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楼台先得月，唐代河北地区与中央政治的关系

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经济的重要区域，既具有防守边疆的战略地位，又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因此在隋唐时期那可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初年，来自关陇的李唐政权对河北始终怀有疑虑，甚至是有所歧视的。但唐高祖与唐太宗的用人并不仅限于关陇集团，从唐初河北道刺史与县令的人选来看，他们也会启用不同地区及不同文化性质的人为唐效力。

而唐初，主要的外患来自于突厥，因此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不能放松，唐高宗时平定高丽后，吐蕃又成为唐代边防的重心，唐朝不得不在东北方面转而采用了消极的政策。武则天在位时营州李尽忠与孙万荣发动叛乱，节度使体制从此形成。节度使的作用就是设置于边境，着重在军事技能，兼领探访处置史之后，权力因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加。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与河东三道节度使的安禄山叛变，而这次叛乱也是直接导致了唐朝由盛到衰。

归其原因，还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的藩镇体制，促成了宦官和朋党体系。肃宗起藩镇林立内陆，代宗广建节度使外，探仆固怀恩之意见，封田承嗣等安史降将为河北地区的节度使，埋下日后河北三镇尾大不掉的根源。

从肃宗起，唐朝皇帝对于河北三镇都采取了【姑息政策】，唯独宪宗以武力强硬对付藩镇，获取了【元和中兴】的成就。穆宗时，魏博、成德与幽州镇复判，直至唐末。固然，河北三镇长期割据，拥兵固城，遵守【河朔故事】，彼此勾结以对抗中央，犹如半独立状态，唐中央也无力制服。但究其实，其与唐廷的关系并不如陈寅恪所言截然切割、断裂分明的，而是彼此间仍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安史之乱之后，唐廷方面，鉴于军事力量、财政力量与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等三个因素，倾全国之力无法消除河北藩镇。对其政策介于【姑息】与【用兵】两端，唐宪宗【元和中兴】就如昙花一现，故多采用【姑息】政策之多，反观河北三镇所以能够长期与唐廷周旋，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唇亡齿寒】，藩镇必须捐弃私见对付朝廷；一旦某藩有归顺朝廷之举时，如《旧唐书.田弘正传》记载：【自弘正归国，幽、恒、郡、蔡有齿寒之惧，屡遣客间说，多方诱阻。】以打消其意。此外，河北藩镇在合纵连横之间常有联姻之举。

安史之乱初平，肃宗任命田承嗣等安史降将为河北地区节度使，开始了河北三镇长期割据的历史。河北三镇也是藩镇割据的始作俑者，所谓【父死子代、不廪朝命、不供赋税、官吏自署】已是河朔常态，朝廷外有吐蕃相继侵扰，内部则问题重重。

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内容十分复杂，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大体可分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州的牙兵，二是方镇属下各个支州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若干个小的军区。因此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央政府对于河北地区的政策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