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中卫有个百年商号“尽盛魁”, 她的荣辱与莫家楼息息相关

“尽盛魁”系商号名称，由今中卫市柔远镇镇靖村刘家夹渠刘氏家族创立。明朝时搞“卫所制”，始有“中卫”之名。镇靖村当时称“前所营”，柔远堡称“中所营”，都是属中卫管辖的守御地方的屯垦军事组织。刘氏先辈刘成平撰于1896 年的《源流家谱》一部将时间的上线划在1698 年(康熙三十七年) ，从第五世尚字辈开始，其上还有四世，无疑这四代先祖应处于明代，刘氏家族最早的祖先应是明代中卫前所营有军籍的人员。尚字辈以下有善、文、永、天、学五世，计十世，历300余年。刘氏五世先辈刘尚录有二子，长子刘宝善，次子刘尽善，就是刘尽善创立了商号“尽盛魁”。刘尽善生于1886年，加上其父的有生之年，至全国解放后1954 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恰好一百年的历史。

百年“尽盛魁”经刘尽善、刘文儒(宗相、汉卿)、刘永祥、刘天聪四代人接续传承经营，顶峰时期拥有总店、分号七八处，17 处销售点，办事处七八所，烧房（酒坊>一座，油坊一座，当铺二爿，雇用先生（账房)35 人、相公(店员)60多人，有骆驼300多峰、羊400 只、土地280亩、县乡宅院6处、花园3处（莫楼1处、新墩2处)。业务经营范围北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东达包头、北京、天津，南到固原、西安、汉中，西越兰州。是中卫乃至宁夏的巨商富贾。

商号“尽盛魁”从其先祖刘尽善的“尽”字起头，“尽”是尽善尽美、尽心尽力之意，把力气全部使出来，使之达到极限;“盛”指兴隆、丰盛、充足；“魁”，是高大、伟岸，在同辈中才华居于前列者。由以上辨析，不难看出刘氏先祖创业奋斗的决心、意志、毅力和以“尽盛魁”冠名做商号的良苦用心，中国古代出现的大商人范蠡（春秋未) 、白圭(战国时期) 、胡雪岩(清代) ，均被公认为“商圣”。他们在各自的时代独领风骚，成功的途径虽然各异，但其经验一脉相承，都适应了商业市场的规律 。“尽盛魁”其势力与影响力虽不能与之相媲美，但成功经验却有相似之处。

综观“尽盛魁”从起始、发展壮大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以下几点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具远见卓识，及时把握商机

清光绪末年，新墩官盐局收储外运的盐日益增多，急需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再建盐仓、骆驼场子以及办公用房。这要占用不少耕地。当时，新墩居民受狭隘的小农业经济思想支配，仍然重农轻商，有的富户虽然身在船、炭、商贸行列中，但仍依附于农业，缺乏远见，看不到商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不愿让地给盐局扩建，于是新墩盐局不得不另选新址搬迁。

在新墩从事盐业驮运的“尽盛魁”店主刘尽善看到盐业对一地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得悉盐局急需搬迁另寻新码头时，深感遇到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便带头并联络莫家楼地方民众，让出耕地，欢迎西北盐务局中卫盐场公署搬迁到莫家楼。盐场公署迁到莫家楼，莫家楼码头便成为中卫县位居经济首位的转运码头了。

刘尽善洞悉盐业经营的巨大利益，有远见卓识。盐局搬迁至莫家楼的事，他哥哥刘宝善就很不赞成。刘尽善说服哥哥与其共事。不仅让出他家在莫家楼的土地，还在盐局未建成前，先在与莫家楼毗邻的镇靖堡刘家祖产的耕地上，围起倒盐场子，暂代盐仓，人称“刘家盐房子”，帮助盐场公署在盐仓未建好时就开始了盐业的运营。

盐场公署设场长一人，下设财务、产销两科，配有武装缉私队。整个机构的规模比新墩的官盐局大得多，占地一百余亩，仓库管理及司秤人员共60 多名。盐场工资待遇较宁夏省属人员优厚，按月发放，因而盐场工作人员一职很为一些人所注目。有的教师想当盐场录士，还得报名考试。

莫家楼盐场公署建成后，原在新墩的“全兴盛”(王明德、王恩鸿经营)、“楚茂隆”“裕泰和”“恒兴成”以及姚家粮店等盐店、粮店，也随之搬迁到莫家楼，以后又新增乡绅刘端甫家的“余庆恭”、赵鸿典（河北人)开设的“鸿泰店”、莫楼人氏李自明的“春兴永”及一家回民开设的粮店。一时间，中卫城乡豪绅、富户的资金都投向莫家楼的盐运业，以获得商业上的巨额利润。

