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涛：方国瑜先生的整体论与庄蹻入滇再研究

【摘   要】战国到秦汉是古代中国国家形态从王国阶段转向帝国阶段的重要时期，中国在空间整合的同时，也达到一个文化交融的顶峰。“庄蹻入滇”历来被视为研究中原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然自唐代即有史家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方国瑜先生提出应从“中国发展的整体性”视域来解读“庄蹻入滇”。文章以秦、楚两国敌侔交争大势下，辨析楚将庄蹻入滇的可能性及可行性，研究结果愈显方先生的远见卓识。

【关键词】方国瑜；整体论；庄蹻入滇

【作者简介】林海涛，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云南古代史、环境考古。刊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方国瑜(1903～1983 年)。字瑞臣，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之父[1]，终生执教于故乡云南大学，垂50年。为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2]、中国边疆史地[3]、中国历史文献学[4]、云南地方史[5]及民族学[6]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7]。其著作等身[8]，卒成“南中泰斗”之业[9]，为“方国瑜学派”的创始人[10]。对于素有“西南外徼，庄蹻首通”之说的“庄蹻入滇”一事，方国瑜发表有《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一文，提出：楚国将军庄蹻是循楚、滇商人频繁往来的通道率兵来滇，是秦楚争霸这一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把庄蹻来滇看作是脱离全国形势的个人活动。数十年来，随着考古挖掘新出器物及研究手段的提升，对于“庄蹻入滇”这一滇史研究重要论题的具体细节，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秦、楚的崛起

从春秋时期开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晚期以后，“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分封制逐渐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国七雄都在作臣使诸侯、一统天下的努力。列国之中，只有秦、楚两国具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展取向的经历，而两国也由此而分别成为西方大国和南方大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纵)合则楚王，衡(横)成则秦帝。以秦而言，秦人与戎狄杂居[11]，被中原人看作“杂戎翟之俗”，至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并成为先秦事关天下兴亡和礼仪兴坏的历史性转折性事件。《史记·秦本纪》载：“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12]《史记·六国年表》“序”载：“秦之帝用雍州兴”，自“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以下，“文公与踰陇，攘夷狄”；“穆公修政，东竟至河”；“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13]。《史记·楚世家》载：“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14]

秦在战国中期以前不仅被三晋阻于中原之外，还失河西大片土地于魏。为彻底改变秦国的面貌，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命卫鞅为左庶长实施以奖励耕战为核心内容的变法。《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农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秦人富强。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仅凭军功授爵，严禁爵位世袭”[15]；故，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外交上，秦国以“连横”对付东方六国“合纵”，在与东方诸国的较量中渐占上风，并最终拔三州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从此，秦国打通了汉中盆地与关中及四川盆地连接，其版图涵盖了草原荒漠游牧区、农耕游牧交错区、粟麦耕作区和稻米耕作区等不同生产方式区域，纵跨超过10个纬度[16]。至秦王嬴政时，秦已完成对六国故地的全面控制，“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统一天下”[17]。但秦封建帝国的建立，离不开楚国八百年的奠基准备[18]。

楚世居荆山之野，故名为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楚族的起源，学界形成了“东来说”，“西来说”，“土著说”，“北来说”四种观点[19]。以新蔡葛陵楚简、清华简《楚居》等出土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学等方面的判断，作者以为，楚族起源“北来说”较为合理。楚人奉非夏非夷的祝融为祖，楚族先祖季连娶商王盘庚的后裔为妻，臣服于商[20]。从周初起，楚在宗周之地佐事周王：周文王时期，楚之宗鬻熊“往归之”，“子事文王”。周成王时，受封熊绎居丹水之阳的“夷屯”，建国立都；至西周中晚期楚人便活动在丹淅流域[21]，清华简《楚居》记述有楚先民从中原地区逐渐南迁，到达沮水、漳水流域[22]；此后，楚人进入了汉水中游和西南地区，成为控制整个江汉地区的大国[23]。在文化中心区域南下发展中，楚人吸收了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因素[24]，这使以周文化为主体、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呈现出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相互交织的特色，最终成为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的另一种文化[25](甚至有人说，东周文化的精华大半集中在楚文化里[26])。华夏族视楚人为蛮夷，而蛮夷又将楚人视作华夏，楚人因而亦夏亦夷[27]；可以说，楚文明是长江中游的一部分非华夏族受到北方华夏文明影响而创造出来的[28]。

