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128号作品】刘守强：我的父亲是党员

我的父亲是党员

刘守强

一

峰林市的冬天似乎很难见到太阳的光临，大多数日子都是阴冷潮湿的。下午了，天越来越阴沉，整个天穹似乎正在往下塌，好在有高高的大楼支撑着，才没有塌下来。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雪。

办公室的空调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开起来像老牛负重般喘叫，没有一点热气，带来的只有噪音。我爽性把它关了。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搜寻着恰当的词句完成文字的排列与组合，大脑已资源枯竭，感觉身心倍受煎熬。

这样的天气最好是躲在家里烤火或是睡大觉。我还没有这样自由，虽然快到退休年龄了，就像那台老旧的空调一样，仍然轻松不了，还有很多“不紧急不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也只能这样熬着。

正在我绞尽脑汁的时候，电话就响了。拿起来一看，是弟媳的手机号码。里面传出我妈急促的声音：“你快回来吧，家里出大事了。”

“不要着急，妈，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我安慰母亲，自己却着急起来。

“你弟弟被抓起来了。”妈妈在电话大声的说。

“怎么回事？弟弟怎么就被抓起来了？”我有些吃惊。

弟弟工作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抓起来了呢？涉黑涉恶不可能，难道是作风问题或是腐败？

“还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似乎哭了起来。

“因为爸爸什么事？”我更着急了，难道弟弟和爸爸吵架还会报警让警察抓他？那也太滑稽了!

“他说你弟弟腐败——去举报他——，这下把你弟弟害苦了——。”妈哭得很伤心。

我忙在电话里安慰她不用担心，马上就准备回去。

弟弟也并不是被抓起来了，而是纪委叫去谈话就没有回来。这是我最后问弟媳得到的结果。我妈太着急，又分不清其中的区别，就说是被抓走了。

不过，我也很着急。我和弟弟从小就感情深厚，接了妈妈的电话，就急得坐卧不安，巴不得马上能飞到老家就好了。

小时候我营养不良，体质瘦弱，也不长个儿。出门打猪草割草，常受别人家的孩子欺负，尤其是斗争过我爸爸那几家造反派的崽子们。每当这时，弟弟就像狮子王一样，冲出来护卫我，倒像我是弟弟。弟弟小我三岁，差不多高我半个头，比我壮实。

读大学时，弟弟当兵去了。那时爸爸每月给我寄钱的定额是三十元，家里紧张时还不能保证。弟弟知道我的困难，常常把他每月的补助费省下来寄给我，还让我不要告诉爸爸，以避免减我的定额。我一直都很感动，觉得他不仅是我的弟弟，而且还是我的保护神。

出来工作后，我们分家了。爸爸妈妈既不住大哥家，更不来我家住，都住在弟弟家，说是住惯了。老人有些洗洗刷刷缝缝补补的都是弟媳一人承担。

刚分家时，爸妈他们单独煮饭吃。母亲说，吃早吃晚，吃软吃硬自己定，方便。后来，弟弟的大儿子结婚，房子买在城里，老二上大学了，弟弟就不让爸妈单独开伙了。弟弟那时还在乡镇上班。

弟弟的大孙子出生后，侄媳妇希望弟媳进城去帮忙带孩子。弟媳去带了几天，就被弟弟叫回来了。他责备弟媳：“你把老人甩在家去带孙子，别人看见不笑话？”

“家里什么都是现成的，煮饭来吃我们都不会么？孩子没人带怎么行？”母亲却支持弟媳。

“孩子没人带，让他们自己请保姆。妈本身就走不了路，万一爸爸再摔倒或头疼脑热叫谁去？”

我妈那年不幸摔倒，右小腿骨折，医生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单薄不能做手术，于是我妈进出都坐在轮椅上由我爸推着。

“现在请保姆工资那么高，他们哪里有钱？何况请人带哪有自己带放心？”我妈说。

“没钱我补贴他们，请人不放心，就自己多用心。'当家才知盐米贵，养子才报父母恩’他们现在不体验带孩子的辛苦，将来我们老了会管我们吗？”弟弟说。

弟媳很顺从弟弟，他们俩是同学，从小就要好。弟媳没有进城去带孙子。弟弟又把土地租给了别人，只留下了菜地。弟媳差不多成了专为爸爸妈妈服务的保姆。我和哥哥都觉得欠弟弟一份情，孝敬父母本是兄弟们大家的责任，而我们家却是最小的弟弟承担了。

我们有弟兄姐妹五个，大姐二姐出嫁了，离得不远，但爸爸妈妈只是偶尔才去两个姐姐家，他们说，姑娘家去多了，别人会笑话。

大哥说，孝敬老人，首先是他老大的责任，几次说要回老家陪父母。弟弟说，有他和弟媳照顾就行了，没必要把所有人都拴住。还开玩笑说：“谁叫我自己没出息，走不出县城呢？”

大哥的两个孩子都在城里安了家，大侄儿大学毕业留在省城，老二和我同在峰林市。大哥大嫂一直在城里带孙子，先是大儿子家然后是二儿子家，现在老大家生了二胎，又再回到大儿子家了，想回老家也只能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弟弟现在是县组织部副部长，大儿子是县酒厂的工人，二儿子大学刚毕业，服务于县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曾想把爸爸妈妈接到城里来，可是他们在农村住贯了，过不惯城里的生活，说是平时找个摆龙门阵的人都没有，不愿来。好不容易把他们说动了，来也最多住几天就急匆匆的回去了。

弟弟“进去”了，问题可能有些严重。我担心爸爸举报了弟弟，家庭矛盾会突然暴发。妈妈肯定会埋怨爸爸，都五六十年的老夫妻了，还吵吵闹闹的如何得了？还有弟弟的两个儿子能理解爷爷的行为吗？

尽管每月我和大哥都会拿钱给两个老人，但他们年岁大了，哪里用得了多少钱？最关键还是头痛脑热谁端茶送水，换换洗洗？弟弟进去了，如果弟媳因此而罢工的话爸爸妈妈不是没有着落了？

我很想不通弟弟怎么可能就进去了？在我的印象里弟弟一直都是比较廉洁的，平时没听说他在外面胡吃海喝，过年过节也没见他收礼请客，倒经常听他嘱咐弟媳不准收礼。爸爸和妈妈八十大寿，我们准备大办一场的，最后还是因弟弟不同意，只把姑姑叔叔和舅舅姨妈请在一起吃了顿饭。怎么他突然就腐败了？

以前弟弟当镇长书记，虽然官小，但集各项权力于一身，在天高地远的乡镇，就是一方“诸候”，要腐败方便多了。如今到了组织部，虽然名义上全县的干部都归组织部管，实际上，调配干部的是县委的领导、部长。副部长的权力小多了。除非他搭上了别人的“船”，进入了某领导的“圈子”。这种可能性极小，弟弟都五十多岁了。

从金钱的诱惑力方面来说，弟弟家以前两个孩子读书，弟媳没工作，全家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那时候金钱的诱惑力对弟弟来讲，显然比现在大得多。现在弟弟的孩子都工作了，经济压力没有了，怎么还要去腐败？我想不明白。决定回老家走一趟，把事情搞清楚。

二

峰林市离老家只有三百多公里，我决定坐高铁回去。如今高铁便捷，一个半小时就到县城了，县城到我家也就五六公里。

从高铁站出来，人并不多。高铁站位于城郊，出站后，沿广场右边的公路走一会儿也就到了。

真是十里不同天，在峰林市还是云雾霭霭的，老家符阳却天气晴朗。冬日阳光虽不是那样火热，仍然明媚，还有几分暖和。路两边是一片碧绿的蔬菜，偶然间有一两块小麦或油菜像是点缀。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进城的出城的，熙熙攘攘，背着的挑着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热闹非凡。我喜欢这样的风景，在他乡久了，走在这乡间道上，陶醉在故乡的风景中，有种扑入母亲怀抱的幸福感！

正走着，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有点奇怪，少小离家，偶尔回来一趟，还有人能认出我来？抬起头来，没想到竟然是吴新才和我爸爸。眼睛只顾往路边的地里乱晃，没看到他们。估计我爸也没注意到我。是吴新才喊出了我的名字。

吴新才勾腰驼背挑着两个竹筐，里面装着满满的棒香，穿着蓝色的长衫，下摆拉起来掖在腰带里，露出宽大的黑裤脚。和我爸一样都戴着一顶雷锋式棉帽，只是他的帽子上沾了一层厚厚的香灰，显得老旧，我爸的帽子却崭新干净。吴新才干瘦而满是皱纹的脸也略显黄色，可能与他竹框里黄色的棒香有关。青黄色的香粉沫沾洒在他蓝色长衫上，斑斑驳驳，像从《卖碳翁》中走出来的老者。

爸爸穿的是我前年给他买的皮大衣，手里拿着他那根一米多长的烟杆儿，倒像个退休干部。他脸颊透着淡淡的红润，身板仍挺得直直的。看到爸爸很悠闲的样子，我有点纳闷。

吴新才小我爸两岁，走在一起，反差太大了，感觉我爸像是老掌柜，吴新才是帮他挑担的老伙计。

吴新才把担子歇在路边，等我和爸爸说话。爸爸说：“你妈在家的，我去秤两把烟就回来。”说完吴新才挑起箩筐和我爸一起朝街上走了。

看着两个老人的背影，感到有些不可思义。年轻时你争我斗，吴新才还差点让我们家破人亡。现在他们很亲热的走在一起，谁能想得到他们之间曾是冤家对头？是人老了就真的什么都看开了？

吴新才是上街去卖棒香的，离过年还早，香能卖得出去多少呢？香是要过年才烧的。吴新才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亲自挑香去卖吗？一担香虽然并不重，可毕竟他是一大把年纪的老人不是？

说起来吴新才做香的技术还是从我家学来的呢。我爹说，他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开纸火房的。家里分别开着一个香坊，还有一间纸厂。这两项工作在旧社会都是为神仙和死鬼服务的，我们家既生产香又生产纸，也算是一条龙了。

那时候，家里有两个作坊的人家，在村里也算是富有的人家了。我爸爸自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

据我爸说，要不是爷爷赌博打牌卖了纸厂，又卖香坊，最后卖地，我们家解放后肯定会被划为地主。就是爷爷整天卖地赌钱，我们家解放后也是上中农，这后来成为我爸爸被吴新才带人批斗的原因之一。那时，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团结在一起，上中农则属于批斗对象。

我爸还说，吴新才家以前很穷，他爹吴天书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漂流浪荡的。说是做买卖，其实就是跟着别人去贩鸦片，或是去外乡异地当“棒老二”，挣些不要命的黑钱。有了钱，也不给老婆，而是成天在外打牌赌博，可以三天三晚不下桌子，结果像他的名字一样天天都“输”。然后就是喝酒，只要没打牌，他必定每天都东倒西歪的，有时倒在路边坎脚就睡着了。过路人看到了，跑到我家找吴新才的妈张丙连。张丙连忙跑去把丈夫或背或扶的弄回家。

