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庄往事
在咱们赤峰市，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李连窝铺，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将它改名为平庄……
“老爷”显灵
1933年3月2日（一说3月3日），日本鬼子攻占赤峰，继而又占领了热河省首府承德。为了加强统治，日伪还给赤峰的一些地方改了名字，比如将韩起柳改名为汐子，将四家子改名为二龙。1941年，日伪又开始折腾，将伪喀喇沁右旗政府所在地改址，迁到一个叫李连窝铺的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因为附近有一大片平地，日伪就称其为“平庄”了。那时候，李连窝铺村有一个大地主，叫李建明，略懂些堪舆之术，认为新取的名字不好，不如叫“太平庄”，但贡桑诺尔布之子笃多博和日本参事官久井二郞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仍然启用了“平庄”这样一个名字。
日本人占领赤峰后，为了防止老百姓进行武力对抗，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收缴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武器。1939年，喀喇沁右旗伪公署还没有建立，平泉一带都由新安屯村公所管辖。当时，这个村公所设在十大份村，也就是后来的山前镇政府所在地，伪村长叫周紫炉，黑水伪警察署负责治安。黑水伪警察署有一个警尉叫杨禹廷，心狠手辣，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当狗，做事从不留后手。1939年7月的一天，气温非常高，正在伏天，杨禹廷来到十大份村监察收缴武器的情况。他告诉伪村长周紫炉把各甲的甲长及附近村民全都赶到村头的老爷庙前，说是要集中训话。杨禹廷还让周紫炉把他讲话用的桌椅放到老爷庙供桌前的阴凉处，却让老百姓都站在庙堂外的大毒日头底下。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1点，杨禹廷喋喋不休，唾沫星子横飞，逼着老百姓以甲为单位上缴武器，交不出来或交得不满意的要先给甲长灌凉水。第一个挨灌的是兴隆庄的张子千，第二个是山前甲的李万军，第三个挨灌的是十大份的袁喜臣。这三个人都被凉水灌得服贴贴的，认怂了。最惨的是冷水塘村一个姓景的地主，外号叫景大喇嘛。有人举报景家有枪，景大喇嘛却死不承认。最后，景大喇嘛被灌得顺着头发根儿冒血水，也没服软。老百姓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都站出来给景大喇嘛求情，杨禹廷这才放人，总算是没灌死人。杨禹廷在十大份村一直折腾了两天，把老百姓逼得连厨房里的菜刀都交出来了。可是，杨禹廷还是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扬言道：“明天见，不整死你们几个，你们也不知道我姓杨的厉害。”老百姓害怕又要挨整，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由那几个挨灌的甲长牵头，买上一些香表，到老爷庙去烧香磕头，求老爷显灵把杨禹廷赶跑，并许愿说如果能赶跑姓杨的，愿意出资为老爷庙的老爷唱6天的大戏。
那天傍晚，杨禹廷在十大份村吃饱喝足了，由伪村公所的行政主任张景山、干事王大麻子等人陪着在宿舍里打麻将。玩到近半夜时，杨禹廷困了，有些犯迷糊了，突然站起身来，指着墙角惊叫着：“你们看，那里站着一个没有脑袋瓜子的人，快看呀，过来了！”他一边喊着，一边从腰里掏出手枪，朝着墙角就开了一枪，子弹竟然在枪膛里炸了，压根儿就没射出去。如此一来，这个姓杨的坏种算是被吓破了胆儿，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开会时，再也硬气不起来了，而是非常客气地对到场的老百姓说：“不是我姓杨的心狠，我也是官身不得自由呀，所以才在一怒之下说了些过头儿的话，办了些过头儿的事儿，望你们多多担待吧！武器回收的问题嘛，我想大伙儿也都尽力了，现在交上多少我就先拿上多少。如果哪位家里还有，一时又想不通的，那就等以后想通了再交也不迟。不过呀，大伙儿也都明白，私藏武器总是犯法的，大伙儿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因为黑水那边还有好多事儿需要我回去办，所以兄弟我就此告辞，以后的事儿留给周紫炉村长全权办理吧。”说完，他便灰头土脸地滚蛋了。杨禹廷走了以后，十大份村真的唱了6天大戏。