此后，楚国经历了楚悼王(？～前381年)时期的吴起变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相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伐西秦。”[29]楚国国力逐渐强盛。再经楚肃王之时的休养生息，以及楚宣王、楚威王的中兴阶段，楚国东灭吴、越，南控湘江流域，西进巴、蜀，控制峡江上游地域，灭国六十一[30]。此时，楚国人口约五百万，约占同时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五人出一兵计，约有上千乘车辆，一百万军队[31]；已由楚武王和楚文王(前740～前690年)“土不过同”[32]的蕞尔小邦发展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霸主大国[33]；楚地已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占地面积则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不论疆域所控区域还是考古学文化覆盖区域，楚国已占战国时期天下之一半[34]。可谓：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参见图1)。对此，梁启超论曰：“楚当春秋之季，尝一度大创于吴，然吴未能掠楚寸地也。及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楚取之地益广，其后灭越分宋又益广矣。全盛时，北有今河南汝阳道十之八九，与韩、魏为界，京汉铁路所经郾城、西平间，则魏、楚界也。全有湖北、安徽、江苏三省。南则有江西之浔阳、庐陵、豫章三道，湖南全省。东则有浙江之钱塘、金华、会稽三道。西则有陕西汉中道及四川东川道之半。当是时，楚地盖半天下。自怀王丧师，西境陕西、四川之地取去矣。然旋复灭宋分其地，从燕伐齐取淮北，于是尽有江苏、安徽余境，且及山东旧济宁道之旧泰安、兖州二府地。此楚疆沿革之大凡也。”[35]与之同时，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36]，其政治统治也已逐渐显现内忧外患；在内，君臣以国富兵强而不理国政，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军政体系；在外，虎狼秦国，不可信任的韩、魏等国伺机而动。《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言：“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37]

图1 战国形势图[38]

二、秦夺巴、蜀布局天下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位于秦、楚两国的西面，地理位置对秦，楚两国都十分重要。如果巴、蜀归楚，楚国可将江汉地区和巴蜀地区联成一块，对秦国进攻时可西路出蜀陇，沿嘉陵江而上，顺渭水而下，威胁秦国的雍都故地；北路出武关，沿丹水而上，顺灞水而下，进逼秦都咸阳。反之，如果巴、蜀归秦，秦国就控制了楚国的上游；秦要灭楚即可借巴蜀之地顺江而下，夺取楚巫、黔中郡；从汉中出发,由丹江、汉水往东夺取江汉平原。

巴、蜀于秦之重要，时人已有清醒认识，《战国策·燕策二》载苏代语燕王：“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39]从秦并天下的战略布局看，关中地小民狭，欲“势大威远”，就必先“得巴、蜀之援”；得蜀则“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从而能够“利尽西海”[40]。由巴蜀顺江而下通达楚地，“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41]

