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也是元曲的诞生地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是四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其中的元曲，又称夹心，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其实，早在一千多年的大辽契丹时期，在赤峰这块土地上，元曲的萌芽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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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伶人”
如果想说明白本文大标题提出的这个问题，还要先从“伶人”说起！
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意思是说，在黄帝时期，有一个叫伶伦的人，模拟自然界的凤鸟鸣声，选择内腔和腔壁生长匀称的竹管，制作了十二律，暗示着“雄鸣为六”，是6个阳律，“雌鸣亦六”，是6个阴吕。因此，称乐官为伶官。再后来，又将以演戏为生的各种艺人们也包括进来，统称为伶人。伶伦又叫冷伦，伶人亦作冷人，如在《左传》中就有“晋侯见钟仪问其族对曰冷人也”的记载。
在古汉语里，优也和伶一样，都是演员的意思。现在伶人或伶多指戏曲演员，有时中文里也会把外国传统戏剧演员称为“伶”，如日本能剧、歌舞伎演员，西方歌剧演员等。“优”在现代汉语中已不是演员的意思了，但日语还是把演员称为“优”，如俳优（演员，中文“俳优”本意为滑稽演员）、男优（男演员）、女优（女演员）、声优（配音演员）等。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意识里，伶人的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甚至有“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举两个例子，我国历史上曾曾有过“乐户”制度，也就是说伶人有专门的户籍，且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不得为良；在清朝的时候，有专门的规定，禁止伶人参加科举。
在《新五代史》里有《伶官传》，写了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四个伶人，记叙了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乱政误国的史实。后唐庄宗李存勖喜好音乐戏曲，宠幸伶人，让许多伶人做了官。这些伶人出入朝廷，作威作福，仗其势，擅权乱政，使唐朝廷上下离心，互相猜忌，祸乱不息，终成叛逆。为此，大文豪欧阳修还为《伶官传》冠之以短序，用以告诫北宋王朝的执政者，以庄宗宠幸伶人，身死国灭的历史事实为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阐明了国家盛衰成败由于人事的深刻道理。
如是，老欧的意思是，“伶人”也和“红颜”们一样，是误国的“祸水”。但，历史如果真的能够如此这般，那可就太过单纯了。其实，这些“祸水”在统治者的眼中，皆不过一宠物耳，完全可以如小猫小狗似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比如下面要说的这个伶人罗衣轻。
伶人罗衣轻
在属于大辽契丹的那二两百来年的气数里，伶人也很多，但能在《辽史》留名的，却只有罗衣轻老哥儿一个！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镜新磨于《传》，是必有所取矣。辽之伶官当时固多，然能因诙谐示谏，以消未形之乱，惟罗衣轻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是宜传。
罗衣轻，不知其乡里。滑稽通变，一时谐谑，多所规讽。兴宗败于李元昊也，单骑突出，几不得脱。先是，元昊获辽人，辄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罗衣轻止之曰:：“且观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系帐后，将杀之。太子笑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罗衣轻应声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闻而释之。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又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复博，罗衣轻指其局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帝始悟，不复戏。清宁间，以疾卒。
以上，便是《辽史》中关于罗衣轻的全部记载。从中可以得知，罗衣轻是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宫廷伶人，应当主要活动在辽上京和辽中京，也就是今天的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和宁城县大明一带。