周大村长
周紫炉这个人是一个官迷，只求自己发财升官，很少给老百姓办事儿。因此，日本人就让他当了新安屯的第一任伪村长。
这一年，日伪为了搜刮民财，想出来一个“储金”的馊主意，也就是通过各村逼迫各甲的老百姓按人头交一定数量的资金，放入日伪专设的机构里无息存储。此令一下，周紫炉便把所属各甲的甲长召集到一起开会，强行下派任务。当时，平庄甲有两户有钱的人家，一是张会川家，一是周放家，其中张会川的儿子张运全在热河省伪政府任职。周紫炉觉得这两家都是用得着的，便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回去做好老百姓的工作，张会川家的‘储金’任务给兴隆庄，周放家的任务给砖瓦窑。除这两家外，其他人家必须如数尽缴，不得拖欠一分钱。”听了周大村长的吩咐，手下的人当然明白这是不让张家和周家吃亏呀，便说：“我们可以召集村民开会，但如果张家和周家不交，别的家我们也保证不了全交呀。”周紫炉就说：“我让你们咋办，你们就给我咋办，出了事儿与你们无关。”手下的人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各自的甲里，把周紫炉的意思跟老百姓讲了。老百姓一听，马上就炸了窝儿，有人提出到日本参事官那里告状。可是，日本参事官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如果真把这事儿告到那里，周紫炉可能得掉脑袋，于心不忍呀。这时，有一个甲长听说黑水伪行署的署官吴桂清还算能办点儿人事儿，比较清廉公正，便出了一个主意，选三个代表到黑水找吴桂清，但不能说告状，只是说咨询一下周紫炉的做法是否可行。这样，一旦告不犯周紫炉也有一个退路。于是，这个甲长带着三个代表来到黑水并找到了吴桂清。吴桂清听了这四个人的“咨询”后，当时就给周紫炉打了电话，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让这四个人回去后要严格执行原定的计划。这四个人刚刚到家，周紫炉就把那个甲长叫到村里，埋怨那个甲长不该告他的状，并严令在5天之内必须把储金缴齐，否则绝不轻饶。当天晚上，周紫炉还骑着马跑到平庄甲，把村民叫到一起训话，还说：“我姓周的从来办事儿都是一碗水端得平平的，我根本没说过不让张家和周家到别的村储金。这话如果是我说的，我他妈的出了这院门就腿断胳膊折。”训完话，周紫炉要回村，站在石台子上往马上一跨，马受了惊，把右胳膊摔断了，在家里一直躺了半年才好。老百姓都说这个周紫炉不干好事，这是天报应。
不久，周紫炉被调到新井子村当伪副村长。为了能坐上伪正村长的位子，他在日本人面前大搞“政绩工程”，视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对缴不齐大烟干的老百姓下手狠，绳吊、马拖、灌辣椒水。平庄第二次解放后，周紫炉知道自己要玩完了，想骑着马逃跑。谁知他在高粱地里转了一宿也没能跑出平庄，第二天早上被民兵活捉了，当天就被枪毙了。
“灭共”大会
1943年前后，八路军在平庄地区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4年6月份，为了虚张声势，掩饰侵略本质，由喀喇沁右旗伪公署牵头，在当时的平庄南市场组织了一场所谓的“灭共”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显得规模大一些，面子上好看一点儿，伪公署通知各村都要组织老百姓前来参加，凡是参加大会的群众必须要拿上一件“武器”，比如铁铣、镐头、扁担等，还要以甲为单位列队出场，美其名曰“挺身队”。为此，平庄火车站也将往返于赤峰与叶柏寿之间的火车加密到每个小时一趟，增加运力。据说，若干伪热河省议员和邻旗的伪职员们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那几天，在平庄南北主路两旁，日伪人员每隔十米立一个用纸扎的八路军像，脸形如鬼，胸插刺刀，并立的还有很多反共标语。在南市的主会场，从东到西并排搭了6个戏台，长约800多米。戏台的上和两侧也全是用彩纸写成的反共标语。
