萄牙人积极参与了东方的海贝贸易。17世纪初，法国人弗朗索斯·弗拉在马尔代夫曾见到：“一艘来自柯钦的400吨的葡萄牙船在港口抛锚，这艘船满载大米，准备卸下以后装载海贝去孟加拉，那里很需要这些海贝。”而白古的贸易繁盛，也为明末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所记载，参见上文。根据英国哈威《缅甸史》记载，勃固是一个巨大的贸易中心，马都八、丹那沙林和勃生港同中国、印度、马六甲、马来群岛的贸易兴旺。 霍尔则认为：勃固王国还没有使用铸币，有时以一种铅与铜的合金“千沙”作为交换媒介。这些“千沙”具体是什么，还有待探讨；但是皮雷斯的记述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金银，尤其是银在东方海域各国的广泛运行，这是全球白银贸易的一部分。
将问题焦点转回云南。既然国际海贝贸易并没有终止，那么明代云南海贝的消亡就应该另寻主因，重要的是当时世界上已无以海贝作为主币的国家，16世纪国际贸易中白银成为主要国际流通货币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中国，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云南贝币的消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明后期中国白银货币化加速进行，国内矿产不足，15世纪中叶以后，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促使中国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市场的极大扩展，推动了中国走向海外市场的寻求，同时极大地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嘉靖初年，即16世纪20年代白银形成国内流通领域主币之后，16世纪40年代直接影响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其后也间接影响了美洲银矿的大开发。葡萄牙人到来之时，正值白银在中国的流动加快，需要购进大量白银，他们立即投入了白银国际贸易，在将大量日本白银通过澳门输入中国的同时，也参与了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活动。西班牙人则在16世纪70年代到达菲律宾马尼拉以后，立即开始了亚洲—美洲—欧洲的所谓大三角白银贸易。至此，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展，通过白银，将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建构起来，全球化时代由此到来；中国也由此与全球发生了互动关系，实际上确立了银本位制，中国的白银时代也由此诞生。因此，云南海贝在明末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根据对《万历会计录》的已有研究，《云南田赋货币化比例表》说明，云南白银货币化程度为25.69%，这一数字并不高，但是《万历会计录》的过渡性极为明显，表现出明朝财政改革朝向货币化的走势也极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财政层面的云南海贝已经全部折银，而且在全国各省田赋货币化比例中，云南货币化的比例高于四川、陕西、广西和贵州。
以大理为例。《云南通志》卷6《赋役志》记载大理府田赋，仅提及本色、折色，单位仍是“石”；但记载了商税银、门摊银、酒课银、鱼课银、窑课银、地租银、契税银等税目的征银数字，对于差发的银数和差发其他物品的折银数，也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其中已经没有海贝的纪录。在《民役·均徭》部分，记载“实在人丁”数字、“税粮”数字，接着是“共编银”的数字，那就是人丁与税粮均已编银，一条鞭法的赋税合一，统一编银，在大理得到了贯彻实行。《里甲》部分的记述是：各州县俱照十段征银在库，官吏支销，里甲归农：
各州县丁粮，不论多寡，皆分十段，每年编审一段，其有五年一徭者，亦分为五段，每年编审一段，此在州县官爱民真切，自知其妙。(里甲)各县丁粮，不论多寡，皆分十段，每年将合用银数计算明白，方将一段丁粮之数与合用银两打量，每丁石应出银若干，榜示晓输，征收在库，官吏支销。
以上记载说明，云南大理与中央赋役-财政的改革是同步的，云南就此纳入国家大一统货币体系、财政体系改革之中，这也就是中国国家与社会走向与全球趋同的近代化进程。全球化始自海上，就此而言，云南海贝的消亡，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极大扩展的全球史一部分。
四、明代大理在丝绸之路上的突出地位
追寻明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联通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大理，有必要重新审视明代大理人李元阳的“澜沧江即黑水”之说，进一步阐释徐霞客在地理史上的贡献。
《尚书·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综合地理学经典著作。《禹贡》中的“黑水”，是古代地理学研究中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大难题。自唐代开始至清末，历代学者对黑水有各种各样的考证，大多是从经文的考证出发，“以经文证经文”。
《禹贡》中提到“黑水”之名，有以下三处：
（1）华阳、黑水惟梁州(《九州章》)；
（2）黑水、西河惟雍州(《九州章》)；
（3）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水章》)。