循此战略布局，秦即先图巴、蜀。《蜀鉴》评说道：“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42]秦夺巴、蜀起于巴、蜀的争斗。公元前317年(秦惠王更元八年)，因苴侯和蜀国的世仇巴国相好，蜀国伐苴，苴候逃入巴，蜀王又伐巴。此即《索隐》释《张仪传》所载“苴蜀相攻击”演变为“巴蜀之夷自相攻击”。巴国求救于秦，秦惠王拟欲发兵于蜀，然又恐其“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意欲先伐韩，后伐蜀，又“恐不利”，一时间“犹豫未能决”[43]。秦相张仪认为，蜀不过西僻之国，主张先行东进伐韩，这样可以尽早实现“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的“王业”[44]；秦将司马错则认为，先行南下控制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巴蜀水通于楚，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而且楚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司马错的主张得到秦王认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国遂借巴人所请之机派司马错、张仪等将兵灭了蜀国，更蜀王号为侯，以陈庄为蜀相。第二年，张仪贪巴道之富取巴，执其王以归。秦吞并巴国和苴国，设置巴郡、蜀郡[45]。包山楚简226、228、230、232、234、236、239、243、244、247、249，牍1等，所载：“大司马(悼)(滑)(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46]亦佐证了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事。《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秦灭蜀后，先后3次封降于为秦所用的蜀王族为蜀侯。先是蜀王弟公子通，次为公子通之子辉，最后为辉之子绾。同时，秦对蜀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略和改革，“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47]强徙山东六国的旧贵族或豪强以及罪人等大量“原原本本”的汉人入蜀[48]，使蜀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与咸阳同制”[49]，从而巩固了巴蜀之地。此后，在秦国对楚国的征战中，巴蜀都有参加，并有效地承担了部分军需供应[50]。至此，秦军可自关中借巴蜀之地入江，顺流而下攻楚。楚国则只有依托捍关，扼守巫郡[51]、黔中群一线与秦军抗衡。

三、楚国屡见欺于秦国

秦臣蜀、灭巴后，后方稳固，欲对楚及三晋展开攻势。但因楚与齐结成纵盟，秦即设计破坏。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秦惠文王派张仪至楚国，先威胁楚怀王：“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已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之出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52]又以六百里商、於之地骗楚国与齐国绝交[53]。楚怀王被骗绝齐后，仅得六里地，便于公元前312年举全国之兵攻秦，此即秦、楚丹阳[54]、蓝田之战，楚国败于秦国。而韩、魏两国趁机攻楚，到达了楚国汉水北部边缘区的邓地，楚怀王只好引兵而归。

公元前311年秦又攻取楚国召陵、丹淅之地和汉中，置为秦汉中郡[55]，至此将巴蜀、汉中和关中自南向北连成一片，从而开出一条自汉中达南阳，再经襄樊进攻楚郢都的通路。秦昭襄王继位后,秦、楚关系开始改善，秦国返还楚国上庸(今湖北房县、竹山县境)之地。公元前304年，楚怀王与秦昭襄王在黄棘的结盟引起齐国的不满，齐国联合魏、韩以“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楚国亲秦，荒废合纵”为由伐楚[56]；楚国以太子横质于秦国求救，齐、韩、魏三国在秦国派兵援楚后撤军。在秦国为质的楚太子横，酒后斗勇失手杀死秦国大夫，横畏于秦律，逃质回楚，楚秦关系再次破裂。公元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国以横杀人逃质、侮辱大秦为借口，联合齐、韩、魏进攻楚方城，在垂涉杀楚主将唐昧，歼楚军两万余人[57]。韩、魏两国取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以北的土地。至此，楚国西北门户洞开，江汉腹地暴露。公元前300年，秦国攻取楚襄城，杀楚将景缺；公元前299年秦又攻取楚八座城邑[58]。为了抵御秦国进逼之势，楚怀王以太子横质于齐国，重新建立起与齐国的军事联盟，力图从东西两个方向，形成钳制秦国兼并天下的态势。公元前299年，秦昭王以维持秦、楚原来姻亲关系为由，将新城归还楚国[59]，并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60]。楚怀王听从子兰的意见前往，结果被秦国扣留；秦要挟楚国割让巫、黔中郡，楚怀王不许，怀王最终于公元前296年客死于秦；可谓“误国误得荒唐，爱国爱得卓绝。”[61]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后，楚人自齐国迎回太子横，立为楚顷襄王。《史记·楚世家》记楚告于秦曰：“赖社稷有灵，国有王矣。”[62]秦昭襄王见楚人迎立新王，要挟楚割巫、黔中之郡不成，便于楚顷襄王登基后次年(公元前298)发兵出武关攻楚，《史记·六国年表》载：“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63]

