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东：何以清明？
每一个清明都兵荒马乱。
在所有节日里，清明的祭祖最为隆重，过去的祭祀都与宗教有关，庄重、典雅、虔诚，还有神圣。
中国人没有宗教，在很多人心里，清明不仅是一个节日，也是一个宗教。
清明节文化色彩极为浓厚。
首先是自然清明。初春时节，万物萌生，自然界一派欣欣向荣。所有新生的背后都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新生。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自然界的启迪中，我们纪念新生，但我们不会忘记凋零。
其次是人心的清明。滚滚红尘，难免心灵受损，沾染世俗的污垢。突然有一天，我们集体来到祖先的坟茔前。刹那间万籁俱寂，百鸟齐鸣，心灵一片澄澈。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尤其是面对祖先，或者人下之人，人上之人，死后都是湮没无闻，所以祭祖常常会让人有幻灭之感。朋友说：“去一趟医院，人生观会发生变。”祭一次祖，世界观也会发生变化。至少一段时间，“我心之外，再无他法。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最后就是呼喊政治清明。过去祭祀事关国家大事，礼乐教化更是治国之道。清明百姓祭祖实质上是政治大事。于是祭祖的虔诚神圣，某种程度上就是提醒统治者要追求政治清明，不能礼崩乐坏，国家颓败。
当然最重要的，清明还是与死亡相关。
那么，死亡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人生何以才会更有意义？
夫子曰：“恶，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孔子厌恶死亡，一辈子拒绝谈论死亡，拒绝谈论我们尚未确知的一切。
“生当事功，何以虚为？”
因此，当子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庄子则好谈死亡：“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也。”因此，妻子死去，他照样击缶而歌。因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西方人则说：
一叶凋零
森林就缺了一角
一石流失
欧罗巴就缺了一角
一人死去，
人类就缺了一角
其实，中国人很早也隐约感觉到死亡的整体性。那个王羲之，在兰亭聚会最快乐的时候，突然间就被死亡挟持，发出“死生亦大矣”的感叹。
因为有聚必有散，有盛必有衰，有荣必有枯，有生必有死，因而由欢乐之短暂，聚会之寥寥，想到人生之短促，死生之悬隔，不由得悲从中来。
但悲叹并非作者之要旨，死亡也不过是一个幌子，灵感的火花在暗夜里闪烁，生命的热流在心中涌动。在死亡的感慨中，暗含着王羲之对人生的眷念，对生命的执着，这在魏晋时代尤为难能。
在司马氏的高压之下，当时“一死生，齐彭殇”的消极厌世思想极为流行。王羲之确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死亡的缱倦，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个体生命价值如此强烈关注，对空谈玄谈的人生虚无思想未尝不是一大校正。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王羲之的妻子，曾经对儿子王献之的书法进行评论，说：“吾儿磨尽三缸水，只有一点似羲之。”而恰恰那一点就是羲之加上去的。如此磨砺自己的孩子，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就是羲之人生观的写照。王献之得乃父真传，写尽十八缸墨水，终于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大家，和其父并称二王。生命当养浩然之气，但生命中毕竟有死亡，有我们难以避免的船沉海底。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死亡呢？对于死亡的理解，我想不外乎三个方面：
死亡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呢？
死亡就是我们醒着时所看见的一切，睡眠就是我们梦中所看见的一切。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始终是统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是前者的东西，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这就是生死同一。
德谟克利特就认为：“逃避死亡，就是在追逐死亡。”生活中不是有很多人都在逃避灾难，但恰恰灾难来临。古希腊神话中有很多英雄人物都概莫能外，所以命运悲剧由此兴盛。
当人们说，人是要死的，似乎以为人之所以要死，只是以外在的情况为根据。但实际上，生命本身就具有死亡的种子。“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从生命中盗取；你以消耗生命来生活。你生命无间歇的工作便是建造死。你在生的时候便已在死。”
生命因死亡而珍贵。那个孙悟空之所以不断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就因为他没有死亡，他的脑袋如韭菜，割了还可以重来。
惟有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亡，因为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死亡的恐惧
