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

2018-11-25

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

刘大椿

作者简介：刘大椿(1944- )，男，贵州安顺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100872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8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4 期 第 1-7 页

关键词： 理性/ 非理性/ 科学/ 工具性/ 价值性/ rationality/ irrationality/ science/ instrumental/ value-oriented/

摘要：在科学从兴起到成长的过程中，“理性”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概念。从理性精神的觉醒，到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认、肯定与张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然而，随着科学迅猛扩张造成理性的分裂，即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微，理性又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理性的僭越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实现价值理性的复归与人的意义的回归，就要改变以往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关系上的态度和原则，以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进而在具体的行为中达到工具性考量与价值性考量的和谐一致。

在科学从兴起到成长的过程中，“理性”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概念。从理性精神的觉醒，到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认、肯定与张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然而，随着科学迅猛扩张造成理性的分裂，即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微，理性又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当下，非理性主义思潮乘机涌现，而且显示出自己的积极意义，那么，应当怎样在科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呢?

一、科学与理性精神的觉醒

近代理性精神的觉醒，是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作为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革新运动，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为核心，恢复了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突出了人的尊严和思索的价值，积极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创造出了大量富有魅力的科学和艺术作品。

始于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则在此基础上再次推进了人类理性精神的成熟。后来的新教改革使世俗生活与宗教实践相融合，新教伦理则为人的精神解放、为现代理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到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启蒙理性”把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力学奉为理性的样板，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并将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启蒙运动对理性精神的推进，使科学最终得到认可，科学理性正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登堂入室。

科学的巨大成就，不仅充分展示了科学知识的强大功能，也极大地刺激了理性精神的觉醒。从此，科学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人的最高力量，科学也成为近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题。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成为最受尊重的学科。

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科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功利性和实用性价值观的推动与促进。因此，科学合法性的真正目标，在弗兰西斯·培根看来，不外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1]

卡西尔对这一盛况的描述很是贴切的。他说，“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在于使我们学会在经验世界中有宾至如归之感。……理性的每一个活动，都使我们确信我们参与了神的本质，并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心智世界、通往超感觉的绝对世界的大门。……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理性的性质和力量，仅从它的结果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2]

二、科学理性的扩张与合理性

就形成过程而言，“理性”是与古希腊哲学同时产生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柏拉图认为理性是思考所生产的真理，是人们通过回忆理念的存在来实现早已存在的人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终极的逻辑观点，即将理性等同于思想和精神。可以说，在古希腊那里，理性主要就是指规律，或寻找规律性的能力。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主要是指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人的全部知性能力。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词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达到一系列真理”。借用“理性”一词，启蒙学者想要表达的是源于人本身的某种先天的理性能力；同时，这种理性又是以自由、正义和人性的概念为指导原则的。

在实践中，启蒙时期的理性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人权相结合，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理性与自然科学也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理性，成为适应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精神力量。随着科学—技术—工业一体化趋势的增强，理性不仅横扫一切障碍，全面张扬了自我，并使个体获得了解放，更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成为了万物的主宰。向科技理性的转化意味着启蒙理性正在走向人控制自然的神话。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人们普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的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功利性得到了突出的强调。

由此看来，从古希腊到启蒙时期，“理性”概念的内涵不断泛化与价值化，但它始终标识着一种人类的精神能力。同时，由于理性中功利性成分的过度彰显和工具理性取向的膨胀，理性因而变得包容一切，甚至成为合理性的代名词：理性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反之亦是如此。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以机械论自然观作为指导原则、以科技为代表的理性必将带来理性自身的分裂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并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当科学精神与技术理性贯穿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科学超出了自身的界限而被推进到信仰的位置，成为一种绝对的存在。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为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经验领域中的狭隘的理性主义。理性中那些曾经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等人类精神，并以对自然科学的追求为己任的普遍性意义因而慢慢消失了。普遍理性开始让位于实证理性(工具理性)，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理性的危机与启蒙精神的逆转。“科学”与“理性”的合理性也变得成问题了。

