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与中国的自然认识之比较

希腊与中国的自然认识之比较

作者：[荷】H·弗洛里斯·科恩

译者：张卜天

选自《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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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用过一个美妙的比喻来表示自然认识的不同途径。他区分了三种方法，即蚂蚁、蜘蛛和蜜蜂的方法。我们不能像蚂蚁那样只是耐心地收集材料——这是经验主义的做法，它不能使我们走远；也不应像蜘蛛那样只顾自己吐丝织网——这是理智主义的做法，也不会达到目标；而须像蜜蜂那样从花中吮吸花蜜，并且在蜂巢中加工成蜂蜜。单纯收集事实，或者仅有概念框架，都还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使两者形成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

培根特别用蜘蛛的比喻来嘲讽了希腊的自然认识。他希望自己的同时代人不要竭力仿效希腊人，因为在用哲学的思想框架或数学构造着手解决之前，希腊人很少认为现象不言自明。蚂蚁的比喻则是针对他的一些同时代人，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些人。不过，与培根不同，我们这里用这种比喻是为了形象地说明希腊与中国的自然认识方式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当然，培根对希腊方法的刻画很有洞察力。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哲学家以及一些亚历山大人，都习惯于粗率地对待观察到的现象。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观察，他们还是有可能对自然现象做更为细致的研究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自然研究绝不仅仅是盲目地收集事实和细节。在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精致的有机织体的世界图景下，通过观察而得出不乏实用的非常大胆的结论也是有可能的。但总体而言，称希腊的自然认识主要是理智主义的，中国的自然认识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还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且很有助益。

事实上，它至少能够表明，这两种情况都与现代科学所接近的那种自然认识方式无涉。无论是被比作蜘蛛的希腊人，还是被比作蚂蚁的中国人，都不能说已经走上了现代科学的那种特殊的产蜜道路。我指的是构造并持续改造关于经验实在的量化模型，尤其是实验有可能为这些模型提供系统反馈。（这里的定义只是暂时的，我还会多次回到这个关键点。）

因此，在评价现代以前的自然认识方式时，我们应当首先根据它们各自的功绩，而不是根据它们是否更接近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最终只产生于其中一种自然认识）。如果把关于后续发展的知识隐去，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都在大胆尝试理解那个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有待探索的世界。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把这个世界分解成了大小分明的组成部分，并且认识到了它们之间隐密的联系。在知识的构造上，自然认识方式也有所不同：一种是严格的思辨性的体系构造和数学推导，另一种则是在被普遍认可的世界图景之下专注于现象。然而从根本上讲，它们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虽然现代科学最终基于希腊而非中国的版本，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自身的价值。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当然并非不重要。中国没有出现伽利略或牛顿，这只是纯粹的巧合吗？这个问题经常会被提出来，回答也可谓多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会蜕变成一种集体参与的娱乐游戏，每一位参与者都会给出他最喜欢的解释，比如所谓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或者据说是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官僚体制窒息了各种求知欲。出于对这些往往缺乏根据的轻率臆测的不满，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甚至称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但这就走得太过了。诚然，从一种复杂的文明中挑选出个别要素，然后由另一种文明中缺少这些要素而推论出那里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这是毫无意义的。但就某些基本条件对文明进行考察和比较还是完全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说特别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根本的革新在总体上、特别是在自然认识上是如何实现的。

文明可以相互碰撞，也可以相互孕育。例如，希腊自然认识的两大创新浪潮便显示了这一点，即前苏格拉底的序幕以及几个世纪以后数学自然研究方面创造力的爆发，这成为黄金时代的一个高峰。最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生活在当时希腊的东海岸，那里曾与更东边的居民有着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我们曾经提到，希腊人通过证明的观念把巴比伦人直观实用的几何学提升到了更高的抽象水平。）几个世纪以后，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一举摧毁了整个地中海东部的旧秩序。这带来了出人预料的新接触与新交流。（比如，来自塞浦路斯岛的移民基提翁的芝诺在雅典建立了斯多亚派。）此外，亚历山大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想想欧几里得和所有其他伟大的数学家）。

异乡人的涌入以及对不同类型观念和传统的了解，使得旧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更有可能得到更新。在历史上，这种交流是新思想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通过交流而实现创新绝不是自动进行的。大量事例表明，文明仅仅发生冲突，或者巨大的分歧使交流无果而终。但事实上，在前现代自然认识的历史中，通过文明交流而实现创新成为了常态。更确切地讲，当交流以某种形式进行时，就特别容易带来创新，我们在本书中称这种形式为“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所谓“文化移植”，我指的是某种特定的事件，它们促进了文化的革新甚至是转变：在一种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看法、概念和做法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事实证明，它在后者的土壤中能够结出硕果。在历史上，希腊的自然认识曾经发生过多次移植，而中国则没有发生过一次。

这一点绝非偶然。每当出现这种自然认识的移植时，总会有军事事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文化移植把希腊的自然研究带到了巴格达，它是早期哈里发的征服运动和第一次伊斯兰内战（公元760年左右）的结果；第二次文化移植发生在12世纪的托莱多，它源于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第三次文化移植发生在意大利，源于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1453年）。而中国本土的自然认识思想却从未与完全不同的文明有过富有成果的对抗。这是因为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中国的自然认识从未像希腊那样失去家园，必须在其他地方找到栖身之所。“蛮夷”通常会被长城挡在外面。倘若进入了中国腹地，特别是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及后来满族人建立清朝，则在很短时间内，征服者就会采纳和吸收其新臣民的文明了。简言之，中国自然认识的历史有其不间断的连续性，同样令人惊叹的是它长期不结果实。这种思想一直在原地打转，并且困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这个圈子太大了。

对于有机唯物论的世界图景来说尤其如此。在汉代，这种世界图景作为战国时期思想传统的大综合而被确立。此后，这种世界图景虽然得到了拓展和细化，但从未受到过根本质疑，其基础也没有再被重新考察。它连同表达了有机唯物论的“关联”思维方式，对自然现象提出了丰富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非常合理的解释。你越是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它就越显得有吸引力，直到有一天，你可能会开始惊叹，自然竟然真的像有道之人所设想的那样。你甚至会声称，如果条件更加适宜，中国的自然认识本可以发展成现代科学的一个（更具“有机性”的）变种。比这种含混的思辨更有意义的是注意到这种有机唯物论永远在自我封闭，它从未有机会在一个文化移植过程中展示自己的价值。

在没有文化移植的情况下，隐藏的发展潜力一直未能得到利用的最好例子是墨家的文本传统。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其中包含的研究和学说最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已经接近于发展出这种科学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它可以与亚历山大的数学自然研究作一比较。两者都拥有一种发展潜力，这种潜力同时代人看不到，只有在回顾时才能认识到。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处于整个文化的边缘。亚历山大的自然研究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宫廷产物，在别处几乎不可能为人知晓；到了汉代中期（公元1世纪），整个墨家的文本传统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但有一个重大差别。汉代以后，墨家传统最终消亡，由皇帝批准的道的综合把它彻底赶出了历史舞台，它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复兴。而亚历山大传统虽然一直是一种边缘现象，并且最终随着古代文明而消亡，但它获得了两次复兴的机会，先是在巴格达，后来是在意大利。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利用这些机会可以得到多么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