实施盐业经营的大转移、盐场公署的建设，及其建设期间的盐运营业不停歇，刘氏家族是最大的功臣，最大的商机自然为其占有。

诚信灵活经营，获得人脉和信誉

莫家楼码头的特点，是以盐运为主，河上航运业已退居其次。特别是自民国26年(1937 年)抗战爆发后，宁夏以东、华北诸省区相继沦陷，海盐，山西潞盐、运城盐停运。豫、陕、陇东等地民众的食盐，都仰赖中卫运盐至平凉、固原、西安、汉中等地。于是中卫盐场公署盐的转运业务，就更加紧张繁忙起来。

莫家楼各家粮店中，“尽盛魁”由于经营时间长，资金雄厚，蒙汉贸易关系好，因而业务范围广，生意做得活，发展较快。在其经营高峰时期，仅本家用于驮盐的骆驼，就有300多峰，有大小几个骆驼场子，其用人和占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另有更多的蒙驼驮盐到莫家楼盐场，盐场将蒙驼盐储仓后，开给票据，蒙民到“尽盛魁”凭票装取粮、酒、烟、茶以及布匹、绸缎等物，并就此食宿。晚上，“尽盛魁”有专人到盐场结清当日各驮户的账目及领款手续，第二天一早返回蒙地，不费时日。而蒙民应办的一切运盐手续，统由“尽盛魁”出具的凭证与盐场结算 “尽盛魁”成为盐场公署的一个分理机构，其办事抽佣金百分之五。

平凉、固原南路盐商运来的百货、杂货、山货以及各色杂粮，也多在“尽盛魁”卸货销售，凭票到盐场装盐运回，其账目手续也由“尽盛魁”账房与盐场结清。“尽盛魁”东家兼经理刘汉卿忠厚诚实，做生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得蒙民及客商信任。为了方便驮户“尽盛魁”还在省外终运地——固原、宝鸡，西安、汉中等地设专人驻守，似今日之办事处一般，清理起运时扣留的半数运费，并处理其他要办的事项。

“尽盛魁”还派人在蒙地大量收购畜产品皮毛、发菜，从平凉、固原购进核桃、花椒等山货。这些土特产除在本地交易外，还和本地特产枸杞一起运往天津销售，这也是营业中的大宗生意。当时蒙民受通行货币贬值之害，均不愿收流行纸币。“尽盛魁”为使牧民免受损失，无论收购皮毛，还是结算驮盐运费都以实物相交换，双方论价公平合理，“尽盛魁”以账目为依据，不欺瞒，不压价抬价，因而赢得蒙民的信赖。因之，“尽盛魁”与左旗的达里札雅王爷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受到王爷的保护，“尽盛魁”在内蒙古的商贸营业从未遭受过诸如抢劫之类的损失。

解灾凶，变祸为福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尽盛魁”不欺压百姓，老百姓口碑不错，“尽盛魁”做生意，恪守经商之道，不以势欺人，不尔虞我诈，同行中信誉颇佳，但在一些权势者眼里，“尽盛魁”财富迅速壮大，却使他们心生嫉妒。这种畸形并带有仇视的心态，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尽情发挥。

祸端终于发生了。

民国24年(1935)腊月初九黄昏，“尽盛魁”钱柜被盗，丢失省钞1250元(约合银圆500 元) ，报莫家楼派出所查找破案。派出所所长姓杨，是“尽盛魁”的常客，接到报案，心想财路来临，喜上眉梢，立刻率警员到现场侦查。找嫌疑分子轮流拷问，折腾了3 天，弄得鸡犬不宁，却没有结果，耗去事主大量烟土酒肉。

接下来确定了嫌疑人徐大手，重刑之下徐大手如实招认。当时刘汉卿尚在天津，二掌柜刘永祥除用酒肉招待警察，又奉送辛苦费100 元。

徐大手名生财，有偷窃毛病，外号“大手”。杨所长从徐大手身上搜出不到百十元省钞，又抄家，只搜出店内包钱专用的旧账纸。杨所长不轻易放弃难得的追赃肥己的机会，连续严加审问，致使徐生财在刑杖之下几次气绝，但钱已被徐生财挥霍殆尽，追回已无可能。可杨所长另有打算，在其授意下，徐大手供说是“张子全叫他去偷，钱都给了张子全”。案情转而复杂，而这正是杨所长所要的。