死亡是否可怕，首先涌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是伊壁鸠鲁的诡秘之言：“死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在，死就不在；死在，我们就不在。”
死亡是一件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消失。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没有给人生增加无尽的时间，但还是可以把我们从不死的渴望中解脱出来。
一个人如果正确的了解到终止生命没有什么可怕，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岂不是因此获得更大的勇气。生活中很多人都谈死色变。实质上真正可惧怕的不是死亡和痛苦，而是对痛苦和死亡的恐惧。
苏格拉底说，追求好的生活远胜过生活本身。因此，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多了超然。
其实，死亡无非是两种境界：或者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者如世俗所云，灵魂迁居彼岸。
如果是全空，那就是人没有知觉，一如人睡而无梦，那岂不是人生的大幸？而从此岸迁居到彼岸，从无聊痛苦破碎的人生酸楚中，迁居到理想的没有世俗疼痛的彼岸世界，把自己交给神灵去关怀。这样绝妙的安排，我们还怕她作甚？尤其是古往今来迁居彼岸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旅人偷着跑回来，也可知彼岸之美妙。
培根说，与其愚蠢而软弱的视死亡为恐怖，倒不如冷静的看待死——把它看成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看作对尘世罪孽的赎还。
我们应该懂得，人类的感情并非真的如此软弱，以致不能抵御对死的恐怖。人有很多感情，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仇忾之心能压倒死亡，热烈爱情敢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唯独怯懦软弱使人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就先死了。
所以，与其说如何战胜死亡的恐惧，不如说如何战胜我们自身的懦弱。
最重要的，死亡还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它使百万富翁与乞丐，皇帝与无产者，都一律平等。
我们孜孜追求平等的人啊，当平等真正安静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弃那一具臭皮囊，和死亡的平等来一个快乐的拥抱？
死亡的价值
死亡是什么并不重要，死亡不是什么才重要。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告诉我们：“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正因为如此，苏州的老百姓在魏忠贤作乱之时，发愤一击，“亦已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逃避死亡不难，逃避罪恶却难得多。彭波那齐在《论灵魂不死》中说，“一个会死亡的人不应当去向往不死的幸福，因为不死的东西是不适宜于会死亡的人的。”
苏格拉底则说，“稍有价值的人不会只计较生命的安危，他唯一顾虑的只在于行为之是否，心灵之善恶。”与其卑劣的、愚蠢的、放纵的、邪恶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生而为人，我们有责任尽力使自己不朽。连陈胜都知道：“等死，死国可乎？”所以孔子说要杀身以成仁，所以孟子说要舍生以取义。
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我们怎么样利用它。你活得够与不够不在于你的年龄。有了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但既然看到了我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有限的，我当从分量上拓展它。我想借我所控制的速度，竭我所利用的活力，补偿它流动的急速来遏止它的飞行速度。在短促生命的范围内，我必须使它更加深刻，更加充实。这就是聪明人的聪明选择。
贤者对于生命，正如同他对于食品那样，并不单单选多的，而是选择精美的；同样的，他享受时间也不是单单度量它是否最长远，而是度量它是否最合意。
但不论合意与否，这一天终将到来，当这不可避免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能够坦然离去是件伟大的事情。一个人没有死的意愿就没有生的意志。因为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生。
萨特说，我相信一个人能够由于仇恨或者死亡而放出光芒。
爱是一种不容易疲倦的情感，恨也是如此。生是一种不容易厌倦的情感，死也是这样。不过人总得死得了无遗憾，庸人如此，伟人亦然。
狄德罗说：“如不能向恶毒的敌人正当复仇，我死不瞑目。如不竖立一座丰碑，我死不瞑目。……如不能在世上留下时间无法消灭的若干痕迹，我死不瞑目。”
也就是说，你要想长生，就得准备去死。你若想死得长久，你必要生得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