张丙连只是她小名，是丙年出生的，农村人取名时常把年的天干或地支带进去好记年龄。吴新才的妈似乎就没有大名，我爷爷叫她吴张氏，奶奶叫她张丙莲。

张丙莲长期在我家干活，儿子吴新才没人管。每天吃晚饭，张丙莲在快吃完时，会给我曾祖父说：“东家，我少吃碗吧，省下的一碗给我家狗儿带回去，他今天吃的都没有呢。”

狗儿是吴新才的小名。那时候我们家是我曾祖父管着，他是很善良的老人，哪里会让自己的长工不吃饱呢？于是叫张丙莲继续吃饱，再叫我奶奶另给张丙莲准备一碗饭带回去。有时是饭吃完了，要收碗，还剩下些残渣冷汁，张丙莲就说：“这菜倒了太可惜，东家，你让我带回去给我儿子吧。”于是，我奶又会让她带一碗饭回去。

长此以往，曾祖父觉得吴新才饱一顿饿一顿的太可怜，就对张丙莲说，干脆叫你儿子来给我家放牛吧，太阳大时就和我家成林一起读书，小孩子家识几个字总是好的。

吴张氏千恩万谢的答应。吴新才就这样开始给我们家放牛。

我爸叫徐成林，取名成林是希望从我爸这辈起弟兄兴盛成林。从我爸爸的爷爷到我的爷爷，已经两辈单传了。我奶奶在生了我爸之后又生了两个姑姑，农村人说我爸是“金线吊葫芦”，吊不住就绝户了。家里对我爸特别娇惯，比如我爸很早就学会了喝酒和吃烟（贵州方言，即抽烟）就是证据。这两大爱好也一直伴随父亲终身。到了读书年龄，曾祖父就特地请了私塾先生教我爸爸读书。

农村早饭在十点钟左右，晌午饭则在二三点之间，吴新才在早上和下午放牛，早饭后和晌午前这段时间则和我爸一起读书。从此，他妈吴张氏也用不着为找借口带一碗饭回去给儿子而费尽心思了。

吴新才在我们家读书放牛几年后也成了我家的长工。造纸、做香都是季节性的。夏秋吴新才在纸厂里给做纸的师傅打下手，冬春季，泡的竹料用完了，新的竹料才泡上，纸厂停工，他就到香房去给做香的师傅打杂。

吴新才很聪明，在与做香师傅和做纸师傅相处过程中很快就开始偷师学艺。做香的工艺并不复杂，吴新才很快就偷偷学会了。但是做香用料的配方比例，一直是师傅的秘密，吴新才就很难偷学到手。

做香的配料有很多讲究，做得不好的，颜色不好看，炭粉太多显得黑，没卖样；香叶加少了，香烧起来不香；有的稍一抖动香皮就脱落，粘性的糯叶加少了。所有这些，师傅都不随便传人。

后来，吴新才执意要学这两门手艺，他妈就来求我曾祖父。两个师傅在我曾祖父的劝说下，都收了吴新才为徒。我爸讲，做香的师傅早就看出吴新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所以并没有将配方全部传给吴新才。吴新才做的香，往往点燃后，烧到一半香就熄了。我们家从来不买吴新才的香，不知道是不是爸爸说的原因。解放后，破除迷信，尤其是文革时期，没人敢公开烧香烧纸，也不许私人开香坊，吴新才无用武之地，又重新学了木工手艺，这是后话。

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也允许私人开作坊，吴新才就又做香又做纸，好像他才是我们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来工厂规模化生产的檀香多了起来，年轻一代不信鬼神的也多了，市场萎缩，香坊都歇业了，没想到吴新才却又重操旧业，都近八十的人了，还要亲自卖香。

吴新才有七个孩子，大的三个是女儿，老四和老五是儿子，接着又生了两个女儿。大儿子曾继承父业做香和开纸厂。前两年环保要求，这些小土纸厂不允许再开，就关门到县酒厂打工去了。小儿子参军回来，在一个较边远的乡政府上班，经济应该不差。吴新才都这么高的年岁了却还要亲自去卖香，或许是儿女们的不孝也未可知。

我也有点怜惜这位老人了，尽管他曾经多次与我爸爸作对，而且算是我家的仇人，但面对一个老人，仇，有时候总是会躲得远远的，激不起内心深处的恨。

三

老家所在的五棱碑村缘于以前的一块立于清朝雍正年间的五棱古石碑而得名。碑一般四棱的居多，这碑却有五棱五面，遗憾的是这块古碑在修公路时损毁了，要不也算是一件文物了。

以前我家并不在公路边。弟弟当了副乡长后，才把家搬到路边俢了这二层小楼。那时候乡镇长虽然坐的车比较低档，也就是北京212型老吉普，但已经配车了。弟弟在路边修房子也是为停车方便。当时公路边住房不多，哪家修房子都讲风水而不是图方便。现在不讲风水了，公路边房子都挤满了，栉比鳞次形成了一条街。

到家时，只有母亲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她仍穿着黑色平绒面料的衣服，是腋下扣的那种琵琶襟样式，母亲从来都只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她说穿习惯了这种琵琶襟的，穿前面对襟扣的反倒觉得不舒服。衣服上有两枝连着藤的小花，绣上去的。记得去年春节我爱人给她买的时候，看到衣服上的花我表示反对，说母亲不喜欢花俏的衣服。老婆说，这衣服不花俏，两枝小花只是点缀，老年人穿正好。没想到拿回来，妈妈还很喜欢。

我妈比我爸小几岁。现在看起来妈倒更老。不过尽管八十多了，妈妈的牙齿却还很好，仍然洁白而整齐。说话清楚且声音宏亮，她的眼睛和耳朵都还好，遗憾的是站不起来了。

“你爸爸都上街去了，你没遇见么？”妈看到我就问。

“碰见了，他和吴新才一起。”我说。

我一面回答母亲，一面四处环视着，没有看到其他人—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家。

“张小丽也不在么？”我问母亲。张小丽是我弟媳妇。

“也上街去了，可能要下午才回来了。这几天为了你兄弟的事，她心里不畅快，去徐静那里也是想办法打听一下情况。”徐静是弟弟的大儿子，在城里买的房，平时基本上不回来的，偶尔周末回来一下，很快就走了。

弟媳的心里不痛快，那是肯定的。我想等弟媳回来也要劝劝她，如果弟媳心里对爸爸还有意见，一家人肯定也不自在。

“爸爸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家就上街了？”我有点埋怨爸爸。

“他也说等张小丽回来再上街的，我知道张小丽去徐静家，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催他去了。我又不出去，又不弄吃的，其它的事我自己都能做，用不着你爸一天都守着我！”妈忙为我爸申辩。

“张小丽怎么会一时半会儿不回来呢？”

“你弟弟被纪委留住了，她还不去找儿子想想办法，说说委曲，哪个人不一样呢？闷在心里难受嘛！”妈妈搞不清楚什么叫“留置”就说成“留住”了。

“那究竟为了什么事爸爸要去举报呢？”我迫不及待的问起弟弟的事。

“唉！还不是因为吴小华给你弟弟送了两箱酒来被你爹看到了。”我妈叹了口气，像是又要流泪，我妈总是爱哭。看来提到弟弟的事，她又伤心了。

“吴小华为什么要给弟弟送酒？是什么酒啊？”

“还能是什么酒，茅台酒嘛。至于吴小华为什么要送酒给你弟弟，你爸说是为了买官。我不懂，吴小华不是副乡长吗，还要买什么官，买官怎么找你弟弟，我搞不明白。”

母亲不明白，我同样也搞不懂。弟弟的官又不大，有什么权力卖官。吴小华既然已经是副乡长了，要买至少是乡长或是书记，那至少应该是组织部长或县长县委书记才能定的，难道兄弟是为他人代理，那就太复杂了。我和母亲也探讨不出结果来。

“吴新才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要去卖香啊？”为了转移话题，我说起路上遇到的吴新才来。

“不卖香哪个拿钱给他用！”

“他不是有那么多孩子吗？”

“倒是有两个儿子呢，就是不拿钱给他用。”母亲讲了起来。

吴新才两个儿子都是结婚后就分家了，吴新才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女儿，直到她们结婚。女儿出嫁后吴新才把两个儿子叫来分配了他的养老问题，要求两个儿子各负担他一个月，依次轮流。后来，吴新才跟村里的寡妇赵光英好上了，搬去住在一起，结果赵光英没几年就死了。吴新才想再回来靠两个儿子，结果谁都不再管他，就只有单过了。去年吴新才病重，差点死了，他也认为自己要死了，把他所有的积蓄都分给了几个孙子，谁知却没死成。

“难道他的女儿也不管他吗？”我想到吴新才的五个女儿。

“他几个女儿更是靠不住，有钱的在家里作不了主，能做主的又没钱，有的离得远。老七嫁出去又回来挨着修的房子，身上有残迹，老公出去打工就一直没回来，一个人拖几个孩子，也顾不上他。”

吴新才的老七我知道，两岁不到母亲就死了，没人照顾。后来脚摔断了，找土医生接的，没有接好，成了跛子。

“年轻时的吴新才是很威风的人物，走路老远都能听到声响，脚踏哪里草也要死一片的，算是能人了，谁知道今天却是这个样子。”我不禁感叹：“真是人生三截草，你知哪截好啊！”

“这就是报应啊，当初他是怎么整我们家的你忘了吗？”我妈一直深恨吴新才，这么多年了，仍不能原凉，还时常提醒我们，怕我们也忘了。

虽然我不可能像我妈那样恨吴新才，但忘记是不可能的。虽然那时我才五六岁，小学都没上，但吴新才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地里还打了霜，菜被霜打得蔫耷耷的，太阳昏弱的挂在东边，发出些软弱无力的白光。大哥和二姐读书去了，我和弟弟在门口的田边打冰块玩。大姐在屋里煮饭，爸爸和妈妈一个推磨，一个添磨，不知道磨的是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

吴新才带着造反派突然来抄我们家。在与我父母吵闹了一阵后，他们准备把我们家喂肥的年猪拉走。我爸我妈我大姐忙拦在猪圈门口，推抢中，他们撕破了我爸的裤子，不知是谁还把我大姐的鼻子打流血了。大姐仍然坚持挡住不让，血湧出来，大姐用衣袖一挥，擦得满脸鲜红。我急得在牛圈门口拣了根竹杆向吴新才打去，吴新才抓着竹杆顺手一扫，我就倒在地下了。

虽然这差不多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画面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吴新才对我家有这么大的仇恨？既然他童年在我家才吃上了饱饭，才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他应该感谢我家才对的。