历来经学家解释不同：一说以为梁、雍二州的黑水和导川的黑水是一条水，发源雍州，南流过梁州，入南海，见孔颖达《书疏》引《水经》；一说以为梁、雍二州各有一黑水，导川的黑水，即为雍州的黑水，见《括地志》等书；另说以为梁、雍及导川为三黑水，见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诸家推定黑水的位置更多：有张掖河、党河、大通河、疏勒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漾濞河、怒江、伊洛瓦底江、盘江至西江、陕西城固县黑水(汉水支流)、四川黑水县黑水(岷江支流)等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不一一列举。查《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黑水”一名，竟列出21个地名出处。顾颉刚先生以导川黑水为古人假想之水。李长傅先生梳理黑水成说有7种，他认为皆不能成立，同时认为《禹贡》黑水只是古人根据传说对西陲边地的一种假想，实际上并不存在。
纯粹以经文证经文，的确使得某些问题扑朔迷离。宋代程大昌驳郦道元、孔颖达、杜佑之说，指出“此三说皆不考地理也”，他将“黑水”置于云南大理西洱河，在地理上接近了答案。可贵的是，明代学者正是在地理实地调查基础上，做出了澜沧江即“黑水”的论断，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澜沧江，基本上是自明代以来的通称。澜沧江即“黑水”之说的代表人物是大理人李元阳，他专门撰有《黑水辨》一文。文之开篇即将前人黑水争议一一列出，以为皆出自臆度，皆不足据：
《禹贡》黒水、西河唯雍州，华阳、黒水唯梁州，又曰禹导黒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传论纷纷，或谓其源岀某山，流径某地，或谓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远而湮涸，或谓三危在今丽江，或谓窜三苗不应复在南夷之地，此皆岀于臆度，不足为据。
他继而指出：“愚之所据，知有经文而已。”其实，他虽说只是根据经文，但是实际上却是以丰富的滇西地理了然于胸作为基础的，所以他才可能做出“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穷，而入南海之水则可数也”的判断，提出了与现代地理观念接近的判别原则。他更明确提出“夫陇蜀无入南海之水”，虽然西南的澜沧江和潞江“皆从吐蕃西北来”，但“唯仓由西北迤逦向东南，徘徊云南郡县之界，至交趾入海”。从现代地理学来看，当时明朝人已经认识到只有澜沧江入于南海，这是以澜沧江作为黑水最为有力的证据。
当代学者徐南洲指出：“可知欲定此黑水，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黑水必为雍、梁二州共有的边界；第二，必流经三危之地；第三，黑水的一端必与南海相接或相邻。此三者缺一不可。”
李元阳以澜沧江为“黑水”，对应了以下三点：
（1）大理府在梁、雍二州之域；
（2）三危山即使不在丽江，当亦不远；
（3）惟有澜沧江入南海。
明人对于黑水的认识，是与学者本身熟知本地区云南大理、保山等地的山川地理联系在一起的。李元阳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编纂了《大理府志》，此志是现存大理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其澜沧江即“黑水”的观点，也全面体现在《大理府志》卷1《地理志》之中，可以说正是从大理出发，作出了“黑水”论断：
《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言大华之阳，黑水之北，举其端也。今府之西南有蘭沧江，即禹贡之黑水也；
大理府，禹贡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亦为雍州域地。
澜沧水，在州东二里，即黑水也。书华阳黑水惟梁州，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沧江，后讹为澜沧，今又讹为浪沧，自丽江经州东南流入蒙化、顺宁、景东、元江、交趾，乃入南海。
李氏《大理府志序》云：“时则成都修撰杨君慎谪居永昌，相与往来商订。”李元阳学识渊博，熟悉家乡地望，编纂过程中更经过与当时流寓云南多年的著名学者杨慎商议，才得以成书。杨慎曾为《大理府志》作序云：“二公家本郡人，官旧史氏，多识前代之载，且谙土著之详。”其中二公系指李元阳和杨士云，均为大理本地人。杨慎实际上点出了以本地人编纂府志，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重要的是，李元阳的《禹贡》“黑水”之说，更得到了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实地考察的验证，作为探索山川地貌的忠实记录，他坐实了此说。
《滇游日记》十二，是徐霞客在滇西永昌府(今保山市)考察至回大理宾川鸡足山路程的记录，记载徐霞客在崇祯十二年(1639)最后一段游历中，循着澜沧江下顺宁府(今临沧风庆)、云州(今临沧云县)，又到蒙化府(今大理巍山)、迷渡(今大理弥渡)、洱海卫(今大理祥云)、宾川诸地考察，后返回鸡足山。他取道这条路线的目的是为了追踪考察澜沧江，穷究澜沧江下游水系源流。八月初九日记云：
余初意云州晤杨州尊，即东南穷澜沧下流。以《一统志》言澜沧从景东西南下车里，而于元江府临安河下元江，又注谓出的礼社江，由白崖城合澜沧而南。余原疑澜沧不与礼社合，与礼社合者，乃马龙江及源自禄丰者，但无明证澜沧之直南而不东者，故欲由此穷之。前过旧城遇一跛者，其言独历历有据，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余里，为云州西界，南由耿马而去，为渣里江。不东曲而合澜沧也。澜沧江在此地东百五十里，为云州东界，南由威远州而去，为挝龙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于是始知挝龙之名，始知东合之说为妄。又询之新城居人，虽土著不能悉，间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与之合，乃释然无疑，遂无复南穷之意，而此来虽不遇杨，亦不虚度也。