这位罗老哥之所以能够被记载入《辽史》，是因其“滑稽通变，谐谑一时，多所规讽”，“能因诙谐谏，以消未形之乱”。比如，在上面的那篇传记中就记录有这样一件轶事：辽兴宗耶律宗真曾亲自带兵与西夏国主李元昊作战，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马逃了回来。当时，李元昊抓到辽国士兵，总会削掉他们的鼻子。于是，罗衣轻便与那些逃回来的败兵开起玩笑来：“且让我看一看，你们的鼻子还在不在？”没想到，这样的玩笑话让耶律宗真听到了，恼羞成怒，命人将罗衣轻捆起来，绑在帷幕之后，准备杀掉。时为太子的耶律洪基平素与罗衣轻谙熟，也就故意与他开玩笑说：“打诨的不是黄旙绰。”罗衣轻连忙应声说：“用兵的不是唐太宗。”耶律宗真听了这话后，怒气稍消，将罗衣轻释放了。
在这个小故事中，耶律洪基所说的这位“黄旙绰”也是一个伶人，对于下面的内容至关重要！
擅长“参军戏”
黄旙绰是唐代人，也写作“黄幡绰”，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他入宫30多年，侍奉唐玄宗，性格幽默，善于口才，曾经用滑稽风趣的语言，谏劝玄宗不要轻信安禄山，应该疼爱自己的儿子(（唐肃宗)）；提醒皇上注意安全，不要在马上打球摔坏了身子，得到了赏识和信任。当时有一种说法，唐玄宗一日不见黄幡绰，龙颜为之不悦。
黄幡绰最擅长表演中国古代的一种戏曲形式，即“参军戏”。
据说，在五胡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有一个参军因贪污而获罪。于是，皇上便让一个宫内的伶人穿上参军的官服，让其他的伶人从旁戏弄，“参军戏”由此得名。“参军戏”以滑稽调笑为主，演员有两个，一个戴着幞头，穿着绿衣服，叫做作“参军”；另外一个梳着“苍鹘”头，叫“苍鹘”。后来，“参军”改叫“副净”，“苍鹘”改叫“副末”，副末可以打副净。这种表演法，与现在的对口相声很像，一个逗哏的，一个捧哏的，且捧哏的常拿扇子打逗哏的。至晚唐时，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除男角色外，还有女角色出场。
其实，“参军戏”是由“滑稽”发展而成的。中国的滑稽戏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在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就已辟出《滑稽列传》专章了，为滑稽艺人立传。在《史记》中，这些滑稽艺人被称为“俳优”，是统治者的玩物。他们以逗笑君王、以为君主排遣无聊为己任。作为玩物，只要能搞笑，甚至有时可以说一些出格的话，如优孟之谏马，优旃之谏大苑囿、谏漆长城等。可以说，在笑声中实现讽谏，是滑稽的一大功能。优孟、优旃所运用的滑稽技巧，与现代滑稽戏中诸如“欲擒故纵”、“先纵后擒”之类的“套子”(（包袱)）十分接近。俳优们不得不苦心经营，言必致笑，才使他们终于成为了封建王宫中的“弄臣”。
弄臣，是在古代宫廷中以插科打诨为国王消烦解闷的人物，未必是正式的职衔，常由侏儒担任。他们有的出身草根，目不识丁，有的却学养很高，本身是诗人、乐师、教士等，只要富机智，有风趣，谁都可以当上弄臣。例如汉武帝最宠爱的东方朔，本身就是个文士。
但不管怎么说，“参军戏”对宋金杂剧的形成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参军戏与歌舞戏的亲和渗透，为即将形成的中国戏曲预示了一种将歌舞、科白、表演融为一体的基本格局。
皇帝打老丈人
忽复学参军，
按声唤苍鹘。
这两句诗出自《全唐诗》里的《骄儿》，是李商隐为儿子李衮师所作，全诗较长，姑且摘要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晚唐时期，做游戏的小孩子都懂得按既定的行当去摹模仿参军戏了。中国戏曲有角色行当之分，就是从参军戏开始的。不少戏剧史家指出：“‘参军’这个角色，相当于后世戏曲中的净角；‘苍鹘’的角色，即相当于丑角。
据史料考证，在大辽契丹建国之初，西楼已有教坊艺人了，至于是俘虏还是流民，不得而知。直到辽太宗会同二年，即公元938年，才有了关于伶人的确切记载，即“晋遣刘询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这应当是中原伶人进入契丹宫帐的正式记载，也是耶律氏皇帝们接受伶人服务的官方文件。可叹的是，整整的一部《辽史》却只见罗衣轻一个伶人，盖以其“滑稽通变，一时谐谑，多所规讽”。或许，由于历史的局限，“脱脱”们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文学艺术味道。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观察一千多年前的大辽宫廷，辽代杂剧的成就绝对不会逊色于当时的诗和词，实际效果甚至应当更好些。因为，如罗衣轻等伶人的那种触景见事、脱口而出的创作形式，能使闻者易于接受。而即景创作，随遇演出，正是杂剧萌芽期的简单形式，或为杂剧中的穿插内容。