我曾经问过我爸，您童年就与吴新才在一起，欺负过他吗？我爸说，那时候老人管得严，我和他玩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欺负他。

我相信爸爸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不会说谎。即便我爸欺负过吴新才，那也是少不更事，吴新才也不该这样凶狠的对待我家。我爸在这之前曾当过生产队长，他恰恰又是个很讲党性原则的人，得罪吴新才是必然的事。我倒觉得可能这才是吴新才对我家凶狠的原因。

当我与爸爸求证时，他给出的答案我觉得是肯定的。我爸说：“那是国家政策，我执行国家政策有错吗？这是党性原则。”

当我清楚了这背后的原因时，说真的，我对吴新才的仇恨并不是很大了。无论是我爸还是吴新才都跳不出时代的局限。我妈问我有没有忘记吴新才整我家的事，我当然没忘，但我理解那个时代，也理解那个时代下我爸及吴新才他们的行动。

四

太阳已经滑到了西边的山顶，四射的光芒照在街东面的建筑上一片金黄。爸爸从路那头走来，他挺着坚实的身板，手里拿着他的烟杆儿稳健的走着，既不匆忙，也不像普通老人那样慢吞吞的怕踩死蚂蚁一般。

爸爸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问我：“你不好好上班，跑回来干什么？”口气似乎我是刚参加工作的孩子一样。

“我休假，就顺便回来看看您们。”我扯谎。

即使我直接说回来是因为弟弟，父亲也未必会把我怎么样，毕竟我已经是快退休的人了，但我仍然对爸爸充满着敬畏，怕他批评我，还要怨妈妈给我打电话，他是最见不得我们耽误工作的。

“休假？你回家休假？”爸爸显然不相信，边问边回头看我妈。他肯定想得到是我妈给我打了电话。

工作多年来，因为老婆是老师，我休假大多安排在老婆的假期，并且多半是暑假。在这冬天快要过年的时候，而且还回家来休假，这的确是第一次，难怪他老人家不信。

“我前段时间加班多了，补休几天，去别处玩时间太短，就干脆回来看看您和老妈。”

爸爸听我解释完，也没再说什么，拿出他的烟杆儿来，一边装他的叶子烟，一边说：“我管你是不是休假，但不许你去给你弟说情。”他向我提出了警告。

“这种事我找谁去说情？”我反问爸爸。

“我知道你有很多同学在县里工作，但我不愿意你去为你弟弟开脱。”

“这是什么年代了，这种事我就是去找同学，人家也不敢答应。”

“你知道就好！”爸爸短短的应了句。

接着，我和爸爸都不说话了。我想劝他在弟弟的问题上不要太认真，年代不同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又怕他骂我。我很怕爸爸，我们弟兄姐妹五个都怕他，他历来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很威严的。

要说起来，我们家打我们骂我们最多的还是妈妈，可我们最怕的是爸爸。爸爸对我们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虽然他并不随便打我们，但说要打你时，就绝对逃不掉。许多事情，他都会给我们讲道理，定原则。如果我们还是不听他的，继续违反他的原则，肯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轻则批评，严重点的写检查或罚跪，打倒是不多，除非他真的气极了。

我曾经被多次写检查，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了。检查是我最早接触的实用文体，也是我爸对我写作的最早辅导。上小学时，有很多跳皮捣蛋的学生常被老师要求写检查，往往都是我帮他们的忙，我有经验，早在家里就得到了多次的实践锻炼。

罚跪是我爸爸最爱用的手段。长大了以后，我问过两个姐姐和大哥，他们也都有被罚跪的经历。我和弟弟就更不用说了。罚跪并不是简单的跪一下了事，往往还要反思自己的错误，只有反思清楚，得到父亲的认可了才能起来。有时妈妈心疼我们，她会在旁边帮我们分析我们的错误，启发我们去反思。有了母亲的帮忙，我们认识错误都很充分，罚跪的时间也短了许多。但有时父亲会阻止母亲，必须让我们自己反思。

虽然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事，现在爸爸老了，不可能叫我写检查，更不会对我罚跪了，我仍然心存畏惧，更不想让他老人家动气，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爸爸烧完他的一锅烟，站起来把烧剩的烟灰抖在垃圾桶里，才又开口说：“你不要认为我这样做是害他，以为我老了还要显示我的党性，争表现。”

说到这里，爸爸又站起来端起回风炉上的大茶缸，倒了一杯茶端在手里。

我心里闪过一丝自责，怎么没想到给他老人家倒杯热茶呢！我知道他老人家一年四季，热茶都是离不了的，尤其是冬天从外面回来就爱喝杯热茶。大概这也是他老人家不愿到城里生活的原因。一入冬，爸爸就会用块煤把回风炉烧得旺旺的，泡一缸茶在上面，一天都有热茶喝。

城里不许烧煤炉，屋里清冷不说，哪里可以泡一缸茶一天到黑都是热的？虽然现在有电热炉，但爸爸妈妈都说那只能考热前半身，坐在炉子前，前半身都烤焦了，后面还是像冷水淋一样。真的幸好弟弟保留了乡下这块“根据地”，我想。

“其实我是为他好。党性固然要讲，我更要为他负责，不能看着他往岩子下跳而不拉他一把。”爸爸接着说。

我没有反驳爸爸，也找不到反驳的话。爸爸是有道理的。看起来似乎他是讲党性，向纪委举报了弟弟才被留置的。但我觉得现在为两箱茅台酒被带走问题终究不大。如果爸爸不举报，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头，弟弟的胆子会越来越大。今天收两箱酒，明天可能会是三箱或五箱，到时候可能只有进监狱去过下半生了。

“你完全可以直接制止弟弟不要收别人东西嘛，何必一定要去举报呢？”我略带责备的口气对爸爸说。

“以前他当镇党委书记时，有人送东西，我就制止。那时候他倒是听话，我一说，他就把东西退了。现在到县里了，我劝不住他了。上次有人给他拿两条烟来，我就制止，让他退回去，后来我问张小丽退没有？张小丽说不知道。我想可能根本就没退。这次我又让他退回去，他又不听。我也是没办法了才去举报的。”

听爸爸这样说，我又为弟弟担心起来。当镇党委书记时，弟弟可能考虑到自己还有前途，还听爸爸的话。别人送东西，爸爸喊退就退了。现在到县里了，是不是认为自己过了五十岁，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就不再听爸爸的话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他已卷入县里的集体腐败中，或者是他收的茅台酒，也是为别人收的？如果是，那就麻烦了。

“我这次举报他，通过教育，他还能够悬崖勒马，能够平安的生活总是好事。否则，这样下去，最后被关到监狱里去才后悔就迟了。我都八十多岁了，我可不愿意在我百年归天时，儿子却在监狱里，连给我送终都不可能。”爸爸讲到最后，声音有些发抖，似乎有些伤感。我抬起头来看爸爸，他眼睛有点红。

妈妈一直爱说爸爸只讲他的原则，心肠硬得很。看刚才爸爸说的，纪律之类的东西倒不多。我倒觉得，这是人生经历丰富睿智的老父亲对儿子的担心和顾虑。

在单位，一年开展一次纪律教育月活动，曾经学习过许多案例，的确有的腐败分子像爸爸说的那样，最后抓到监狱里去关起来了，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后悔对不起年迈的父母。

刚过去的夏天，我和老婆一起到峰林市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去帮她好姐们儿吴婕料理婆婆的后事。吴婕的老公是去年因腐败入狱的，要等到八年之后才能自由。他的老娘已八十八岁，等不得了，自己归西而去。吴婕老公是独生儿子，她感到一个人孤立无援，打电话给老婆时忍不住伤心哭泣。我和老婆忙驱车到乡下去帮她一起料理了几天才回来。

想起吴婕老公的事，我有点理解爸爸了，甚至庆幸家里有这样一个懂事理的老人。

五

我很想找人弄清楚弟弟的问题到了何种程度，不知道他除了爸爸看到的几条烟和几箱茅酒以外，还有别的东西没有。如今行贿的人花样百出，电子红包微信转款等很多隐蔽的方式方法。如果弟弟真的采取“高明”手段收了钱物，别说是爸爸，就连弟媳也未必知道了。我们在明处，弟弟躲在暗处。我真为他担心了，巴不得能马上拉着他问个清楚才放心。

爸爸反对我找关系为弟弟开脱，但找人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他是不会反对的。也许爸爸也想知道弟弟的问题到了何种程度吧？我决定找同学了解一下。

我打电话给在财政局工作的熊大江。老熊和我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关系非常亲密。听说我回来了很高兴，说他马上订吃饭的地方，还问我要在老家呆多久，想见哪些同学。

我说也就是看看老人，呆两天就走。然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检察院的陈青林同学近况，倒想见一面，打他的电话总是别人接的，是不是电话变了。

老熊说，老陈现在调巡视组工作去了，电话是没变的，可能是你记错了。

我想也有可能，号码是几年前记下的。平时我也不和同学们联系，电话号码就没拨打过，错了也不知道。

老熊问我还有没有想见的其他人，有没有更想见的女同学，他立即给她打电话一起来见我。

我说，我们三个就行了，我不像你一样老不正经，心里只有女同学。我没有告诉他我找老陈还另有它事。

老熊定的是“乡愁纪事”酒楼，我很佩服现在这些开酒店的老板们，吃饭的地方名字都取得这样有创意。在我上班的旁边，也有一个叫“回味故乡”的酒店，倒和这个酒店遥遥呼应了。

走进酒店，服务小姐问我是哪个包房，我说是“醉乡居”，小姐带我穿过大厅，进入走廊，发现走廊两边的牌子都是什“梦乡阁”“望乡亭”等等，果然都紧扣“乡愁”。看来老熊选酒店也是用心了。

推开门，老熊和陈青林都已经等着了。房间果然和别的酒店不同，两侧的墙上分别挂着优美山水画和当地十大美景。与众不同的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许多书，书籍有历史、文学、旅游、经济等许多门类。如今真是吃也得讲究文化氛围了。

老熊永远都是老样子，胖乎乎的脸上永远都挂着笑。剪着板寸，头发看起来还是黢黑的，与我们比起来似乎小了很多。

几年没见了，陈青林仍然一脸严肃的样子，职业的习惯已经雕刻在他脸上了。他脸本来有些黑，联想到他的职业，总让我想到黑脸包公。比起老熊来，青林也同样老多了，不只是头发斑白，脸上的皱纹似乎也要明显些。

和两位老同学边喝边聊，的确感到很愉快。我一直没有提起弟弟的事，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来吃饭就是专门为了弟弟的事，也感觉这事说出来有点丢人。我想等闲谈之中再找机会慢慢的跟老陈说。

