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不骗人的希望呢？
《刺杀小说家》：
现实与虚构的信念博弈
撰文：饶静
一位濒于绝望的父亲接受了一项刺杀小说家的任务，这竟是命运的垂怜，他将在这险境中遇见丢失六年的女儿。就故事而言，《刺杀小说家》直面着儿童拐卖的沉痛现实，通过异空间叙事抚恤着那些因此而破碎的家。在叙事理论层面，则是一次带有元小说性质的书写实践，透过双重叙事的交织，作者不断地反思着虚构的边界和价值，“说清楚一点，想死和想活，都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是原因也是结果，反复推动着我一直这么生活着。” ——“写小说这件事”关乎生死存亡，既见证生活又被生活见证着，继而成了这部小说反身直面的究竟。
然而，“写小说这件事”并不自足，小说的完成终究依赖于读者的接受，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变。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最终倒戈，闯入了小说家的虚构世界，他们并肩作战，从赤发鬼手中解救了女儿小橘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刺杀小说家》还给出了一种读者接受美学，读者（刺客）帮助（杀死）作者（小说家）完成了虚构，也将寻回自身失落的宝物。
然而，这样的洞悉并不能抵消小说结尾带来的困惑，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疑惑：千兵卫的现实到底是被虚构侵蚀还是拯救了，他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被疗愈了？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不骗人的希望呢，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此之难，似乎就成了虚构的全部理由。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非常高妙，既肯定了虚构的意义，又对虚构严防死守，将它囚禁在故事的故事中，宛若一个谜。
对小说读者而言，这个结尾已足够带来慰藉；但对影片观众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一个即时的证明是必须的。伴随着小橘子的儿时歌谣，父女在现实中重逢了。这个悲欣交加的结局，是个超越了任何拯救叙事的团圆场景，让观众们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才是现实该有的模样，以及相信的报偿。
小说结束于虚构和现实边界的坍塌中，藉此传达了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像是投入虚空的一枚石头，影片则将这种可能性兑换成了现实，不仅描画了抛物线的轨迹，还让我们看到石头的落脚所在。影片不遗余力地回应着小说的核心关切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对虚构之奇幻力量的呈现和接受，并非一蹴而就，从不可见的信念到失而复得的小橘子，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化，叙述基调已悄然转变，小说中的悲剧性体验被一种神话视野置换了。
《刺杀小说家》始终被一种悲剧性的荒诞笼罩着，面对罪与不幸，小说在情节推进中不止一次地安置了伦理反思，这种探问在赤发鬼的一段陈述中集中地展示了出来，“阿弥陀佛，是死了些人，流了些血，世间万物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代价的呢？想要永久的自由，想要无穷无尽的金子，这十几年的代价不算大，小姑娘，秩序就要建立起来了，到时间你就知道，你，正可以享用他们留下的果实。”可是，从小橘子和久藏的眼睛看过去，“树上没有果实，都是脑袋”。
果实是进步的允诺和诱惑，脑袋则是被牺牲的时代与人们，以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是不可能均衡的天平两端。这是一副本雅明式的历史哲学场景，朝向过去，背对未来的新天使被来自天堂的进步风暴推搡前行，他见证的历史只是接连不断的灾难，进步的风暴肆虐之处，皆为废墟，无辜者承受不幸的厄运，历史也成了野蛮的记录。而小说家与新天使承担着相似的记忆责任，凝视那些遗落在时间中的人与废墟。
影片则深入到这些情绪褶痕中，将这些浓缩着愤懑的意象客体转化成为偶像崇拜的视觉奇观了。作为理想的反派角色，赤发鬼与现实中的李沐灵犀相通，当影片在李沐震撼又荒谬的时间演讲和幻城中对赤发鬼的迷狂崇拜中切换时，观众几乎直观到了技术资本与遥远部落之间的相似感，现代人并不自由，同样被物神迷惑并甘之如饴。一寸光阴一寸金，以发展和效率之名，堆聚的资本成为一种邪祟，在源源不断的增值中索取着前仆后继的牺牲。
影片的反乌托邦想象折射着登峰造极的资本拜物教寓言，资本摧毁了过往时代的诸神，却使自身成为新的偶像。自我封神的赤发鬼，成了不断延异的历史与实在之恶的自然象征，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出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资本之贪婪与巧言令色，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窥视，烦恼与戾气的无明深渊等等，当下现实最令人沮丧的一面似乎尽可以归结于此。这是无限地再生产自身的现实系统，被裹挟其间的个体几乎无力做任何抵抗。
影片的这种寓言化再现渗透着批判的锋芒，神话的两极就此张开，造神与弑神的张力也在于此。一方面，作为集体性的权威叙事，神话的泛神论视野天生就带有膜拜特征，赤发鬼成了象征性的膜拜客体，构成了必然性的专制；另一方面，神话也允诺了从这种压制中解放的自由力量，“一介凡人，竟敢弑神”式的傲慢召唤着对抗的力量，关宁和路空文共同扮演着弑神者的角色，关宁寻女心切，路空文书写复仇故事，面对至亲之人的离去，他们都陷入了迷雾之中，必须斩杀幻境的暴君，方能开辟新生之路。
有意思的是，两个落魄之人的狭路相逢不是巧合，竟缘自李沐借刀杀人的计谋。原来资本大鳄也充满了恐惧，他有一句颇具反讽意味的剖白：“我信因果。” 在造神和弑神的对峙之外，影片补充了因果逻辑，虚构和现实因此严丝合缝地衔接了起来，其中疏离隐晦的人物关系至此也环环相扣了起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因果就是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精神感应，轮转的动因也就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台词“相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相信”，彼此交织的相信，构筑着意志的共鸣。相信就是一种意志，承载着灵魂最深的渴望，也是凡人属神的力量，是在摧毁中重建，在怀疑中确证的行动。
影片结尾的对决几乎成了一场审美动员，观众也受邀加入了这场狂欢式的弑神战斗中，在“冒蓝火的加特林”“代表月亮消灭你”的爽点节奏中会心一笑，这是奇幻叙述释放力量的时刻，希望压倒了恐惧，集体无意识愿望获得了满足。在大众文化批判的视野下，这种满足也许洗脱不了“幻像”的嫌疑，终究还是文化资本把控的闲暇时间。然而，这幻像也是感性解放的路径，正如小说在双线叙事中安置了对读者的召唤，影片也凭靠观众证成了虚构的力量，文化消费者化身为生产者，让可能性破壁而出了。于是，我们在结尾看见了小橘子，一个果实，一段失而复得的时间，历史和记忆的真实客体。
从小说到影像的改编总是一场翻译，原作内核在影像中得到了转世和再生。小说家视虚构为绝境中的希望，仿佛一根稻草的力量，影像则毫不含糊地奏响了希望的交响。种子是简洁的，它们的生长却难以料想。在神话允诺的自由中，虚构和现实看似不可化约的对立中蕴蓄着振翅欲飞的势能，以轻盈刺破承重，我们背负的现实被光照亮。——这就是《刺杀小说家》在这个春节给予我们的究元决疑的纯粹感动。
▼奏响希望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