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120)——生而平等
美国故事(120)——生而平等
文|毕蓝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国家,阳光下的一切似乎都是新的。当初那十三个小小的殖民地已变成横跨北美洲、连接两大洋的帝国。伴随着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民主政治渐渐成为主流,工业革命飞速发展。自由,机会,财富,这些旧大陆的奢侈品成了新大陆的日用品。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是最幸运的民族?然而,再灿烂的阳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在这片国父们声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土地上,追求幸福并不是每个人的权利。除了被歧视、被践踏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还有一个柔弱、安静的人群被遮在阴影中。她们是,女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她们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十八世纪,新大陆的女人和旧大陆的女人似乎没什么两样,都是相夫教子的角色,都不“工作”。不,她们是工作的,只是不拿工资。但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那些纺织厂、造纸厂里到处都是女工,原因很简单,她们的劳动更便宜。她们与男人同工不同酬(女人的工资大约是男人的一半),而且不许加入工会。你也许觉得,工业社会中的女人既没选举权,又在工作中受歧视、受剥削,她们的境遇比自然经济时差多了,但很多女人却另有一番感受。比如,一个叫玛丽·保罗(Mary Paul)的女孩,在纺织厂打工,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所有的行动都由铃声指挥。她在家书中说:
“我身体挺好,放心。……上星期二我们发工资了。我挣了6美元60分,交了4美元68分的住宿和伙食费,花50美分给自己买了双鞋……早上5点,铃响了,男人们起床去吃早餐。6点半,女孩们的起床铃响了。7点,所有的人进车间开始工作。我们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半,然后吃饭。1点,我们又回去工作,直到晚上7点半。我做得很好,学得很快……我觉得工厂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地方。如果有哪个女孩想找工作,我建议她们来这儿。”
在高强度的工作、超长的时间、恶劣的环境中,玛丽的积极乐观来自她对独立、平等生活的向往。虽然工资低,但比起以前完全依赖男人的日子,她体验到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新大陆的女人们在工业革命的喧嚣中探索着自己的内心,她们那被忽视的权利还能沉默多久?
女人在向男人证明她们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同时,也在向世界证明她们拥有与男人同样聪明的头脑。十九世纪初,大约一半的美国男孩和女孩从没进过学校。这看上去也许很糟,但事实上,美国孩子的入学率比欧洲国家高。而且,不去学校不意味着不受教育,很多孩子在家庭教师或父母的指导下读书。当时,新英格兰是教育最发达的地区,除了后来名闻遐迩的那几所“藤校”,清教徒祖先还留下了泽及后代的“公立学校”(免费中小学)制度,给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稍微公平的机会。其它地区本没有这么幸运,但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越来越多的穷人获得了投票权,他们用选票为自己的孩子开设了公立学校。可是,不管怎样,当孩子们完成了中学课程之后,差距开始出现了,因为,男孩可以去大学继续深造,女孩只能停下求学的脚步。于是,“女人的脑子比男人的小”、“女人不如男人聪明”变成了“科学常识”。但是,有人偏偏不信邪。她们拒绝放弃自己强烈的求知欲,也立志为其他女孩打开高等学府的大门。