吃饱喝足，牛皮也吹得差不多了。我很随意的问起陈清林在纪委有没有朋友，能不能打听一下弟弟的情况。

老陈说：“听说组织部的副部长被留置了，原来还是你弟弟！具体详情我不清楚。现在纪律严，不允许随便打听有关案件情况。不过因为是你弟弟，等我回去找朋友从侧面了解一下，明天一定告诉你。”

老熊在旁听了说：“你弟弟被留置？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没听说？”

“就这两天的事，我说了你们都可能不信，弟弟居然是被我爸爸举报的。”想到都是好朋友，而且有求青林同学，我简单的给他们讲了爸爸举报弟弟的过程。

“要不是听你说，我在检察院，再到巡视组，经历的案件也不少。老公举报老婆，老婆举报老公的都有，老子举报儿子的我真的很惊奇，你爸爸作为一个农村老头居然会这样做。”

“你爸举报你弟弟，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听起来你爸就像是党员干部一样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老熊也感到很不理解。

“你爸是党员吗？”陈青林向我表示他的疑惑。

“我爸是党员吗？我爸爸当然是党员了！”我语气中又有点骄傲。

于是，我给他们讲起了我爸爸的革命史。

我爸那年纪的老人，即使是在城里党员都不多，何况我爸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过，我爸有他特殊的经历，要不是许多的阴差阳错，他还真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干部。

刚解放那阵，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初中毕业就可以安排工作了。那时，老百姓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国家又正是开展社会建设的时期，社会建设需要大量人才。

我爸爸不是大学生更不是研究生，这些文凭他都没有，那时候社会上有这些文凭的人本身就是凤毛麟角。我爸爸高中都没有读过，只读过几年私塾，开办新学后，读到初中毕业。 但那时候，初中毕业生，在社会上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

我二舅初中毕业，曾下定决心要读高中考大学的，但学校领导多次动员他参加工作，二舅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响应号召当了老师。前两年，我去看他，说起往事，二舅仍在后悔当初应该坚持读完高中去上大学。

那时，我爸和我二舅一样也是政府动员工作的对象。

第一次动员我爸爸，是要他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应该是1951年的事。那时我爸才十七八岁，我爷爷认为土改是带人去分别人的土地，得罪人的事，不让去。我们村梁永才去了，后来他做到地委副书记。我爸至今给我们讲起来都还很后悔，似乎他也可能成为地委书记一样。

第一次参加工作被阻拦，我爸感到很遗憾，也把我爷爷没办法。后来第二拨招人，我爸瞒着爷爷就去报名了。要去参加集训时，却被爷爷知道了，我爸爸第二次工作的希望又再次破灭了。

第二拨招的这些人中有我的姨爹蔡文元，后来我姨爹当了县粮食局的局长。

我们家落难那几年，全家七口人一年的口粮被全部扣完，临近饿肚子的边沿。正是由于有当粮食局长的姨爹，我姨妈才能弄到些杂粮用麻袋装起来，请马车带给我家。虽然是杂粮，但也只有身为粮食局长的姨爹才搞得到，我们家以此才度过了那个难熬的冬天。当然这也是后话，应该留在后面再说。

我爹给我们讲起这段历史时，都后悔当初招人时应该不让爷爷知道就好了。

过了几年，又开始招人的时候，我爹已经和我妈结婚了。我爸这次又悄悄的报了名，连我妈他都瞒着，直到通知出发了，我爸才告诉我妈，他要走了。我妈肯定舍不得我爸走，但我妈拦不住我爸。

其实我爸即使告诉我爷爷，爷爷也不会再阻拦他了。我二爸三爸相继出生，他再也不是“金线吊葫芦”了。但我爸有了前两次的教训，他怎么可能再告诉我爷？岂不知这让我妈背上了冤枉。我爸走后，我爷和我奶总是怨我妈，连我爹都管不住，让我爸走了，从此对我妈不待见起来。

我爷爷奶奶不愿意我爸外出工作，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爸爸是全家唯一的男劳力。爷爷自己是不会干活的，他从小到大就没干过农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牌。我爷爷打牌最大的功劳就是把家产输光了，只余下一小片地，土改时定为上中农，这在前面就已经说过。爷爷不干活，家里就剩下奶奶和妈妈了。大姑、二姑那时都还小，我妈还要带我大姐和大哥；奶奶也还要带二爸三爸。这样的家庭我爸爸走了，劳动力就成了大问题。

这次爸爸参加的是铁路工程队，一下子就离开家乡到了很远的四川。现在看来肯定不算远，成都到贵阳的高铁才多少时间？那时候就相当远了。

爸爸的铁路工人生涯很短暂，只有几年时间，但爸爸在几年时间里表现很优秀，要不怎么可能入党？

爸爸在铁路工人中算是“文化人”，虽然不敢和指导修路的技术员们比，就一般修路的工人中有几个像我爸一样是初中生？何况我爸在工作中，脏的重的抢着干，有时甚至不顾生命危险。

我爸爸说，有一次他们去排哑炮，还没跑到，炮就炸了。那次排炮给我爸腿上留下了一道长略五厘米的伤疤，像蜈蚣一样至今仍伏在他左边腿上。我爸很快入了党，还被“提拨”为采购员，负责采购铁路上用的铁锨、洋镐、钢钎、二锤等物资。

那时候修铁路这些是主要工具，不像现在有挖掘机。除了采购上面这些东西，还有肉、油、粮。只是这些采购都比较简单，大部分到物资局和食品站去拉就行了，不过还要采购一些做补充物资，比如锤把、洋镐把等，蔬菜也必须到乡村里才能买到。用今天的眼光看，爸爸干的是“肥差”，不用干重活，还可以适当的捞点“油水”。但我爸爸绝对是廉洁的好党员，虽说干了几年采购，绝没有贪国家一分钱，要不我爷爷和我第一个大哥就不会被饿死了。

我爷爷和我第一个大哥的死，给我爸爸打击很大，让我爸爸的命运彻底改变——他辞职回家了。

我讲完爸爸的历史。老熊说：“的确太可惜了，要你爸不回来今天也是铁路上的领导。”

我说：“我理解我爸爸，爷爷死了，第一个大哥也死了，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何况家里只剩下我奶、我妈、我大姑三个妇女带一串小孩，一大家人怎么过得下去？”

“你爸爸当初还是不该回来，要不你在城里读书出息就更大了。”陈青林也说。

我说：“要感谢我爸选择了家人的生存，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我们才会成为同学。”

“别说同学了，人世间有没有你都还是个未知数。”老熊和老陈调侃我。

六

从街上回来，已经很晚了。村里没有人再喂鸡狗，少有鸡鸣狗叫，显得很寂静。路上一片漆黑，两边的人家似乎已经休息了。只有我家的门前还有一片亮光从窗子透出来，为我指引了回家的路。爸爸已经睡了。他的生活习惯很好，每天睡得早，起得也早。这可能是他年轻时勤劳养成的习惯。妈妈和弟媳妇还坐在火炉边说话。

弟媳如果是在城里，也算是漂亮的了，虽然没有修眉的习惯，但眉毛始终如两片小月芽儿似的挂在玉盘般的脸上，凭着农村妇女爱劳动的习惯，身材总是保持着匀称而健美。弟媳脾气好，无论我妈如何说重话，她都不生气。

进门时看见弟媳脸上还有泪痕，好像刚哭过，不知道妈妈给弟媳讲了什么话。为弟弟的事，弟媳肯定想不通。

弟媳给我倒了杯茶，我接过来还没有喝，弟媳就问：“二哥打听到点他的消息没有？听说一进里面就坐在一张小凳子上，不交待清楚就不让起来。他腰一直痛，要坐藤椅的。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

“你说那些都是谣传，不用担心他，问题说清楚就回来了。”

弟媳却哭了起来：“他在家是一点气都受不得的，又爱面子，不知道他出来后会有多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考虑这些了。”我可怜弟媳，终究是农村妇女，还在想这些芝麻绿豆的问题，人还没出来呢，倒想着他出来难受！

“二哥你同学多，找找关系，早点救他出来吧，我担心他在里面受不了。”弟媳仍在伤心。

“事情到了这一步，受不了也得受。”我说，“救他出来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今天已经去找同学了，如果他没有别的问题，很快就会出来的。”

我不能告诉弟媳我找同学只是打听情况，那样她仍然不放心。她毕竟是农村妇女，可能理解不了现在的形势，以为还像前些年，找点关系花点钱就能把人捞出来。

“今天我去找徐静和徐红让他们想办法，两个都是没用的东西，一点办法都想不到。”弟媳情绪平静了些，转而谴责儿子。

“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他究竟还收过别人东西没有？如果没有，问题就不大。”

“以前他都还重三迭四的嘱咐我，不能收人家东西。不知道为啥子，现在他倒反过来了。上次收了几条烟，这次又收这两箱酒。其它的我不晓得，他的事情，我一问他，就硬邦邦的甩你几句难听话，我也懒得问了。”

“如果只是这点事，问题倒不大。那天吴新才的儿子送东西来，你们就没拒绝吗？”我问弟媳。

“我和徐志宏都说不要，他却强行的留下了。”

“别人的东西都不能收，何况是他家的。吴新才和爸爸你来我往的争斗了半辈子，万一他的儿子是有意设计报仇，不是刚好就中了别人的算计吗？”

“这很难说哟，那家人是惹不得的。你爸爸当队长那些年得罪了吴新才，后来他就领起人造你爸爸的反，诬陷你爹贪污，开你爹的批斗大会，还带人来我家抓过年的猪。包产到组那年，他说你爸迫害他，拿条扁担追着要打你爸，追得三湾十八岗的跑。要不是后来土地下放了，不知道他又会想什么办法来害你爹呢！”一提起吴新才就勾起我妈心里的恨，又向我们诉说起来。

我妈讲吴新才拿扁担追打我爹的事情，我是在场的见证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那是秋末初冬的下午，天气晴朗，但阳光温吞吞的一点都不暖和，时不时吹来一阵冷风，让人感觉有些干冷。田里却一片热情高涨。秋收后土地分到小组，一起干活的人少了，积极性却高了。以前男人把粪挑到地里，便坐在田梗上抽烟等着，现在却主动拿起粪罐倒了起来。妇女们以往都是挖两锄地，就将锄头把抵住下巴，站着讲一些家长里短；现在却干练的把围腰掖起来兜着种子一只手把种子丢进土窝里，另一只手跟着浇上粪水。大家似乎都顾不上说话了，偶尔说两句也就是“你那窝窝挖得太深了，到时苗会出得慢的。”“你的行距太稀了，到时产量就低呢。”大家心思都全在种地上了。

那天，我正在旁边的田坎上打猪草。我已经读中学了，每天放学后的任务仍然是打猪草。大人们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让我也浑然起劲。

正在这时，田里传来一声大喊，把我的刀都惊得跳了起来，撞上了前面的一块石头，弹回来险些砍了我的手。“徐成林，今天我给你拼了！”