辽时，每至宫廷有庆典，“曲破”是固定的保留节目。在“曲破”中，可以有念白，可以有化妆，甚至可以有男女演员的合演。也许，所谓的“曲破”只是一个仍存的旧名，实际表演早已跨进戏剧的门槛了。公元1027年，辽圣宗太平七年，宋臣孔道辅奉使契丹，“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契丹人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侮慢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这段记载说的是由于辽朝把孔子编排进了迎宾的节目里，惹得孔道辅十分不爽。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更应当关注的是这是一种戏剧形式，至少是戏剧的初级阶段吧。更何况，在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的《邵氏闻见录》里有一段文彦伯和司马光的对话，直接说到了辽廷表演戏剧的情况：（文）潞公谓（司马）温公曰：“吾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杂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挺扑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谢。
这段实史胆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辽代宫廷里，伶人杂剧已经非常的流行了。
辽代不仅已有戏剧的存在，而且还十分的盛行。当时，还发生过一件十分轰动的爆炸性新闻：兴宗尝与教坊使王税轻十数人结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尝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后父萧磨只曰：“蕃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帝击磨只败面曰：“我尚为之，若女何人耶？”兴宗为让老婆演戏，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打骂了老丈人，这事儿听起来虽荒诞但却十分的实在有趣，甚至可以认为是戏剧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并非乱说一气
北宋时 ，除了有由“参军戏”演变的杂剧而外，开封城中的京瓦伎艺还有悬丝傀儡和药傀儡。南宋时，临安城中瓦舍众伎除悬丝傀儡外，更有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法傀儡之类。据说:：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所谓的“傀儡戏”应该就是现在的木偶戏。现在的木偶戏依然是以线索来搬演傀儡的。现在的木偶戏有唱有说，至迟在南宋时即已如此。现在木偶戏还往往与影戏（或称皮影)同时奏演。北宋开封的京瓦伎艺也有影戏和弄乔影戏，且多名家。南宋时，临安的瓦舍众伎中也有影戏。据说:：“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
在宋代，开封的京瓦伎艺中还有讲史、小说、说三分、五代史的，皆归于“说话”。在这里，所谓“说三分”和“五代史”都应属于讲史。既然特立名目，可能所讲的得更为细致，南宋临安众伎中有很多专门从事说话的。在耐得翁所撰的《都城纪胜》中记载着:：说话有四家， 其一为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这里的“银字儿”应是所说小说的总称。为什么称为“银字儿 ”呢？银字是用银刻在管乐器上的字迹或符号，用以表示音色的高低，在唐时已经有了。唐人诗中多有咏及银字的，杜牧《寄珉笛与宇文舍人》诗说:：“调高银字声还侧，物比柯亭韵更奇。”现在，说书的人手持木板或金属板，且说且敲，声调铿锵，相得益彰，应是唐宋时遗留下来的旧俗。在《都城纪胜》里说的其余说话诸家为：“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益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这里所说的不只四家，但都应属于“说话”一类。前面说过，说话的人皆有话本，而且愈说愈多，话本也就更为精彩。据说后来的 《水浒传》 及《三国演义》都采用相应话本作其素材的一部分才撰写成书的。到了现代，说书人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如是，杂剧由唐、宋及辽，再由辽而金，在一步一步地发展着，直到元时的盛况空前。而赤峰地区是辽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称其为杂剧的发源地之一，并不是胡说一气吧。正如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言：“自北剧兴，名男为正末，女曰旦儿。相传入于南剧，虽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晓何义。今观《辽史·乐志》，大乐有七声，谓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调……所谓旦，乃司乐之总名，以故金元相传，遂命歌妓领之，因以作杂剧，流传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无则以优之少者假扮，渐远而失其真耳。”如此说来，“旦”这个名称并非来自中原，本是辽人司乐的总名，金元相传，歌妓领唱。旦当初都是妓女，如果没有可以领乐的合适的妓女，才以伶人中的少年人假扮，由辽金经过元代，到明代时已失其本来规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