萨拉·皮尔斯(Sarah Pierce)就是那些不安分的女人之一,她要雕琢女孩的心智。1792年,她在自己位于康涅狄格的家中开设了新大陆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利奇菲尔德女子学院(Litchfield Female Academy)。当时,其它的女校都是以培养人妻人母为主要目标,烹饪、针线、家务是核心课,外加音乐、绘画等“才艺”。但皮尔斯的学校要求女孩们学习语法、阅读、写作、历史、哲学、逻辑,一样也不比男子学校少。从1792年到1833年,利奇菲尔德女子学院存在了四十年,吸引了来自十五个州和加拿大、爱尔兰的共三千多个孩子来上学,著名的校友包括教育家凯瑟琳·艾斯特·比切(Catherine Esther Beecher)和她那更著名的妹妹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有多重要?林肯接见斯托时说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内战”期间,英国与美国好几次险些擦枪走火,但英国最终没有承认“南部邦联”的合法性,而是与林肯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愿做“和事佬”。据说,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子爵(Lord Palmerston)曾看过三遍《汤姆叔叔的小屋》,他的决策深受此书的影响。
利奇菲尔德女子学院还不算正规的高等学府,来自马萨诸塞的玛丽·莱昂(Mary Lyon)的野心可就大多了。出身农家的她有着超乎常人的求知欲和意志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小时候,有一次,妈妈看她在摆弄一只测时间的滴漏(沙漏),便问她想干什么。她说,她在发明时间。她好像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一天学习十八个小时还不够。凭着断断续续的学校教育和自学,她成了一名教师。她想上大学,却发现自己像所有的女孩一样被挡在高校门外。于是,她决定创建属于女孩的高校,让中下层的女孩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
1834年,莱昂与朋友一起在马萨诸塞建立惠顿女子学院(Wheaton Female Seminary)。惠顿开始时不算大学,后来发展成今天的文理学院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1837年,拥有4位教师、116名学生的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在马萨诸塞的南海德利(South Hadley)开张了,这是一所属于女孩的高等学府。在莱昂的坚持下,曼荷莲学院保持着高水准的、严苛的学术要求,同时,她要求学生自己做饭、打扫房间、做其它杂务,这样,学校就不用雇人做这些事,也就不用收高昂的学费,几乎所有想上学的女孩都上得起。莱昂还要与各种传统观念斗智斗勇,比如,当家长们质疑女校为何要学自然科学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学做针线、女工时,她就要“证明”学化学是跟烹调密切相关的。
从曼荷莲毕业的大多数女孩都成为教师,用她们的知识和勇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女孩追求梦想。今天的曼荷莲学院仍然是一所女校,是美国最富盛名的文理学院之一,也是“七姐妹”中历史最悠久的(知道其他几个“姐妹”是谁吗?)。从这里走出了无数各行各业最杰出的女性,当然,它最著名的校友莫过于那位照亮美国文坛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狄金森和《草叶集》的作者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代表着十九世纪美国诗歌的最高成就。她的诗清新活泼,寓意深远。狄金森的诗集在美国诗歌教育中的地位就像《唐诗三百首》在中国的地位那样,是不可替代的经典。
像萨拉·皮尔斯和玛丽·莱昂一样,其它地区的女性也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取着平等的权利,她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教育,因为她们相信,知识是维护独立人格的最强大的武器。在俄亥俄,一所叫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小学校,接受黑人和女学生,把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融入学校的精神。在佐治亚,1836年建立的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是美国也是世界第一所女子学院,比曼荷莲还早一年。它也是宋霭龄和宋庆龄的母校。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这些学校培养了勇敢、睿智、敢于挑战权威、立志改变世界的女性,正是她们诠释了自由、平等、独立的美国价值。
大多数女人默默地争取权利,但有些已不愿再沉默。格里姆克姐妹(Grimke sisters)就是其中之一。这对姐妹是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e)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1837年,姐妹俩在马萨诸塞做了个巡回演讲,那个轰动效应就不用说了,因为女人是从来不许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在男人面前“夸夸其谈”的女人难道不是“妖女”吗?