听到叫我爸的名字，我抬头在田里寻找父亲。田里是一幕武打片的镜头。吴新才挥着扇担朝我爸横扫过去，我爸抓起粪桶一挡，空中立即飘洒着一团木片。吴新才第二次再抡起扇担朝我爸砍来时，我爸已经三十六计“跑”为上了。吴新才便提起扇担在后面追赶着我爸爸，边追边骂：“徐成林，你还我的地来，不然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爸朝村里跑去，吴新才也跟着追到了村里，大家才反应过来。有人劝慰我妈说：“你放心，到寨子里人家户多，他就追不上了。”也有人说：“成林也是，这么大的汉子，怕他干什么，是我的话正好揍他一顿。”

是的，我爸一米八的汉子，生产队挑粪要挑一百二十斤的大桶，是生产队为数不多的壮劳力，怎么可能怕他？我不明白！

吴新才追着打我爸是为了分组的事。分组后，我爸爸是生产组长，我们组的其他十一户人家都反对我爸爸把吴新才接收到我们组来。他们不理解我爸爸，即使是我们都不理解，何况他们？

分组前，大队支书来召集队委会成员开会，指导包产到组。我们生产队三十八户人家，主要有三大姓：一是杨姓，有十多户人家；第二是王姓，有八九户人家；第三是我们徐家，只有五六户。杂居的吴、李、陈、赵各有两三家不等。

吴新才当初和王姓人家关系很好，他的木工师傅就是王姓中的长者王长法。吴新才在村里组织造反派时也主要是王姓的年轻人响应。此次吴新才一听到包产到组的消息就找到王长法，要求和他们一个组。

分组时以杨、王、徐三个姓划分小组，以近邻为原则，兼顾各家意愿。但王姓小组的负责人王永伦却不同意要吴新才，尽管吴新才是和王姓人家彼邻而居。

大队梁支书对王永伦说：“他是你爸的徒弟，说起来你们有师兄弟的情谊，在一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正因为他当过我爸的徒弟，我们才不要他。”王永伦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了解他，做事偷奸耍滑，自私自利思想严重，经常损公肥私，这样的人和我们一组，会影响大家积极性。”

“夸大了吧，他不是还当过几年的生产队长？”

“不是我夸大，你问问徐成林为什么当初要挖他家的墙脚就知道了。”

我父亲挖吴新才家墙脚的事，我认为是我爸重新当生产队副队长后做得最痛快的事，但我妈恰恰说是我爸干的憨事，傻事，得罪人的事。

吴新才随着孩子的增多，觉得家里的房子太窄了，准备再挨着以前的房子加盖一间。旁边却是生产队的稻田。如果用自留地给生产队换，他实在舍不得。

冬天，生产队稻田里的活较少。吴新才觉得这时候占了稻田，也没人注意。趁着大家都在过年的时节，吴新才自己架墙板，几个孩子协助，连夜筑起三堵墙，到过年时，一间厢房就建好了。

春节过完，生产队发现了吴新才的新房占了集体的地。我爸和杨天才找到吴新才家，好言劝他拿自留地置换占用的稻田，但吴新才却坚决否认他占了田。后来生产队在吴新才家门口召开现场会，请群众评判。吴新才仍然疾口否认，说占的是自家的园地。争论再三，我爸爸说，挖土质来比较就清楚了。稻田因长期泡水，土质要黑得多粘得多。于是我爸爸带了两个社员到新厢房里挖了下去。才挖两锄头，稻田的黑色土质就露了出来。吴新才也无法再抵赖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王永伦说我爸爸挖吴新才家墙脚是太夸张了。

王永伦他们组生死不要吴新才。梁支书转头又做杨家这一组的工作，希望这组能收下吴新才。但杨天才的老婆曾和吴新才吵架而闹过自杀，他怎么可能要吴新才？

吴新才造反起家后，曾当过几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但那几年生产队被吴新才带得都快洿掉了。粮食亩产不断下降，年终绝算倒挂，社员民怨沸腾。有一天发生的一件事让大家把吴新才推下了台。

夏天吹大风，生产队一棵松树吹倒后被吴新才砍回了家，这激起了生产队社员们的愤怒情绪，他们觉得队长都带头乱砍公家的树木，那大家都可以砍。于是，各家各户都拿起斧头、木锯上山，继而引发了全生产队的乱砍乱伐事件。每家每户男女老少齐上阵，生产队的两座山林被一扫而光。我家却被我爸拦住一根柴火都没捞回来。但没想到，很快被报到了公社。公社汇同林业局一起来生产队处理问题，林业局收缴了木材，罢免了吴新才队长职务。

当时，公社领导和大队梁支书劝我爸出山，但被我爸拒绝了。我爸上次干生产队长差点坐牢，他已经伤透了心。公社领导和梁支书说我爸如果不同意出来就开除他的党籍，我爸没办法推荐了杨天才，同时答应出任副队长。

那年杨天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很有干劲，很想干一翻事业。于是当了队长，我爸爸也答应当好副职在幕后支持和协助他。

但是，一次因为吴新才的老婆罗玉霞偷生产队的毛豆，被人揭发，杨天才主导扣了吴新才家的粮食。吴新才一家自然怀恨在心。上山干活时，罗玉霞和女儿一起对杨天才的老婆先是含沙射影，扯山扯草的骂，最后吵起架来就点姓提名的破口大骂。杨天才的老婆结婚多年不曾生育，罗玉霞和女儿就骂杨天才老婆生不出孩子，骂杨天才是绝户。杨天才老婆回家就喝了农药。

虽然自杀未遂，杨天才却向大队梁支书提出了辞职。梁支书当时没有批准，杨天才也继续当生产队长，但队里的事管得大不如前了，许多事都推给了我爸。

杨天才不要吴新才到一个组也情有可愿。梁支书回头又做王永伦的工作，希望他能收下吴新才。

“他们一个是队长，一个是副队长都不要的人，怎么甩给我？我要了也没法给我们组的人交代。”王永伦始终拒绝吴新才。

“老徐，还是你们组把他收下吧。你是老队长，又是党员，就发扬一下风格，带领群众服务群众嘛。”没办法，梁支书只有回头求我爸了。

我爸能说什么呢？他是最讲党性原则的。

分组后的第二天，我爸爸作为生产组长，召集全组人员开会，吴新才在会上就要求我爸爸把他家的土地退给他，他要去加入王家那个组。我爸说可以，但要退的地只能是他家旁边的地。当时他什么话都不说就走了。

吴新才去找了二组的人谈判。二组的人给他出的个难题，要吴新才带着土改时分的地去，他们就收留他。那恰恰是解放前我家的地，在我二叔家门口。

二叔家门口的几块田，要肥些，而且离家近一点种起来方便，如果吴新才从那里划走一块地，他自己家门口的地归了我们组，我们组的粮食被他家的鸡鸭猪狗践踏了，我们也不好管。何况如果人人都要土改前分的地，那有的人家在这个村，他的地却在另一个村怎么办？以前没有地的人又怎么办？这不是乱套了吗？显然没有道理。

吴新才又再次去找王永伦，二组的人坚持原来的要求。这边我爸爸也坚持分组定下的原则。吴新才感到两边都没有着落，一怒之下却来追打我爸爸。吴新才追打我爸爸的事，若干年以后，都还是生产队老一辈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七

早上起来，弟媳妇已经给我准备了早餐，荷包蛋煮面条。弟媳说城里的早餐吃得早，不像农村。我也正感到肚子有点饿，昨天和同学们在一起尽喝酒，饭也没吃。

没见到爸爸妈妈。我问弟媳，他们去哪里了？弟媳说，他们都起得很早，每天爸爸起来都要推着妈妈出去游走一阵才回来。

我真佩服他们，都八十多岁的人了，还保持着干农活时的老习惯，清早八晨的就起来。爸爸妈妈这样注重锻炼身体，我感到很放心，也很偑服很自豪。我希望他们健康长寿，那是我们的幸福。

吃完早餐出来，外面天气很好，天高云淡，尉蓝的天空零星的飘着朵朵白云，东边山头霞光万丈，太阳快出来了。我喜欢冬天的太阳，明媚闪亮，晒在身上暖烘烘的却不热，不觉也想到外面走一走。

其实，每次回老家来，我都要到外面走一走，看看周围的变化，搜寻我曾经的足迹，像要见多年未见的童年伙伴。有几次我甚至迫不及待，刚回到家放下行囊就沿着以前砍柴的路走到家门前的岩头上，看着高坡下的河沟，感觉又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沿着以前的路向岩头边走去，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通畅了。童年时，无论早上或下午都有许多人沿着这条大路，走到坡垴边，再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下到峡谷底，从河边分散开去割草、砍柴。临近早饭时间，又纷纷背着草，赶着牛羊回来。一天到晚来来往往从不间断。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没有人放牛放羊，没有人割草打柴，路被两边长出的灌木和衰草掩盖得似隐似现。

站在坡顶，对面山坡和谷底的小河似乎也像童年伙伴一样，衰老得面目全非，差不多认不出来了。小河以前蓝茵茵的，清沏透底。现在已经被污染。听弟弟说，河里已经不能游泳了，太脏。这里以前可是天然的游泳池，整个夏天，我们都是泡在河沟里度过的。

弟弟刚学会为家里做事是接替我放羊，我改打猪草。无论干什么，我们都喜欢到小河边来，这里离村里偏远一些，老人们无法监视到我们的行动，打扑克、游泳戏水自由多了。

河边那两块经过多年冲积形成的肥土，分地时，生产队人人唾涎。现在远远看去，仍一片墨绿，应该是已经长满了荆棘和灌木。

记得是我爸爸重新当副队长的时候，那两块地里曾经种过几年土豆。童年时经历的一件趣事就与那两块地里种的土豆密切相关。

那时候，和我一起打猪草的，大都是生产队里的童年伙伴。伙伴们的弟弟妹妹则和我弟弟一起放牛放羊。

大约是农历四月的时节。那天放学后我和伙伴们相约一起去打猪草。打猪草流动性比较大，满山跑。从坡垴的荒地开始，一直到坡底河边，我们边打猪草边吹牛，多是些学校班里的趣事。

到了河边，河滩里居然烧了一堆旺火。肯定是弟弟他们烧的，旁边没有别人。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河滩里烧火肯定不是为了取暖。“他们肯定在烧洋芋。”杨冬秀说出了她的想法。这也是我的推断，我没有说。

一个星期前，队长杨天才和我爸召集生产队的红小兵—那时候少先队的称呼—开过一场会，就在生产队的晒场上。

以前分粮食时，我们也在晒谷场上等大人们开会，等得不耐烦就玩“藏猫儿”的游戏。这时总会听到大人们的吼声：“小娃儿滚远点吵，不要影响开会。”当时觉得老人们开会很神圣，很严肃。当杨天才队长通知开会时，我们也充满了神圣感。

