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
张三丰为元明间的著名道士，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实（一作“君宝”），号玄玄子。《明史·张三丰传》里记载说“张三丰，辽东懿州人，以其不修边幅，又号张邋遢。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善嬉谐，旁若无人”。《张三丰全集·道派》里说，张三丰于67岁时入终南山，遇火龙真人得丹诀。而此火龙真人是一隐居道士，师麻衣先生李和，李和师陈抟，陈抟又师尹喜。且张三丰又兼得少阳派刘海蟾一系之传，因之合老子门下文始、少阳二派为一。此说虽有些玄虚，因为火龙真人以上，二千年只有三传，但《广阳杂记》里说明末清初华山道士王莱阳曾说，华山道派有全真龙门派及宗陈抟为祖的太华两派。民国时白云观所抄《诸真宗派总簿》中也有陈抟所传“老华山派”。
一、“道”、“时”相系的文艺美学思想
道也者，时焉而已。日月往来，寒暑变迁，草木生长，禽鸟飞鸣，以及吾人日用动静，莫非运用。一时之中变化无端，时至自见，斯为天地之心，不可以一名，而况于他乎？我来也，晚阳穷于上剥换尽矣。兹当一阳初复，倏然而来，莫穷其迹，莫究其因，大地阳和，已无不潜行而默运，以此为天地之转运也。而天地不得而自主，以此为日月之进退也。而日月亦听其自然风云交易乎上，草木萌动于下，大矣哉！时之为用也。是故言道者，不离目前，即一言一动，一事一物，无不可以见天地之心，盖此天地之心，任阴阳剥换时，令推迁而无思无为，终古寂然不动，令人舍目前而谈玄说妙，则违乎时也。违时即与道背驰，何时有见道之日乎？天下之动贞乎一变动不居，何可言尽，观乎时而万变皆在目前矣。从目前一一消归于太虚，谓之见天地之心，可谓之大道之宗旨，可。时也，化也，要不离乎目前而得之矣。何道之可名，何太乙之可言乎？故曰道也者，时焉而已。
在张三丰的思想中，“道”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范畴，所有的事物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毫无疑问，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如果把张三丰的“道”、“时”简约到文学作品上，则可以得出“道”、“文”紧密相连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即“时”、“事”和“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弥久常新的话题。文学作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被白居易总结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袁氏兄弟也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观点，认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把张三丰的“道”、“文”观放到中国古代文论中，可以看出这种既具有辩证性又具有历史发展性的观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鉴戒作用，而且这个朴素的观点又是符合马克思文论思想的。因此，大可不必诗必唐，词必宋。文随时而变，每一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体形式，或者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内容。每一时代的文都大有可观之处。
二、“灵性”观的提出
张三丰的“道”、“时”相联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因为时代不同，与之相适应或匹配的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亦应随之发生变化，不能拘泥于经典、至理名言，囿于时势，成为墨守成规的人，而应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正是因为每一时代的创造主体都具有时代性，因此，他们发出的声音才会有所不同。张三丰把这种声音的“呐喊”称为“灵性”：“书曰：诗言志。注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知志也者，乃人心中之灵性；诗也者，特灵性之流露也。神仙七返九还，炼此虚灵妙性，以成万古不死之谷神，见于日月光气之外，则有象隐于日月光气之中，则无形神之所至，发为诗歌。诗不同，灵性有各异也。吾尝与诸仙往来旷野，出没烟霞，每见群真妙句辄心记而笔存之，以入于水石闲谈之类。”
这种“灵性”的抒发有赖于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和人格的不断自我完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去除心中的尘俗杂念，以自然无为境界为追求指归，达到“虚静”的心理状态：“虚无者，老释同传之旨也。虚者何，虚心也，心虚故神清，神清故性慧，大超脱、大解悟从此生矣。无者何，无我也，无我故无人，无人故无欲，大清净、大欢喜从此得也。”这也是道家、道教一直比较重视和强调的修心养性的思想，要修心养性，达到“虚静”的心态，就必须要“悟”，而他把“悟”又称为“觉”，对“觉”则释义为“从吾心”，听从自己清明澄彻的本心（并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来）。而作为一名内丹修炼高手，张三丰的诗歌向世人描述了达到“虚静”的状态：“纷纷内外景如麻，有地驰驱事可夸。撒手不迷真捷径，回头返照即吾家。六根清净无些障，五蕴虚空绝点瑕。了了忘忘方寸寂，一轮明月照南华。”
其次，张三丰认为作文还和养气有着重要的关系：“世人谓读书十年，养气十年。他把读书、养气分为两节事件，便不是圣贤学问。夫读书所以研理，养气所以炼性，性理功夫就在读书、养气并行不悖之中。宣圣云：学而时习之，此便是研炼性理纯一不已处。”从现代美学观念来看，“养气”说实际上涉及创作主体的审美静观、审美冲动以及审美想象等如何培养的问题。“养气”说首先可上溯到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真正把“养气”概念引进文艺理论中的，则是刘勰。而“养气”则是道教徒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课，张三丰更是一个“养气”高手，在其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一片闲心绝世尘，寰中寂静养精神。素琴弹落天边月，玄酒倾残瓮底春。五气朝元随日长，三花聚顶逐时新。炼成大药超凡去，仔细题诗警后人。”