三、非理性主义的反弹

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流价值。然而，19世纪以来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一方面导致了人文主义逐渐偏离理性的轨道。另一方面，科学的技术化倾向引发了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科学主义所彰显的科学文化霸权逐渐偏离其人道的理性传统。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较量越发加剧了。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既与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现实有关，更是传统理性主义的缺陷长期累积的结果。事实上，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就开始逐渐偏离理性的轨道，17世纪时，帕斯卡、卢梭等人文主义者就举起了反对理性的旗帜；到了20世纪，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柏格森等哲学家则将理性传统引向了非理性主义。

通常，以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可以称作是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之所以成为“人本主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是基于其中人及其意义与价值的失落。因此，这种类型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是从人自身出发，强调人的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活动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对现代科学所谓的“理性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因素中非理性的成分。

叔本华可以说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鼻祖。他对以理性主义为主的传统的体系哲学作了激烈批评，从而消解了理性主义的神圣地位。在关于人的理性问题上，他不否认理性是人的主要特征，认为有理性“是人的意识不同于动物意识的区别，由于这一区别，人在地球上所作所为才如此的不同于那些无理性的兄弟种属”[3]；但又认为那并非是人的本质。尼采作为继叔本华之后最杰出的非理性主义代表之一，在思想内容甚至思想的表达方面都极为强调或肯定非理性的决定性作用，开创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在本体论上，他强调整个世界是由一个个意志冲动形成的偶然性的堆砌，无必然性可言；在认识论上，他强调理性只是强力意志的工具，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真实的世界，真理只是一种主观的信念，是对某种判断的确信和评价。“上帝死了”是其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

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直觉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以冲破传统的理性主义为己任，声称必须克服经验和理性方法的缺陷，把生命现象当作超越理性的、仅仅依靠内省才能领悟的对象。柏格森一方面批驳传统哲学把世界解释为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世界，认为机械论不可取，机械论的呆板的顺序性、因果性不能用来说明人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一方面摒弃凝固的范畴，破除严密的逻辑体系，摆脱遏制人性的所有束缚，追求个人内心活生生的、多变的、连绵不断的生命冲动，提出了“绵延”“生命冲动”“基本自我”等非理性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们的精神或心理结构中，有意识的部分很少，大部分都是人们意识不到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精神活动过程。他完全摒弃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意识、梦境、性欲本能等心理分析理论，并把这种无意识和性欲本能看做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同时进一步用这种非理性的本能、欲望解释社会的起源及发展、解释人类的行为及活动。就此而言，理性并不能控制非理性；相反，全部理性活动都受非理性因素的支配，所有理智活动都受非理性精神活动的左右。

存在主义角度的非理性主义用现象学方法把人的存在还原为先于主客、心物分立的纯粹意识活动；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揭示人的本真存在的意义出发来揭示存在的意义和方式，进而揭示个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存在性，萨特则从人学的角度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目的都是要揭示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本身的意义；而近代理性的分析方式无法在整体上给出一个人的观念，忽视了完整的人的存在，“遗忘了人的存在”。

与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不同，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不再用非理性来代替理性，而是直接明确要“告别理性”“解构逻各斯”，即对传统的理性进行解构。后现代主义以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为主要特点，直指理性是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而拒绝理性的统治地位，认为任何理性都是权力的符号和利益的妥协，都是统治的工具。他们致力于对意义、同一性、中心、普遍性和连续性的消解，传播非连续的、破碎的、相对的和游戏性的观念。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包括德里达、利奥塔、拉康、福柯、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他们都致力于对理性的消解，都宣称“反对理性”，他们比早期的人本主义者无疑走得更远，对理性的否认也更彻底。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而言，他们甚至已成为一股颇具毁灭性的威胁和力量。

四、非理性作用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科学相关领域的一个核心话题。当前，在强调归纳和演绎逻辑的传统科学主义与强调非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之间，关于理性及非理性二者关系的问题，依然是充满了争论。

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科学中的理性，通常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自觉的逻辑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理性思维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认识世界的活动。非理性则是与理性相对应的一种能力和活动。所谓非理性，就一般的理解而言，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作为心理现象，非理性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的或不能进行确定的理性分析的。

