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说契丹（二）军政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建立的以赤峰为政治中心的辽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09年，“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护驹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契丹族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本期里，本报记者就为您介绍这个民族是如何对其属民和属国进行统治的，即大辽契丹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的特点。
南北分治
《辽史·百官志》载:“北面官治官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大辽契丹（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始于太祖耶律阿保机，终于天祚帝耶律延禧，共9帝，历209年。其疆域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天的阿尔泰山）、流沙（今天的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天的甘肃北界。
大辽契丹国土广大，汉人和渤海人生活在南部，以农业为主；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生活在北部地区，以畜牧业为生。为了适应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后即采取了“胡汉分治”的建国方针，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基木国策。天赞年间(922年一925年)，阿保机制订了“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和“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枝”的“斡鲁朵法”，分设了北面、南面两大系统的官职来领导全国和协调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即设置了北、南枢密院。
所谓的“北面官制”，官吏的任用一律使用契丹贵族，掌管契丹一切军政大权，是辽朝最高权力机关。契丹有崇拜太阳的习俗，以左为尚，皇帝的宫帐坐西朝东，由于北面官的牙帐（衙署）设在皇帝的北面（左面），故称“北面官”。至于“南面官制”嘛，是辽朝“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的中央机关，是为了统治汉人而仿效唐朝官制设立的。南面官的任用，以汉人为主，也杂以汉族和契丹贵族。凡是做南面官的契丹人也称做汉官，也穿汉服。由于南面官的衙署在皇帝宫帐之南，即右面，故而称之为“南面官”。
辽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为五道，共辖“州、军、城百有五十六，县二百零九，部族五十二、属国六十”。五道又以五京为政治和经济中心并命名，即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
上京道，治所在上京临潢府，即现在的林东镇南波罗城，辖以西拉沐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
中京道，治所中京大定府，即今天宁城县大明城，辖原奚族本土；
东京道，治所东京辽阳府，今天的辽阳市，辖原东丹国地区；
南京道，治所在南京析津府，即今天北京市西南，辖今天的海河、大清河以北及长城以南、河北、北京、天津部分地区。
西京道，治所在西京大同府，今天的大同市，辖今年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
其中，1007年，辽圣宗建中京大定府。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
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行政区，为同一级别。
府又分京府，即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和大同府；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兴中府（ 1041年升霸州置，今天的朝阳市），这7个府的地位比京府稍低；州分等，从高到低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和刺史州。
五京中，只有上京是辽的首都，其他均为陪都。即使是在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为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这也就意味着，辽的政治中心其实并不在首都，更不在陪都，而是在捺钵，一切重大军国大事都是“移动办公”。
捺钵，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到了，即“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用以区别皇都的宫帐。又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大辽皇帝在四季都有不同的捺钵之地。
全民皆兵
天赞元年(922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鉴于迭刺部“强大难制”，下令将其分为北、南两院，授次子耶律德光（小字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位于两院宰相之上，主管全国军政。北院即五院部，南院即六院部。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北、南二院及乙室部夷离堇为王”。北、南院大王属于“北面朝官”，地位高于各小部族的夷离堇，统率机构称为北、南大王院，职权是分掌部族军民之政。设有北、南院大王、知大王事、太师、太保、司徒、司空、郎君等职。其下还分设北，南院统军司，掌北、南院从军之政；北、南详隐司，掌北、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北、南院都部署司，掌北、南院部族军民之事。
《辽史》记载，天下兵马大元帅属于“北面军官”，机构和职官的设置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府，由太子、亲王总军政，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副元帅；大元帅府，由大臣总军马之政，设大元帅、副元帅；都元帅府，由大将总军马之事，设兵马都元帅、副元帅，同知元帅府事；便宜从事府，设便宜从事；大详隐司，设大详隐、都监、将军、小将军、军校、队帅等等。
从以上资料可以得知，辽朝的最高军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是，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管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了一个朝廷两种军事制度并存的局面。
辽朝的武装力量，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其军队的编成，大致有御帐亲军、宫卫骑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等。这些规模不等、组编不同、任务区分有别的军队，构成了辽史所称的“体统相承，分数秩然”的武装力量体制。据《辽史·兵卫志》载:“滋番群牧，务在欧兵”。所以，在“胡汉分洽”的制度下，辽国的军事骑射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契丹的社会组织为军政合一，其兵制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从军的兵士有正军和家丁之分，正军是直接参加战斗的兵士，家丁是由奴隶和部民组成的后勤人员。每个正军除配备战马三匹外，还要配备“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但家丁不能充当正军。武器装备由军士自行筹备，国家规定：“人铁甲九事，马鞯辔（衬托马鞍的垫子和马缰绳），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斧钺、小旗、键锥、火刀石、马盂、秒一斗、秒袋、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此外，辽朝前期还规定：“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各骑四出抄掠以供之”。中期，随着疆域和作战地区相对稳定，“打草谷”的办法在有些地区逐渐被屯田戍兵代之。例如《辽史》称，统和(983—1012)中，“当时精选各置屯田戊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
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宋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辽的军队，平时约20万至30万左右，但因为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能动员起来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贸易往来
最初，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畋猎以为食，皮毛以为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辽朝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使农牧业共同发展，各得其所。
畜牧业是契丹族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能够武力强盛的物质基础。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放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马和骆驼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格外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是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耕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所谓的“占田置业入税”，就是私田了。屯田多在辽国北部，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在辽朝，汉人依然可以以男耕女织维持家庭。同时，契丹人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了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须上缴而外，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辽廷为了鼓励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10年，形成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
遇到兵荒、岁饥之年，辽朝也要减免赋税。比如，公元991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税”；公元1075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赈之”。
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为生的佃农，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 官僚连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既要向国家纳税又得向寺庙交租。
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马具、制瓷、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受唐宋的影响较大。在当时，契丹鞍、端砚、蜀锦、定瓷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
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的意思。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即今天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中原式为仿中原的风格烧造，契丹式则以仿本民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进行烧造。赤峰市的缸瓦窑村有目前所知的辽代最大的制瓷作坊遗址。在翁旗广德公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日常所用皮囊的模式烧造而成的，在壶体侧边还有仿皮革缝制的痕迹。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场”。五京相继建成后，成为了大辽的重要商业城市。由于商业的发展，辽境内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有的甚至成为代表政府办理交涉事宜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据文献记载，契丹人在建国前已开始铸造钱币，但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以后稍微多了一些，主要是宋钱，其次是唐代及五代的钱。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另外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基辅公国和喀喇汗国也有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