四、射猎者说与楚伐秦得枳

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与楚顷襄王相会于宛。此时，秦国已无敌于天下。面对秦国发出的亡国威胁，楚顷襄王不甘坐以待毙，于公元前281年(顷襄王十八)“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64]。楚欲伐秦或从西北出汉中，或从西南出巴、蜀；而如前所述，在西北方向，公元前312年丹阳、蓝田两大战役，楚国皆败于秦国，“亡地汉中”；公元前311年，秦国攻取楚国召陵；公元前301年，韩、魏攻取楚宛、叶以北地区；公元前300年，秦攻取楚襄城；公元前299年，秦攻占楚八座城邑，楚仅有守势。楚欲伐秦，或可循峡江而上，进占沿途盐泉；或从黔中郡顺乌江而下，攻取乌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枳，再由枳西出巴蜀以图汉中。

最终，楚国出兵攻下了枳，并将秦灭巴时，逃至巴王族故都枳的枳巴之王置于濮江(今四川涪江)之南监管，封为铜梁侯，即“楚子灭巴”[65]。(宋)《新定九域志·古迹》卷七铜梁山条引(晋)陈寿《益都耆旧传》载：“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候。”《蜀中名胜记》卷18引《郡国志》载：“巴城在汉南江，是楚襄王灭巴，封其子为铜梁侯，故有此城。”梁载言《十道志》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日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为五溪蛮。”《元和郡县图志》卷30、《太平寰宇记》卷120等皆有类似的记载[66]。此事同样为现代考古所证实：今重庆小田溪墓群的发掘已确定，涪陵即为巴王陵墓所在地[67]；涪陵蔺市遗址出土M3、M4、M5等三座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从形制来看为战国晚期楚墓，而随葬的夹砂陶圆底釜及印章却具有巴蜀文化风格，因此可能是死于巴地的楚国士兵，故随葬品为巴蜀的，葬制为楚式[68]；从今湖南长沙废铜仓库所见一件传世的巴人虎纹铜戈，戈援脊部上方铸有的11字铭文，经考释为：“偲命曰：献与楚君监王孙袖”，意为：巴人之长，偲，铸造了这件铜戈献给监管巴人的楚国王族孙袖[69]。

五、楚将军庄蹻领兵考

楚国伐秦夺枳领兵将军史无明载，但“庄蹻暴郢”[70]与“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则间接所示：公元前281年，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离楚伐秦。此前，公元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国联合齐、韩、魏进攻楚方城，在垂涉歼楚军两万余人，杀楚主将唐昧。以郑韩负黍之战、秦赵长平之战“其卒递而相食”及“因相暴以相杀”来推测，“庄蹻暴郢”应是发生在楚国与他国战争前后，楚军发生的内部自相残杀事件[71]。垂涉战败后，楚将军庄蹻奉楚怀王之命率军追查战败楚军将领和士兵的责任。在楚郢都捉捕战败者的家属, 剥夺他们国人的身份并充做官奴，掘墓、暴其尸骨。“庄蹻暴郢”实为庄蹻掘墓暴尸骨于郢都，导致了政局混乱，而非“市民暴动”[72]或“军事政变说”[73]。庄蹻所领军队在楚郢都捉捕战败者的家属，掘墓暴尸骨，此非普通官吏所能制止。

前有公元前301年“垂涉之役”唐昧战死，公元前301-298年秦拔楚新城，秦、齐、魏、韩合军“共攻楚方城”，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将奂攻楚，取八城；南阳盆地皆被秦所占领，楚国国土分离。后有公元前279年白起拔郢，楚襄王兵败，楚国失去江汉平原地区，被困于楚“东国”境域之内。其间正是公元前281年，楚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庄蹻起”，起即离，领兵离开楚国远征的将领很大可能就是庄蹻[74]；而庄蹻起兵次年(公元前280年)秦司马错兵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断庄蹻归路。故(庄蹻)欲归报(楚国王君)，适逢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此时，楚国东部、中部、西部已被秦军分割开来，楚分而三四。诚如《商君书》载：“唐蔑死于垂涉，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75]。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