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理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往往起着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指导性的关键作用。这一点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众所周知，科学自近代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以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演绎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认识理念。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一科学中的理性分析传统已成为迄今理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模式，也因此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然而，非理性主义立场的观点则提出，由于理性只是一种消极的工具性的东西，自身不具备积极能动的力量。没有情欲、本能和冲动的推动，理性就是一些僵死的形式，理性的活动只能仰仗非理性的能量。这种能量，包括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作为性欲能量的“力比多”等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对于理性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能量。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科学主义观点认为理性高于非理性，并将科学的理性方法绝对化，无条件地推广至各门非自然学科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事实上却是在否定非理性方法在认识中的积极作用；相反，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则坚持非理性高于理性，甚至将非理性方法绝对化，声称它是达到人和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却视理性方法为认识过程中的障碍因素。

随着启蒙所肇始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并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性地位，造成了价值理性的衰微和人的价值的失落。“现代人迷惑于实证科学造就的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最终“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人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遮蔽了人本身存在的意义”[4]。在韦伯看来，“我们，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5]。

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的僭越与遮蔽，使得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新的神话，但最终却引发了科学的危机，人们再次陷入精神的困窘之中。

在社会生产领域，人由在生产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沦落为可资利用和算计的客体，由生产活动中的目的性存在物沦落为生产工具，沦落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体制中的附属品，成为与机器零件同质的东西。人的主体地位丧失了，并逐渐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在文化领域，逻辑与经验的实证主义方法被任意推广为一种普遍方法，人文等学科领域则被排除到了“科学”之外。由此，理性的独断则导致了文化的单一与贫乏，工具理性则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马尔库塞将工具理性时代所导致的问题总结为“单向度的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对抗。单向度的人的结果，导致人片面追求科技的后果而忽视自己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性的维度；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加剧，即人类对自然只是一味的索取、盲目的征服与近似疯狂的利用。结果导致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等多种全球问题，最终加剧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类与社会的矛盾，造成了人的生存的危机。这似乎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常态。

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科学的价值理性也更多转向了对工具理性的关注，科学更是渐渐丧失了其人道的理性传统，之后，对科学理性的种种质疑与批评声就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抗中日渐显现出来。

五、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互补

事实上，就具体的科学认识过程而言，理性方法与非理性方法各有其特点，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也往往是共同发挥认识作用的。在现实的科学实践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是相互协调、相互契合在一起的。

这种契合性首先表现在，理性与非理性从来就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因此，既没有纯粹的理性，也不可能有纯粹的非理性。如胡塞尔所说：“怎样才能严肃地说明(理性主义的)那种素朴性，那种荒谬呢?以及怎样才能严肃地说明被大吹大擂的、我们曾寄予期望的反理性主义的理性呢?当我们去倾听它的时候，难道它不也试图以理性的思考和推理来说服我们吗?它的非理性难道归根到底不又是一种目光狭窄的、比以往的任何旧的理性主义更糟糕的坏的理性主义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吗?这种理性回避了那场说明最终的素材，并从这些素材出发最终地、正确地预先规定理性的目标和道路的斗争。”[6]

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形成与发展又有赖于理性因素，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以直觉为例。科学认识中的直觉是认识从事实到经验，从经验到理论的思维方法，与人的感性和人的理性直接相联系，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这是一种非神秘性的、与事实及人的现实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其中包括感性的直觉和理性的直觉。感性的直觉是对理论的直接经验，与理论选择相关；理性的直觉作为理论的创造性活动，是对逻辑元素之间的秩序、关系的直觉，既具逻辑性，又有综合性与有意识性。也正因如此，作为非理性因素的直觉也常常会被归入理性的行列。

除此之外，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二者的契合还更多表现在具体科学活动中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方面。

一方面，理性因素作用的实现有赖于非理性因素的参与。这不仅体现为信念、激情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为理性保持其方向提供了价值信念的力量和心理支撑作用，更体现为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为理性提供动力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库恩曾说道，“卡尔爵士和我都不是归纳主义者。我们都不相信会有什么由归纳事实即可得出正确理论的规则，甚至也不相信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会是完全从归纳得来的。相反，我们都把理论看作是想象的假设，发明出来用于自然界”[7]。具体而言，直觉、想象和灵感在科学认识中都有独特的作用。其中，直觉的作用主要在于解除思维定势，实现认识的跃迁；非凡的想象力是主体能力中最可贵的品质，也是创造力的源泉；灵感则是理性认识的重要补充，为创造性认识提供着契机。