那天太阳刚从西边落下，我已经把猪草打回来了，放下背篼，就赶忙往生产队的晒场上跑，像往常要放电影一样。

天并没有黑尽，月亮也迫不急待的升起来了，星星也跟着月亮闪烁着，越聚越多，越来越亮。田里的蛙也似乎在开会，叽叽呱呱的此起彼伏。刚从冬眠中醒来的昆虫不甘寂寞，早早的奏响了春天的小夜曲。我奔跑在去晒谷场的路上，格外起劲。

生产队的晒场在村中心的位置。依山而建的一排五间大瓦房，有礼堂、保管室和仓库。门口一大块水泥坝子，是生产队晒粮食的地方。晒场前面有一个砖窑。月光明亮，砖窑边长的杂草和上年秋天飞出来的豆子长出的豆苗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刚在晒场上坐整齐，杨天才和我爸就来了，他们坐到了砖窑上，那里高一些，有一道坎，坐在上面脚伸得开，舒服一点。我爸叫我们也重新坐到窑上去。我们也都坐过去了。

爸爸开始给我们讲话，要求我们作为红小兵，要积极与破坏庄稼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发现有人破坏和偷盗生产队庄稼或粮食的情况要积极检举揭发。对主动向生产队报告情况的红小兵，要给他们家记奖励工分，还要报告学校评三好学生。

听了我爸爸的讲话，我们深受鼓舞，感到很受重视。大家都觉得尽管我们还是小娃儿，已经得到了大人们的信任，甚至可以和大人们平起平坐了。我甚至想站起来模仿电影里的台词，来一句“坚决完成任务！”电影队来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就是这么说的。但那时我还很腼腆，不敢在人前讲话，尽管前面是我爸爸，旁边也只是平时的小伙伴。

几个一起打猪草的伙伴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那天晚上的会议。看见了弟弟们烧土豆，就有人提出应立即报告生产队。猪草可以不打了，向生产队报告有人偷吃公家土豆更紧急。我们从火堆里掏出未烧熟的土豆作为证据，立即直奔上工的地方找队长。

在路上杨冬秀她们几个很激动。她们家里不仅要得到工分奖励，自己还可能在学校评上三好学生。我却高兴不起来，偷土豆的人中有我的弟弟。但我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在她们的后面。

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地里薅包谷。我爸当场就大声向社员们宣布了对我们的表扬，同时问明了参与偷土豆的是哪家的孩子，要求会计记了下来，该奖励的要奖励，该扣工分的要扣工分。

整个过程我爸爸都没提我的名字，倒是看我时好像微笑了一下。我心里立即感到很坦然，不用担心了，爸爸的微笑就是给我的鼓励。

回到家，没想到我的行为却不受赞扬，而且遭到了无情的指责。无论是大哥、大姐、二姐无一例外的说我是憨包傻子。更令我伤心的是，我妈也站在他们那一边说我做事不动脑筯，自己家的人还要举报，真的是憨包娃儿。

我感到委屈极了，尤其看到弟弟在旁边幸灾乐祸的样子，我感到很委屈，忍不住哭了起来。

爸爸先是漠不关心的看都没看我们，在一边专心致志的打草鞋。看到我哭了，他才说：“他又没做错，你们批评他干什么？我说要批评的应该是小的个，家里又不是没给你吃饱，为什么还要去偷吃土豆呢？人要从小养成好品格，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只要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去贪。你们要记住，只有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才吃得香，吃得长久。”

虽然没有表扬我，爸爸还是肯定我没错，还批评了弟弟，我不再感到委屈，擦干眼泪做作业去了。

揭发弟弟偷吃土豆这件事，一直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在我人生的许多年里，我就像老牛反刍一样，不只一次的拿出来咀嚼，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对，有时候又觉得自己那时候太天真。但爸爸这句“只有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才吃得香，吃得长久。”的话，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且觉得是家传至理，常常拿来教育我的孩子。

看着故乡的山水，想着童年趣事，我真想沿着山路奔到峡谷小河边亲亲我童年的足迹啊！出来时，没有告诉爸爸妈妈，怕他们担心，我转身沿路回家了。

八

回到家，爸爸妈妈散步回来了。妈妈坐在沙发上逗重孙玩。爸爸卷好烟刚装在烟杆里，用火钩把炉盖打开，准备点他的烟。我妈立即吼了起来：“你要吃烟就出去吃，你没看见这么小的孩子受得了你那烟子味不？”我爸只得把炉子盖上，微笑着拿起他的烟杆和打火机到门外去了。

我问徐静他们两口子是不是来了？妈说：“刚才把娃儿送来丢在这里就走了。说是娃儿的外公外婆有事，没法带。徐静还说，叫他妈下午不要整菜了，他要在馆子里请你吃饭。”

小孙子快一岁了，肉嘟嘟的，嘴巴里咿咿呀呀的想说话，却又不会说。逗他开心了，看着你笑，露出前面的两瓣门牙，其余便是嫩红的牙梗，十分可爱。逗着小孙子，我倒羡慕起弟弟来，他已经抱孙子了，我却还遥遥无期。

我读书时间长，谈恋爱晚，结婚时兄弟的儿子就出生了。我女儿现在仍在国外读书，男朋友都没有，要抱自己的孙子，还有好几年吧。在我看来，弟弟够幸福了，他还要腐败，如果问题大，幸福生活都被他毁了，岂不是可惜吗？

逗了会儿小孙子，他总是很高兴似的不停的在我怀里蹦跶，我手都酸了，弟媳进来，我把孙子递给她就出来了。

爸爸的烟已经吃完，一个人坐在外面盯着门口的公路看。我顺着爸爸的眼光看去，公路上既没有车，也没有人，他是一个人在发愣。

我觉得有些理解爸爸了，举报弟弟，其实真的是为弟弟好，可是妈妈理解吗？弟媳她们理解吗？我又想起了若干年前举报弟弟偷吃土豆的事。

我问爸爸外面这么冷，为什么不进屋去，爸说都晒起太阳了哪里会冷？接着反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

“过两天就走。您和妈要去我那里住几天不？再不去怕以后没机会了！”我说得有点伤感。

妈妈摔伤后，两个老人就再也没有去过我家了。听姐姐们说，她们家爸爸妈妈也很少去，去了最多也就是吃顿饭必定回家，要他们住上一晚是绝对不会的。

妈妈走不了路，的确很不方便，许多事都要依靠爸爸。弟媳对妈妈的照顾虽然很周到，但还有许多事，爸爸更方便。这两年多来，爸爸真的辛苦了!

“嘿嘿！”爸爸苦笑了一下说，“你妈这样子，我能去哪里哟？”

“我那里也不是外处，自己儿子家，我和柳梅还会嫌弃你们吗？！”

“我知道你们孝心好！但你们住的楼高，你妈每天都要出去走一下，不方便。”他又拿出烟袋开始卷烟，“你们有孝心，我们当老的也要知道自重，要不时间长了，受不了，就会闹得老的小的都不高兴。”

“哪里会？绝对不会的。”我虽然这样说，内心里却想：如果没有爸爸，妈妈一个人长期住在我家，我们真的会一点都不嫌吗？我无法回答。

我觉得爸爸很不容易，没有爸爸，我们照顾妈妈肯定没有这样好。我感到很羡慕他们，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感情就像陈年的酒无比醇厚。我向爸爸看去，好像他这两年的确又老多了，皱纹比以前深，比以前密了。我忍不住问爸爸：“您这样照顾我妈感到烦不？”

“烦不烦又如何呢？你妈都这样了，何况你妈这辈子跟着我也没享什么福，尽受苦了！尤其是我当队长那几年，她一个人操持着家。后来赔款又受煎熬，那时她都没有丢下我，还躬起背来和我一起还账。即使是普通人我也要还她的情啊！何况我们还是这么多年的夫妻！”

爸爸说的，我不只一次听哥哥姐姐们说过，我爸爸当队长那些年我妈是最累的了。要不是我妈，爸爸可能都坐牢了，我们的家也可能早就没了。

爸爸一共当了两次生产队长。

第一次是爸爸刚从铁路上回来的时候。爸爸从铁路工程队回来时，农村的集体食堂刚解散，重新实行生产队管理。公社的余书记来大队搞社教，觉得我爸爸是党员，又有文化，建议我爸当生产队长。

这与大队梁支书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的五棱碑的确没有像我爸这样合适的人才了。解放了十多年，年轻的党员却没有，有两个五十来岁的老党员，却是文盲和半文盲。爸爸就这样当上了生产队长兼会计。没料到这却使我们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生产队长，是最小的领导，大队支书都不算国家干部，何况是生产队长。我爸爸却干得有兹有味。据我妈讲起来，我爸那时候真的是大公无私，甚至连我妈的辛苦他都不管不顾。

在农村，男人一般都是不管家务事的，我家就更是如此。爸爸第一次当队长时，我和弟弟还没出生，二姐还小，大哥和大姐读小学。家务事全堆在妈妈身上，只有大姐放学后可以帮助妈妈带一下二姐。妈妈一天要煮饭、洗碗、喂猪、经管自留地，真正的一大堆事。一般的妇女，这样已经忙不过来了。妈妈却除了家务事，还要抢着出工挣工分，不然五口之家，只是爸爸一个人哪里养得活？

爸爸虽然是队长，却不会让家里占一分便宜。相反，就是出工时我妈迟到一点也照样不讲情面的扣工分。

每天，我爸会很早起来去山上割草，妈妈煮饭。爸爸割好草回来，妈妈刚煮好饭，把猪草煮在火上。

吃了早饭，爸爸吃一锅烟，就准备上工了。他才不管我妈的家务做得怎样呢，到时候就吹哨子。我妈往往连碗也顾不上洗，猪草也只是半生不熟，忙舀倒在猪食槽里，匆匆的跑着去上工。

干活到晌午，要吃晌午饭了，我爸的哨子一响，我妈赶紧从地头往家里跑，回家来简单的胡弄个菜，饭是早晨煮好的冷饭，简单的吃了，碗摆还摆在桌上，急匆匆的舀两桶猪草倒进猪槽，又一路小跑去上工。幸好我妈只缠过几天的脚，不然她怎么跑啊？听我妈讲起这段历史，我曾不止一次想，我妈跑在弯弯的山路上、窄窄的田埂上是怎样一种风景呢！

晚上回来，弄晚饭吃了，我妈才顾得上洗一天的碗筷，还要把第二天的猪草煮好。农忙季节，早上生产队会出早工，我妈就得晚上提前把第二天的饭都做好。

长期这样，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尤其是“三秋”（秋天时节抢收秋粮，趁季节种下冬小麦）和“三夏”（夏天时节抢收小麦，抢时间打田栽秧）“双抢”时季，农村最忙，我妈就连煮饭的时间都没了。思考再三，我妈只得忍痛不让大姐读书了。大姐不愿意，但拗不过我妈，含泪回来帮妈妈做事了。