六、楚得枳而国亡

楚国灭巴夺枳，事关秦并天下的经济基础及战略格局，立即引发秦国的强烈反击。《华阳国志》载：“秦灭巴、蜀……楚亦乘之，尽取巴东盐泉，包括枳(今涪陵)以下沿江各邑。时蜀、汉中、巴西地区无盐，仰给于楚，楚得藉为控制，故秦出大军争夺之。”[76]公元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秦以错[77]从楚北方，以司马错进攻楚国黔中郡地界；秦将白起进攻楚国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78]；这正是此前苏秦向楚威王论述“合纵”政策利害时所说的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以两面钳形夹击之势向楚进攻。楚国被迫割上庸及汉水以北“商於之地”给秦国[79]，楚西北疆域全被秦占有。参见图2。

图2 战国中晚期楚国西境与巴、蜀、秦态势示意图[80]

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楚邓城和楚国别都--鄢。《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载：(秦昭王)“二十七年，攻邓，二十八年，攻口(注云：疑为“鄢”)，二十九年，攻安陆。”白起引鄢水灌城，数十万百姓淹死于城东后，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81]。白起破鄢后又占领西陵。公元前278年仲春时节，白起麾师南下，以不到5位数士卒就击溃了士卒不下6位数的楚师主力，攻克郢都；烧毁今纪南城周边八岭山、纪山墓群一带的楚王室之墓地夷陵。[82]在东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等地，南至洞庭、五都等长江以南范围内，设置了南郡，郡治郢。至此，楚国失去江汉平原地区，被困于楚“东国”境域之内。

《史记·楚世家》载：“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载：“秦拔鄢、西陵”；“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83]《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取郢为南郡，楚王走。”[84]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秦简中“(秦昭王)二十七年，攻邓；二十八年，攻鄢；二十九年，攻安陆；三十年，攻口；三十一年，攻口；三十二年，攻启封；三十三年，攻蔡、中阳”的记载，证实了楚郢都迁陈的路线，是出今江陵纪南城楚郢都，东渡汉水，经云梦、安陆过“义阳三关”，由信阳道至河南淮阳的[85]。在纪南城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江陵雨台山和九店墓地大都属于秦白起拔郢前的战国中晚期[86]。

楚国灭巴夺枳，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时段考察，可以探析楚国派遣将军出征的目的以及随后的天下大事巨变。当然，对于楚顷襄王亡郢更深层次的原因，《战国策·中山策》载：“楚王恃其围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百姓心离，城池不修，义无守备。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莫有斗志。”[87]可见，楚国国土非不广也，民众非不多也，卒非不勇也，财富非不足也，文化非不高也；弊在君昏、臣佞、将庸。楚国内政腐败所造成的民心离心、兵无斗志，是郢沦陷的主要原因。

今以新出简帛对史料再次梳理，佐以“二重证据法”考察考古挖掘出土器物，分析可知，在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蓝田之战至公元前281年“楚子灭巴”天下纷争态势下，楚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纵长，以将军庄蹻领兵离郢，逆长江而上伐秦，最终攻占枳地。楚国灭巴夺枳，事关秦并天下的经济基础及战略格局，立即引发秦国的强烈反击，秦遂夺楚黔中郡，断庄蹻归路。至此，对于楚将领庄蹻引兵出征一事，发生在楚顷襄王期间这一时代背景是最为合理的。“求真”与“致用”是做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目标，但如果拘泥于局部，则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也是前期庄蹻研究的局限所在。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域下对“庄蹻入滇”再研究，得以接近真实还原历史事件，愈加彰显方国瑜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