格里姆克姐妹来自佐治亚的奴隶主家庭,她们在演讲中描述了南方奴隶的悲惨境遇,她们讲着奴隶的孩子怎样被带走卖掉,奴隶们怎样受鞭打。她们的话让北方人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现实如此残酷。安吉丽娜还向马萨诸塞议会呈交了成千上万个女人签名的申诉书,要求平等的权利。她是第一位在立法机构演讲的美国女人。萨拉在一次关于女性现状的聚会中说:“男人也许拒绝我的言论,但我相信,他们会发现,与他们平等的女人远超比他们低能的女人, 她们将在精神上和智慧上更使男人受益。”
马萨诸塞的教会被格里姆克姐妹气坏了,所有的教会都在向教众们宣读一封警告信:“上帝让女人柔弱是为了保护她……但当她站在男人的位置上以男人的语气说话时,我们对她们的关心和保护就没必要了……如果藤想取得树的独立,它必将在耻辱中坠落于尘土。”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愿意做藤,她们挣扎着要做与男人比肩而立的树。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就是个想做树的女人。她想当医生,但医学院从来不收女生。1847年,她申请了30个医学院,被29个拒绝。最后一个,位于纽约上州的日内瓦学院(Geneva College),跟学生们开了个玩笑。招生委员会告诉大家:你们投票决定咱要不要招个女生呗。学生们决定把玩笑开到底,居然真的合伙投了赞成票。于是,布莱克威尔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医学院的女人。
就算进了医学院,她仍然面临重重阻力。比如,教授不允许她观摩手术或上解剖课,认为女人与男人一起上这种课简直伤风败俗。布莱克威尔不停地向学校和教授申诉,终于获得了支持。她顺利完成了学业,向所有的人证明,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即便如此,女人也不能在大厅广众朗读自己的毕业论文,她们的论文必须由男教授代读。甚至在以开明著称的欧柏林学院也是这样,一个叫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女孩在向学校抗议了无数次之后,仍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论文被人代读。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和露西·斯通这样自立自强的女人也许像恐龙一样罕见,像怪物一样惹人侧目,但这不意味着她们与幸福无缘。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的弟弟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也是像姐姐一样的改革者。他第一次听到露西·斯通的讲话就爱上了她。但是,当他向露西告白时,露西拒绝了他,因为她想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女权运动,而结婚对她来说太奢侈了。谁知,亨利爱得无法自拔,不停地追求了两年。最后,露西终于答应了他,条件是,露西保留对自己婚前财产的控制权(当时的法律是,女人婚前的财产婚后也归丈夫),不会像其他已婚女人那样改姓夫姓,她要与丈夫平等相处。亨利答应了所有的条件,他要的是势均力敌的爱情。他们各自起草和朗读了结婚誓言,表达对彼此的爱和尊重,没有传统婚姻中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顺从。这不被看好的婚姻非常幸福。亨利与妻子一起把毕生的精力投入社会改革,为女人和黑人争取选举权和其它权利。
女权运动的另外几位先驱是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卢克雷蒂亚·莫特(Lucretia Mott),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an Brownell Anthony)。伊丽莎白的父亲是法官,她从小就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玩耍,父亲经常看着她感叹道:“你要是个男孩,一定会是个律师。”可惜,女孩是不能当律师的。伊丽莎白没有放弃自己的天才,而是决定用它为全美国的女孩服务。幸运的是,她嫁了个好老公:亨利·斯坦顿(Henry Stanton)。1848年7月,在亨利的支持下,伊丽莎白和卢克雷蒂亚在纽约上州的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组织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会议。她们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八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个女士和先生们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了《塞尼卡·福尔斯宣言》(Seneca Falls Declaration),标志着美国的女权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个宣言采用了《独立宣言》的形式,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1851年,伊丽莎白认识了苏珊,她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伊丽莎白口才超群,苏珊是优秀的组织者,她们共同的努力在美国的女权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领导的女权运动日益壮大,席卷全国,最终导致了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诞生,美国女性终于获得了投票权(选举权)。
也许,在今天看来,女人拥有投票权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从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要求在费城开大陆会议的丈夫约翰·亚当斯“记着女士们”,到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为这项权利抗争了一百四十四年。不要说男人不同意,就连一些女权运动领袖也会犹豫:女人真的需要选举权吗?她们认为女人应该拥有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离婚的权利等等,可是,选举权?是不是有点过?女人是家庭的粘合剂,如果妻子可以投票而她的观点又与丈夫不同,这样会不会破坏家庭的和谐?但是,如果女人不能用选票表达她们的意愿,她们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吗?
如果说,白人女性争取权利的路艰辛而漫长,那么,可以想象,黑人女性的路又是怎样的鲜血淋漓。她们生而为奴,她们要摆脱的不只是性别歧视,还有奴隶制的枷锁。在新大陆光鲜亮丽的年代,她们和她们的家庭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中。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都与黑人无关,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低等种族。他们怎样走出自己的自由之路?他们将面对什么样的结局?请看下一个故事: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