第三，张三丰还认为文和人格境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作品中为大量品性高洁的人写了传记，而且对隐逸的人进行详细地分类：“一隐于文章道学，嘉遁不出者，书曰处士，重纯儒也；一隐于泉石风流，乐志不移者，书曰逸士，重幽贞也；一隐于世治时变，解官不仕者，书曰达士，重明哲也；一隐于玄门净土，名利不贪者，书曰居士，重清修也。”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人品篇》，从自己的角度对人格、人品进行了详尽地论述：“人品近似之界不可不明。有人焉正气自存，离群特立，人以为傲也，吾以为毅；有人焉谦光自处，与世无殊，人以为流也，吾以为和；有人焉优游自适，率乎天真，人以为惰也，吾以为安；有人焉啸咏自如，由乎天命，人以为狂也，吾以为达；有人焉郑重持身，丰裁峻节，人以为骄也，吾以为严；有人焉浑厚立己，性格坚苍，人以为拙也，吾以为朴；有人焉义利分明，一私莫着，人以为矫也，吾以为介；有人焉襟怀卓异，一尘不亲，人以为僻也，吾以为高；有人焉雍和满著，不识文词，人以为俗也，吾以为儒；有人焉清净为缘，不知经忏，人以为愚也，吾以为觉；有人焉饮食无异，寒暑不灾，人以为怪也，吾以为仙；贤否错出之间，有相似而实不同者，不可不细观也。勿有薄人心、厚己心，轻人心、重己心，无人心、有己心，则至人之精神出矣。”并且推崇仇山村的观点“不是诗人即道人”。
张三丰的“灵性”说发轫于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观念，二者都指明作品要体现作者的主观情思，在作品中要把自己心中郁积的情感宣泄和表达出来，是一种重视、推崇“表现”的思想。这种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三丰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了“灵性”的观点。“灵性”和“性灵”仅仅是顺序上的不同，而后者是由明代的袁宏道提出的。他在给其弟袁中道的诗集作序时说：“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性灵”说的提出，李贽影响不能不提。李贽紧紧围绕他的“童心”说，提出了文和人的感情的密切关系：“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也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李贽青年时曾阅读了大量道书，不知他是否看过张三丰的作品，而张三丰思想对明朝后期文论的走向是否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为资料的匮乏，尚不能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言志”、“缘情”、“灵性”、“性灵”、“童心”等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就连张三丰自己都承认，他的“灵性”说是在“诗言志”的基础上衍化出来的。因此，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都非常重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因“志”的含义不同而不同。闻一多先生认为“志”有三个基本的含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前两种含义在先秦和汉代用得较多，但越到后来，第三种含义越得到重视，张三丰的“灵性”观就是从“志”的第三种含义演变而来的。
另外，张三丰还有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如他在论述读书应该多与少时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先儒有言，读书者多取，不如精取。自天子以至士庶，其学问同也。永乐初，朝廷命上书胡广、侍讲王洪等编成一书，名曰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蝉精隽》中。夫《御览元龟》不过千卷，求多者徒具望洋兴叹而已，大典以万计，安能推布夫海内也哉？”其文集中也记录下来一些比较具有见地的观点，如在《吴渊颖》的传记中，记载有吴渊颖的关于作文的精辟言论：“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步武分明；奇者，不为法度所缚，千变万化，坐作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步武，各还其对。”
总之，张三丰的文艺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中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大致可以组成下列一个谱系：“道”（文）是和“时”紧密相联的，时代总能在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而创作主体“人”的因素又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中，他经过一定的心性修炼和自我提高，把自己的“灵性”借助“文”表达出来，而“文”又是和“时”相联的——这就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文艺创作观念，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对于张三丰的研究非常多，但专门研究其美学和文艺美学思想的则少之又少。但综观张三丰的著作，会发现他美学和文艺美学思想相当丰富。就其文艺美学思想而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有重要的一环。其“灵性”说继承了古代文论中的“缘情”说。厘清其与后来的“性灵”说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体系十分必要，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古代文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