后来，我大哥读到高中毕业，二姐读到初中，我却读到了大学，算起来就是两个姐读的书最少。乡邻们都说我爹妈重男轻女。其实，我知道，爸妈内心里是绝对男女平等的，大姐那时被迫中断读书，完全是环境使然。

大姐从此回家成了妈妈的帮手，接着又作为壮劳力挣工分。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安心读书。后来我考上大学能在城里有个工作，我一直觉得要感谢大姐当年的牺牲。

爸爸当队长时期，生产队粮食年年丰收。副业经营也不错，生产队办有砖瓦厂、造纸厂。年终绝算，每个劳动日会有七八毛钱的分红。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在那个年代，有好多生产队分红只有几分钱，有的甚至还出现了倒挂，就是说分粮还要倒贴钱。

就是这样也还有人不愿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老木匠王长法和他的徒弟吴新才，石匠赵光前这些手艺人，他们更愿意外出打工挣钱。

当时生产队出证明，允许匠人们外出做工，要求他们每天交一块二角钱，记十五分。他们当然不同意。在外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最多也就挣一块八，刨去伙食剩下一块五，交了生产队，他们就只剩几毛了。交钱记的工分还不足一个劳动日（每20分折算一个劳动日），而一个劳动日年终绝算分红时，即使是我爸当队长的那几年也才六七毛，这样一算亏大了。所以他们都不愿交。尤其是吴新才，觉得他成分好，不交钱生产队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没想到我爸爸却很讲原则，秋收时扣下他们的粮食抵工分。

当时各个生产队分粮有不同的方式。读中学时的政治课本上说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其实，生产队的分法既不全是按劳分配，也不全是按需分配，而是两者结合起来：有的地方是三七开（百分之三十按工分百分之七十按人口），四六开或五五开，而有的地方则是倒三七（与三七开正好相反）或倒四六。

爸爸当生产队长时，实行的是“三七开”，副业收入则百分之百按劳分配。像吴新才这样外出干活没向生产队上交工钱的，分的粮食就少。吴新才找我爸爸闹，又去找大队梁支书，说他以前受我们家剥削，现在还要受我爸压迫，骂我爸在搞复辟。但生产队有制度，政策就是这样，梁支书肯定支持的是我爸爸。

除了吴新才，还有王长法、赵光前等匠人也因为被扣了粮对我爸爸不满。共同的怨恨使他们结成了一股反对我爸的“统一战线”。

“文化大革命”运动来时，生产队的匠人势力成了造反派的主心骨，吴新才是造反派的头，他们把我爸赶下台，并提出“反攻倒算”对我爸进行斗争。造反派撬开我爸爸办公桌抽屉，把记账凭证拿出来，说是“变天账”而进行烧毁。然后组织对库房里的粮食进行盘点，凭证烧了，当然账物不符，就给我爸扣上了“贪污犯”的罪名。

吴新才把我爸告到了县革委会。县里派公社革委会余副主任来村里，余副主任就是以前的余书记，文化大革命他被降职了。

余副主任来到生产队，很想帮助我爸爸，他知道我爸是冤枉的。他和工作组的人花了几天时间重新对账，但也无能为力。

记得那也是初冬季节，似乎每天都下雨，即使没下雨也是灰朦朦的天气，有些阴冷。爸爸穿着他那件肩上有个洞的棉衣，每天背着我去生产队的保管室，我在背上总爱伸手去抠那个破洞。到了保管室，他们查账，我就在外面礼堂玩。爸爸有时被叫进屋去，有时也在外边蹲着，可他并不陪我玩。他蹲累了就掏出他的短烟杆来吃烟，叭哒叭哒的，声音很响，我老远都能听见。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又似乎没有。我玩得很无聊，就喊了声“爸”，想让他带我去别的地方玩，他却没答应。我不敢喊了。蹲了一会儿，爸爸又抬起头看天，我也跟着抬起头，结果天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厚厚的云，像又要下雨了。

妈说，那段时间是我爸一生背孩子最多的时候。大哥说，我是兄弟姊妹中爸爸最疼爱的一个，那段时间爸爸一直背着我。

查账的结果当然有一大笔账对不上。造反派们一口咬定我爸爸贪污了。余副主任虽然不相信，他也没有办法，凭证已经被毁掉，找不到证据，何况他已经是“靠边站”的人。

最后，余副主任问我爸是选择赔偿还是愿意坐牢？他建议我爸坐牢算了，数额太大了，赔不起的。我爸爸蹲在地上沉默了好一阵，最后轻轻说了句：“坐牢吧，我不能让全家人跟着我下地狱！”余副主任劝慰我爸几句就走了。

灰暗的云仍然厚厚的堆在天空，整个天空仿佛在往下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爸爸蹲在空旷的晒场边，又拿出他的短烟杆开始卷他的烟，我以为爸爸要走了，忙扑在他的背上，脸往他宽厚的背上靠。他却只是用手反过来挡了一下，并没有走的意思，又开始叭哒叭哒的吃烟，吃一杆又装上一杆，我们一直在晒场边呆到差不多天都黑了才回家，爸爸抖落的烟灰堆成了小山一样。

我们回到家时天全黑了，昏暗的灯光下，我妈提了猪食桶正在灶台上舀猪食。爸爸把我放在灶台前的凳子上就给我妈说了他要去坐牢。爸爸一说完，我妈手里的桶哐啷一声就掉到了地上，桶立即裂为几瓣，猪食散了一地。我看见我妈当时就哭了。我妈哭时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眼泪不停的从脸上滚落下来，流到灶台上，灶台立即就湿了一大片。

大哥大姐坐在一边像我妈一样默默的流泪。二姐则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见全家人都哭了也跟着哭，大姐抱着弟弟过来把我拉到了她身边。

我爸的声音颤抖着说：“这样一大笔粮食——如果要赔——，一家人的粮食要扣两年——都不够。余副主任说——我去坐牢了就不扣粮了。——也不拖累你们几娘母！”

我爸说到最后也滚出了两行热泪。

我爸说完，我妈突然咬牙切齿的说道：“不行，我们要赔。吴新才那些人就是想让你去坐牢，我们偏不让他们如愿。”

“怎么赔？赔了一家人跟着饿死么？”我爸仍然说得很轻，语气却硬。

“你以为你去坐牢了我们就活得出来？人家本来就居了心的要害死我们。你进去了他们今天拉你到这里批，明天拉你到那里斗，斗也会斗死你！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也会被他们欺负死！我们偏不如他们的愿，没有粮食挖野菜吃糠也要活下去，就要好好的活给他们看。”

想起那段岁月，我至今都很崇拜我妈的勇气和魄力，我也为我爸对我妈的感情而感动！

九

陈青林打电话请我吃饭。我问他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已经打听清楚了，晚上见面再告诉你。”

我说：“你现在说吧。”

他说：“我现在有事，晚上一定详细跟你讲。”

我答应了，忙打电话给大侄儿，说我同学晚上请吃饭，要他不用准备了。

晚上， 我从街上回来，发现一家人都没有睡，在等我。

坐下后，侄儿给我倒了杯茶。酒喝多了，噪子正干着，接过来猛喝了几大口，感到舒服多了。停下来，才发现爸爸、妈妈、弟媳都看着我。最后我妈问道：“你兄弟的事你同学究竟怎么说呢？”

“我同学说，志宏的事已经说清楚了，他没有别的问题。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怎么处理呢？”爸爸接着问我。

“大概也就是警告之类的吧，可能还要调离组织部，最终处理要过一段时间。”

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担心弟弟的结果。终究是父亲，尽管弟弟是他检举的，但他也不希望弟弟被关起来。

我说完，大家松了口气。“不过吴新才的儿子可能也要被处分，因为他是行贿者。”我接着说。

“只要我爸爸出来了，其他的处分不处分与我们无关。”大侄儿说。

“吴小华肯定会认为我们在有意害他，我们两家的仇怕又结下了。”弟媳妇说。

“不会吧，他儿子既然也是当副乡长的人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我说。

“他爹和你爷爷争斗了几十年，现在他们老了，没曾想到了你们这辈，恩怨仍然还要继续。”我妈对侄儿说。

“我和吴新才的那些事，从来都是他不懂道理，认为我在整他。凭良心讲我是在执行政策，从没有起一分害他的心。别看他整我那样惨，我从没想过报仇，要报他的仇，他老婆死的那一回，我只要不给他提头，他老婆连埋的人都没有。”我爸爸对我妈的话进行辩解。

我爸讲的是包产到户后的事。

我爸当了多年生产队长，大家都知道他为人正派，又读过几年书，知书达理。即使是包产到户了，无论哪家有事照样离不了我爸爸。家庭矛盾找我爸调解，婚丧嫁娶找我爸当总管招呼客人。仿佛我爸还是生产队长。

吴新才的老婆罗玉霞是包产到户的第三年死的，给吴新才丢下了一堆未成年的娃儿。

好像是一个初秋的日子，吴新才的老婆罗玉霞突然就死了。吴新才很悲伤。

罗玉霞小有残疾，一只眼睛是“萝卜花”，但人长得不差。吴新才结婚时家很穷，吃饭的碗都没有一个完好的。罗玉霞嫁给他，生育了七个子女，没过什么好光景，突然就死了，怎么不悲伤呢！可怜他小女儿，才一岁多点，什么事都不知道，妈死了，还说妈妈睡着了。

悲哀是没有用的，人死了还得抬上山去埋，但是，都过去一天了，生产队根本没有什么人到吴新才家帮忙，只有几个善良的妇女帮忙煮饭，缝些死人要带走的衣物。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地上拣没有炸的鞭炮玩耍。

实行包产到户后，各家种自己的地，村民们交往少了。哪家婚丧嫁娶，修房盖屋成了村民帮忙联络交流的重要场合。

吴新才对村里的这些事却从不在意，哪家有事难得见到他的身影。偶尔看见罗玉霞带着他家的孩子们去吃酒席，也是吃了饭就走了，帮忙的事，他们家的人基本上是不动手的。

吴新才当造反派头目的时候，也当生产队长。除了造反整倒我父亲，就是在生产队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搞洿了生产队。粮食产量年年下降，年终分红多时几分钱，或者还倒挂，社员们深受其害。整个生产队的社员，不恨他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现在不幸降临吴新才的家里，罗玉霞死了，停放在大堂上，没有生产队的人来。就是几个女人和孩子怎么安埋呢？

那天早上，我爸很早就到河沟里砍柴去了，回来吃饭时听说罗玉霞死了。我爸爸当即就要到吴新才家去，但被我妈拦住了：“你去干什么？你忘记当初他是怎样害你的了？”