除了河流，还有山岭。古代文献将昆仑与黑水联系在一起，《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这段话指出了昆仑山与黑水的联系，以及黑水是流入南海的。沿着徐霞客实地考证的路径，昆仑山在云南也有踪迹可寻。当时保山腾冲境内高黎贡山，“古名昆仑冈”，他把高黎贡山的脉络调查清楚，两度判断此山为“昆仑南下正支”“则信为昆仑正南之支也” 。从现代地理位置来看，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澜沧江是横断山脉的水系，也是南北向，徐霞客判断高黎贡山是昆仑正南的支脉，是通过亲身实地调查，并与文献记载、地方传说相印证，昆仑山延伸至西南，这也就更加坐实了“黑水”在西南之说。他在古代地理学史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后来的云南志书，大都延续了《大理府志》对于澜沧江的记载。天启时明人谢肇淛《滇略》卷2记载：“兰沧江，一名鹿沧，其源出吐蕃嵯和哥甸，一云出莎川石下，其石似鹿，故名。自丽江度(渡)云龙州至于永昌，广仅三十余丈，其深莫测，其流如奔。东流经顺宁，达于车里，入于南海。即汉书所云博南兰津也，今曰澜沧，俗谓之浪沧，蒙氏封为四渎之一。其江中有物，黑如雾，光如火，声如折木破石，触之则死。或云瘴母也，《文选》谓之鬼弹《内典》谓之禁水，惟此江有之，他所絶无。李元阳曰此即《禹贡》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也。”至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澜沧江出吐蕃嵯和歌甸鹿石山，一名鹿沧江，亦曰浪沧江，亦作兰仓水。流入丽江府兰州境，南历大理府云龙州西，又南经永昌府东北八十五里罗岷山下。两崖壁峙，截若坦墉，缆铁飞桥，悬跨千尺”，在全面记述了澜沧江流经之地以后，引述了李元阳《黑水考》原文。清雍正大理府云龙州知州陈希芳纂修的《云龙州志》卷3，全文收录了李元阳《黑水辨》。
从现代地理学来看，澜沧江上源出自青藏高原青海省玉树，在西藏自治区昌都汇合，东南流至西藏自治区盐井附近入滇境德钦县，再向东南流经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大理云龙县、大理永平县、保山市、昌宁县、凤庆县、云县、景东彝族自治县、镇沅县、临沧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思茅县、勐海县、景洪县，于勐腊县西南缘中国与缅甸、老挝交界处出中国境，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在越南南部汇入南海。明朝人的认识，与现代科学考察的结论大致吻合。
明人以澜沧江为“黑水”，是相当有道理的。到明代，古代的地理认知已经得到发展，毕竟中国发源于青海的河流，只有澜沧江才是唯一一条来自西北青藏高原、最终汇入南海的河流，明朝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沿着澜沧江流域，可见古代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紧密联系，一直延续到今天。云南大理在澜沧江流域具有重要地位，在丝绸之路上处于一种轴心的位置。从大理出发考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与外部交往的一个重要枢纽，即将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都连接起来，建构起古代中国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等国交往通道的一个网络枢纽在大理。围绕大理，北面上行有两条道路，南面下行有三条道路，上行的道路联通西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再通往境外。下行的两条道路，一条通往永昌道，出缅甸；另一条通西双版纳，出勐腊，达于境外；还有一条是通往红河，出越南；最终，条条道路都联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五、结 语
在整体丝绸之路的视野下，一方面，云南大理自古以来就处于一个开放体系之中，明代云南大理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重要节点，是中国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汇合点，或称枢纽。这表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主要包括的云贵川三省中，惟有从云南可以出境通往外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衔接，海贝就是最好的证明；南诏国时期的大理以通行贝币而著称，以明末贝币为白银替代、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发展而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明代大理人李元阳撰《黑水辨》，提出“澜沧江即《禹贡》黑水说”，经过徐霞客亲历考察而验证，无异于指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揭示了云南大理在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互通互联的重要地位——丝绸之路多元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核心区。就此而言，云南大理在丝绸之路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作者简介：万 明，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刊于《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