按照日伪人员的意思，这场大会的会期为5天，先是由一些汉奸政客上台演讲，污蔑共产党，举起火把把纸糊的八路军像烧掉。然后再请来一些当地有名的戏班子唱了几天戏。但第一天正式开会还不到一个小时，五六千群众刚刚进场，便下起大雨来。雨刚下时，人们还能打算伞或披件衣服坚持一会儿，没想到雨越下越大，不到中午便散了场。接下来的三四天，也是天天下雨，在路两边立的那些纸人、标语以及戏台子全都被浇得一塌糊涂。对此，日伪人员摇头叹气，老百姓们却暗自高兴：“共产党人都是顶着星星下凡的上界神仙，开灭共大会是违抗天意，老天爷都不赞成，所以来一场大雨给这场大会浇散了烟。说是灭共大会，不如说叫‘灭国大会’，看来小日本要完蛋了吧！”
1944年春天的某一天，喀喇沁右旗伪公署内搞活动，伪职员和所有驻平庄的日本人列队在伪公署院西北角的大会堂前举行升旗仪式，吉池的全家也都来参加了。在升日本国旗时，刚刚到旗杆的三分之一时，滑轮出了故障，膏药旗再也不往上爬了。为此，吉池的妻子从会场回来时，情绪非常的低落，她说：“通过今天的升旗，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呆不了几天了，平庄的将来还是中国人的。”这可能是日本人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吧。
哄抢组合
1943年前后，日伪在平庄成立兴农合作社，社址在后来的医药公司大院。这个兴农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泽田，另一个就是吉池。日本人为加强其统治，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还强迫老百姓种大烟，在平庄城区设立“鸦片组合”，地址在后来的平庄基建公司院内，具体负责全旗的鸦片种植、管理和收缴工作。当时，喀喇沁右旗平均每年种植鸦片约20000多亩，产烟干约40000两。大烟在当时非常的值钱，一般合七八斗小米（每斗一百斤）一两。
每年的开春，鸦片组合规定每亩地的上交数量，再由村、甲逐级下派给烟农。为了确保烟干任务的完成，日本人及其走狗们对不按规定数量上缴烟干的烟农使用灌辣椒水、老虎凳、罚跪、吊打等多种酷刑加以逼迫，致使许多烟农被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他们还开设烟馆公开毒害中国人民，许多烟农由于家里有大烟，常用大烟治病而染上毒瘾，进而家破人亡。为了反抗日本人，烟农们往大烟膏里掺假，最常用的办法是在大烟膏子里掺豆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第三天就在平庄发生了群众哄抢鸦片组合的事儿。参加哄抢鸦片组合的有平庄街里的，有公格营子的，西六家的，上水泉的，新窝铺的，十大份的，七家、五家、乃从、美丽河、马蹄营子、太平地、山前、马架子、新安屯、冷水汤、朝阳沟、黑山洼等村百姓，人数达六七千人，大多数是穷苦的百姓。当时，平庄的这个鸦片组合有大烟砖5000多块，每块10斤，大烟缸200多口，第一天抢的多是烟砖，第二天抢的多是大烟膏子。在抢大烟膏子时，有的用水桶，有的用脸盆，有的用铁锅，有的用帽子，有的用衣服上的口袋，还有的干脆跳进大烟缸里，让衣服和身体沾满大烟膏子，有的甚至因穿着衣服跳进大烟缸被毒死了，有人搬着大烟砖走到旱河西被人砸了杠子的。与此同时，北兵营、硝磺厂、兴农合作社、伪公署大院、火车站等地也都被哄抢了，据说光在北兵营的松木板子房就被拆抢了一个月。在哄抢伪旗公署大院时，群众与伪警察署的保安队发生了冲突，一个叫徐永树的伪警察把新窝铺村的侯国英打死了。
日本人没投降之前，特务股是喀喇沁右旗伪警察署的一个重要职能机构，其办公地点在伪旗公署大院东墙外，设有水牢和地下监狱。特务股兼有刑侦和刑警两种功能，经常抓人打人，无恶不作。平庄地区的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特务股了，走路时都不敢经过特务股的大门口。徐永树就是这个特务股的刑警，他与一个叫徐亚东（一只眼，外号叫独眼龙）的水牢头，都好打人，老百姓背后都说他俩是坏种。日本人投降后，伪警察署的伪警察们成了没娘的孩儿了。但他们不甘心，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保安队”，以制止老百姓哄抢日本人资财为名，从中捞取好处。日本人逃跑后的第三天，新窝铺村的村民侯国英到伪公署抢东西，被徐永树开枪打死了。共产党接管平庄后，侯国英的弟弟侯国新到农会告发了徐永树，徐永树被抓住后处决了。
苏联红军进入平庄后，共产党逐渐接管了政权，这场大哄抢才得以慢慢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