“那是政治运动，你还老记住那些不快的事干什么？”我爸说得很平静，好像发生的那些事都与他无关。

“你是共产党员，你不记仇，我可永远都记得！今天就不许你去。何况老大出嫁时，他家老老小小都没来。”我妈仍然愤愤不平。

“我说你们女人就是小气。一点事情要记一辈子。”我爸说。

“我家差点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的了，我小气？吴新才就是恩将仇报的小人。解放前，不是我们家收留他，他能学文化，学手艺？饿都饿死了！包产到组时，你好心收留他，得好报了吗？他还追着打你。这样的人你还要去帮他。”我妈她越说越气愤。

“难道他变牛我也要跟着他变牛吗？”我爸反倒责备我妈。

“不管你变什么，你今天要去，出了这屋你就不要回来。”我妈最后已经把愤怒转向我爸了。

我爸和我妈就要升级为吵架了，我们却感到无计可施，这时罗玉安带着吴新才的两个儿子进了我家院子。

罗玉霞的娘家和我外婆家在一个村。罗玉安和我大舅都是大队干部，我大舅是支书，他是大队会计。我们属同一个公社，他和我爸很熟悉。他知道他姐夫家的事，只有我爸出面才能帮忙解决。他是带吴新才的两个儿子来求我爸的。

进了我家院门，吴新才的两个儿子就跪在了我父亲的面前。罗玉安拉住我爸的手，叫了声 “老表”眼里就滾出了两行清泪。

我奶奶姓罗，其实与罗玉安他们并不是一家，但他仍和我爸认作亲戚。

“老表，我知道我姐夫一直都对不起你。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一般见识。现在我姐死在屋里，怎么都要让她入土了才让人安心啊！”罗玉安说到这里，哽咽着又说不下去了。

“老表，我知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我爸拉着罗玉安说。我妈赶忙倒茶递了过来。

“谢谢老表！谢谢！我替这几个娃儿谢谢你！”罗玉安一边流泪一边说，“我就是带着这两个娃儿来，求老表看在几个娃儿的份上，可怜他们这没娘的孩子，你给提个头，帮忙把我姐送上山。这些娃儿永远都会记住你的恩情的！”

“你放心，老表！我一定去，我马上就去。”我爸说着，掏出手绢来擦了一下眼睛。

“老表，你看他正准备去呢！他天没亮就下河砍柴去了，刚回来不一阵。要不他早就去了。”我妈一边说，忙去拉吴新才的两个儿子起来。

我妈突然同意我爸去了，我感到很奇怪，想问她，又想到肯定只会讨骂，就没问，我猜她肯定是看着吴新才的两个儿子可怜。

我们都跟着爸爸到了吴新才家。吴新才见到我爸爸，握住我爸的手喊了声“老表”就说不出话了。

看着流泪的吴新才，我又想起他带人到我家抢年猪时的情景，想起他把我揎翻在地上的那个寒冷的早晨。

我爸说：“老表，你放心，我一定把事给你安排好。你要节哀，保重身体，还有几个孩子要靠你呢！”我爸爸说完，立即把摇摇晃晃的吴新才扶到里面休息，接着就像队长一样安排起事来。

见村里大多数人都没来，我爸立即带着吴新才的大儿子一家家去求。到了天黑时，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有人到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要送死人上山了。老天像要刁难吴新才似的，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像有人把天捅破了，一直停不下来。雨嘀嘀嗒嗒的打在遮雨棚上，让人心烦。

早饭摆好，吃饭的人已经上桌。按照风俗，这时候该总管带着孝子逐桌敬烟行礼感谢亲友了。

果然，我爸爸带着吴新才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女儿来到了大门口。只听我爸爸用他宏亮的嗓门喊道：“各位亲友——！各位乡亲地邻——！罗玉霞年纪轻轻就丢下这些孩子走了！很令人伤心！让人悲痛啊——！大家来帮忙送罗玉霞最后一程！我代表吴新才，带着这几个孩子，感谢大家了——！希望大家看在死者份上，看在这几个可怜娃儿的份上，吃完饭后把罗玉霞送上山安埋好。我带着几个娃儿在这里给大家行礼了——！”我爸爸说完，就在雨中跪了下去。吴新才的几个孩子也跟着跪了下去。院子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哭声。

我一直不明白，送罗玉霞上山那天，吴新才为什么不亲自出来跪求乡亲们呢？我爸解释说，吴新才伤心得几天没吃饭，站都站不起来了，何况按照风俗，罗玉霞上山时他是要回避的嘛。

事后我问我爸，那天您为什么还要亲自下跪呢？我爸说，我知道吴新才为人差，生产队得罪的人太多了。天气又不好，万一在路上有人使坏怎么办？我在大家心中还有几分脸面和威望，我求大家不会错。

十

我打算坐第一班高铁回去，很早就起来了。我起床时，爸爸妈妈都已经坐在火炉边了。爸爸仍旧抱着他的大烟杆在吃烟，白色烟雾在房间里飘浮，感到有些呛人。奇怪，妈妈坐在旁边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想去开窗户，但忍住了。

听见厨房有声响，妈妈说弟媳在给我煮早餐。果然，过了不一会儿，弟媳就把一碗面条端来了，上面还卧着一个荷包蛋。

我问爸爸妈妈怎么不吃？

爸爸说，他们早就改一日两餐了。

吃完早餐，我背着行李出发了。爸爸却非得要送我。我说早上外面很冷。爸爸说他老皮老肉的，还怕什么冷？

远处的山还一片漆黑，公路上也是朦朦胧胧。有的村民已经起来，门缝和窗口射出来的灯光打在路上斑斑驳驳，我和父亲走过时光线便在我们的背上抚摸一下。我背着牛仔旅行双肩包，爸爸拿着他的长烟杆，手背在后面，我们并排走着。我有许多话想说，但又觉得无从说起。爸爸几次清嗓子，我以为他要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爸爸肯定和我一样。

我们就这样默默的走了一会儿，一辆车对着我们开来，到我们身边停下。是大侄儿徐静来送我。我让爸爸回去，并嘱咐他小心车辆。爸爸答应着，却站在路边没有动。侄儿把车掉过头来往高铁站开去。我坐在副驾的位置，眼睛盯着后视镜中的爸爸，他仍旧站在那里。侄儿有意把车开得有些慢，后视镜中的爸爸越来越模糊，眼泪已经模糊了我的眼！

作者简介  刘守强，男，1967年1月出生，就职于中国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公司天生桥二级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贵州兴义人，曾发表中篇小说《支教》。

“回不去的乡愁”

全国图文征文大赛通知

乡土，乡音，乡情。乡土是我们的根，乡村是我们的魂，乡情是我们的梦。乡土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源头，是文学之根。

如果说文学是漂泊游子的人生驿站，那乡土就是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宁静港湾。纵观文学史，乡土一直是正统文学即主流文学的书写题材。古今中外，概莫于此。就中国文学而言，无论文学起源的诗经，中兴的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的小说，都深深地打上了乡土文学的烙印。至于近代，乡土文学成就更加斐然，一个个巨匠级的优秀乡土文学作家，一部部优秀乡土文学巨著的诞生，独领风骚，主宰了近千年中国文学史。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到近代乡土文学的繁荣。从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秦腔》，一代代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为我们矗立一座座乡土文学丰碑。

当今社会，文学被边缘化，商业化，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城镇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生了越来越剧烈的矛盾冲突。城市扩张，持续高涨的打工潮；移民迁徙，候鸟般的飞来飞去，使所有的人都成了没有根系的浮萍。“回不去的乡愁”，一谶成真，“乡愁”成为一代代城里人永远想圆都圆不了的梦。

“回归乡土”，让文学慰藉孤寂的灵魂，让艺术温暖落魄的梦乡，为此特主办“回不去的乡愁”全国性图文征文大赛。现将在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赛人员　作家、诗人，画家、摄影家、乡土文学社会员，以及广大文学、美术、摄影爱好者。

二、作品征集

1、时间　2021年7月2日至12月30日

2、征文内容以农村题材为主，兼顾都市乡愁情怀。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故事、传记，特别关注老照片、村史、家族史和打工笔记等非虚构作品。图文作品：含乡村、乡情、乡音和乡愁元素的美术摄影作品。

３、来稿请注明“回不去的乡愁征文“字样，发至[e-mail]邮箱。凡是没在公众号发表过（含自己的公众号）的注明为“原创作品”，择优在《乡土文学》平台发表，然后参赛。已经在公众号（含 网站）发表过的作品，请注明发表时的作品网址链接，直接参赛。

三、奖项设立

特等奖１名　奖价值600元《乡土文学丛书》和期刊一套，授于“乡土作家”“乡土诗人”“乡土画家”“乡土摄影师”等荣誉称号；一等奖3名，奖价值400元《乡土文学丛书》和全年期刊一套，免费吸收乡土文学社长期会员；二等奖6名，奖价值240元全年期刊一套；三等奖9名，奖价值120元期刊2本。所有获奖者均发荣誉证书，获奖作品在《中国乡土文学》大型文学期刊公开发表，图片作品在期刊封面封底封二封三发表。该刊由乡土文学社和《今古传奇》强强联手，联袂打造。刊号ISSN 1003-3327 CN 42-1050/I 邮发代号38-83 。发表作品，可作为加入省市级作家协会的重要依据。

四、比赛程序

本次大赛分征文大赛和专家评定作者综合素质展示两个阶段。　　

１、征文大赛：一个作者可同时参加多项比赛，但同类作品只许投稿参赛一次，请慎重投稿。

１）初赛：编辑按投稿顺序，遴选100件优秀作品入围参赛，通过评比选出50人进入复赛。

2）复赛：从初赛结果中选出40名作者参加复赛，通过评比选出30人进入决赛。

3）决赛：从复赛结果中选出30名作者参加决赛，通过评比决出获奖等级和名次。

2、专家评定和作者综合素质展示

１）专家评定：组委会随机聘请10位专家给决赛前30名选手打分，给出名次，写出评语。

２）作者综合素质展示：决赛前30名选手，在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专辑和专家、文友的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组委会将其作为决定名次参数。　　

五、评比规则

本次大赛以作品质量为主，阅读点赞打赏为辅。由各门类专家、乡土文学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编委会编委和编辑部编辑，共同组成评审小组。最后确定名次，以无计名投票形式，胜出，保证公平公证。

六、其他事项

1、本次大赛寻求合作冠名企业，有意者直接联系主编，微信号damo359880941。

2、本次大赛取消稿费，所有打赏用评奖、发奖、出刊成本。

3、本次大赛如果争取到赞助商或部门经费支持，将发放与奖品同等额2至10倍数量的奖金。

大赛组委会

2021年7月2日

征稿启事

公   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