这些非理性的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往往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爱因斯坦就非常重视直觉的作用，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直觉”问题。1935年他在悼念居里夫人的讲演中说，居里夫人证明放射性元素存在并把它分离出来这一伟大的科学功绩，除了靠工作的热忱和顽强之外，也是“靠着大胆的直觉”[8]343；1952年他在一封信中说，从直接经验到公理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个不是必然的直觉的(心理的)联系”，“这一步骤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直觉的)”[8]541。科学家们在自己富于创造性成果的研究工作中，已深切地体验到了直觉这一思维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它同时是科学研究、理论创造中不可缺少的思维因素，对于进行科学探索是意义重大的。事实上，“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9]。

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实现也有赖于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就意志、信仰、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而言，任何积极的意志、信仰、信念要在人的活动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于理性来为其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很明显，尽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试图消解理性，但却也无法否认，无论“意志”还是“情感”，都是由需要所引发的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体验，必然包含有认知的成分。人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做出的选择，自然是充满理性因素的，尽管他宣称这只是一种“生命意志”或“生命冲动”。

当然，不可否认，“认知，在理性领域和非理性领域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我们不应当拒绝对非理性领域的探索，探索非理性领域的学问并不都是非理性的，探索理性的领域的学说倒有不少是非理性的”[10]。理性与非理性从来就不是截然分离的。总之，理性与非理性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二者都有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科学过程中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等不同思维方式的契合，共同推进了科学认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六、从态度的改变做起

要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理性的僭越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实现价值理性的复归与人的意义的回归，就要改变以往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关系上的态度和原则，以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进而在具体的行为中达到工具性考量与价值性考量的和谐一致。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时都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科学技术活动而言则更是如此。事实上，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的价值维度的失落，对自然的肆意征服和改造所导致的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最根本的就在于忽略掉了人与自然和谐这一原则。因此，要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的、社会的以至精神领域的问题，首先就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一切行为的根本立足点与出发点。作为在场的主体和自己实践活动后果的承担者，人必须要自觉地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在行为实践中尊重自然、服从自然规律的要求。自然具有最高的、绝对的主体性，人类应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使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系统的承载力协调起来，在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发展的目标。

二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的并举。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发展是硬道理，现实中的科学技术活动的开展，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的进步。同时，人的生存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环境生态的维持与优化实际上也构成了人的发展的一部分，并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质量。因此，任何过分乐观的“经济增长一环境优化”的乌托邦发展模式，都会因其片面性和狭隘性而造成人类发展中更大的损失，甚至导致难以治愈的环境生态病症。因此，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优化生态(至少不造成生态的恶化)的这样一种科技行为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之间才能实现和谐与统一。

三是物质丰裕与精神提升的共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终究是为人的。而现实的人的需要则是丰富而全面的，既有物质的满足又有精神的需要，既有现实的满足又有意义和价值的追寻，既有可预期的成就又有目前不可见的惊奇。这些丰富而多样的人的需要的满足、对人性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都需要现代人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实现自己的“肉身之爱”之同时，努力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对于精神文化层面和意义维度的影响，提升自己的“心灵之命”，进而打造出一个物质丰裕而文化精神意义又不断提升的现代化社会。

四是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人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的较小利益，而看不到在未来可能实现的更大利益，更看不到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巨大危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种盲目与狭隘总是让人们不久就看到它带来的恶果。人类中心主义、经济至上的短视在今天所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这些狭隘的做法已受到了诸多思想家们的猛烈批评。在哲学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经历了主体的死亡、人的死亡再到后现代遁入语言领域进行解构式的批判的历程。人们看到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那种竭泽而渔式的经济活动有可能使人类陷入发展的绝境。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

实际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与统一，就是人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活动中实现自身科技行为的工具性考量与价值性考量的一致、物质创造与精神生产的和谐、个人满足与社会需要的兼顾等。这样一种整合与统一，并非是当下的或既定的，而是一种终极的追求和长远的目标，是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未来依然需要持续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8.

[2]E.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4-11.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0.

[4]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自然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5.

[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8.

[6]胡塞尔.胡塞尔选集[M].倪梁康(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993.

[7]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C].范岱年，纪树立，等译.2004：272.

[8]爱因斯坦文集(1)[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9]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M].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