张子全年轻能干，曾替掌柜数次到天津承办商务，仕途正红，哪想到祸从天降。在酷刑拷问下，休克多次，只含混应承“有”，再要他答应退赃，则“没有”。杨所长苦思冥想，已黔驴技穷，只好将案件并罪犯上交县警察局。

局长张干臣，更是刘汉卿席上的常客，接案大喜，招财的机会来了，即着办事老练的刘巡官认真审理，务必追出赃款。可此时的情况是：徐大手是一只死耗子；张子全家道早已中落，苦无积蓄；事主“尽盛魁”是只大肥羊却因大掌柜不在，手下还以为县警察局长会向他们说话，竟致没有人送钱。刘巡官无奈，便独自骑马直奔“尽盛魁”处，坐在柜房传来有关店员问话，回时只得辛苦费100元。接下来坐堂审问，各种刑具用尽，张子全死去活来，奄奄一息才开恩停审。

后来驻军借机介入此案，旅长马英才窃喜，办案意境更高。团长秉承旅长旨意，命参谋写了一篇《富商与小民》的文章，说刘汉卿私设公堂，屈打小民招认做贼，送《宁夏民国日报》发表，又叫张子全向马鸿逵主席递上诉冤状，要求惩治富商。

《富商与小民》一发表，就轰动全县，刘汉卿顿感事态严重，意识到地方权贵、军界有沆瀣一气、借机制造事端、大敲竹杠之势，不破财是不行了。他权衡利弊，为暂避风头，立即到定远营(巴音浩特)达王处“躲难”，乘机请王爷向马鸿逵说情。然后一面打通军队的关节，一面积极做张子全的工作。

军队又把《富商与小民》编成话剧，由参谋、副官们担任角色，在县城高庙戏台公演。剧中的刘汉卿做尽坏事，是个作威作福的坏人。他满面杀气，眼斜口歪，坐在公堂后喝令吊打张某。舆论对刘汉卿更加不利，好在他已四处活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斡旋，所谓“好话说到，礼物送到”，终于达成协议。刘汉卿为了此案，送马鸿逵花园一座(新墩花园)，送达王，“宝雨衣”一件，其他有关人员均各有送。此事结束，刘汉卿非但声誉无损，反倒当上了中卫县的参议长、宁夏省参议，身价倍增，在政界说话也举足轻重了。一股掀天的巨浪被刘汉卿轻而易举平息了下去。

倡办地方善事，赢得乡誉

刘汉卿继承祖业，发展壮大了“尽盛魁”产业，成为中卫乃至宁夏巨商富贾。“尽盛魁”带动了莫家楼及全中卫县经济的发展。鼎盛时期，莫家楼每天有几千峰骆驼进出，上千人参与盐业市场活动，杏仁、粉条、香烟、水烟、白酒、香表、纸张、布匹、绸缎、棉花、中药材等四五十种日杂货物罗列于莫家楼大街，莫楼人自豪地说：“中卫城里有的，莫家楼有；中卫城里没有的，莫家楼也有。”1937-1945年，是莫家嵝鼎盛时期，盐务局及各大商号仅在此一地就雇佣临时工近1500人。 短短一条街有酒馆5 家，赌场多处，中卫县本土戏班和外来的戏班经常在这儿演出，连卖娼者也有十余(家)人，不挂名称，多在晚间接客。

在当时，一担盐可以换取三担麦子，在盐务局背盐的工人，虽说辛苦，但一人劳动可以养活四五口人。跑贩运者获利更多一些。记者宠戈在《塞北江南的中卫》中写道：“村子里的人民和盐场里的工作人员相处很好，上午从事农业，下午搬运盐包到河岸，每天得两毛钱的工资，用车运的可得二元左右。因为有这项副业收入，所以人民生活比别的村子的人民倒宽裕得多。”“由盐场筹款办有小学一所，男女兼收，因为办理完善，入学儿童异常踊跃。”

刘汉卿乐善好施，经常带头兴办地方公益事业，并号召各字号赞助办学、建庙，支持砖塔庙会唱戏，每次都花费五六百银圆。曾先后赞助修桥5座，筑路10公里，捐款600银圆。兴办莫家楼学校，捐献800银圆。民国18年，甘肃大灾，出资500银圆设粥场赈恤救济灾民。本地春荒时，每年都捐出粮食数十担，解决附近农户籽种和吃粮之急。今古稀之年的高级畜牧师王学仁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他奶奶死了，家里穷，没有坟地，“尽盛魁”掌柜送给他家一块地埋人，还给了一袋子黄米解决吃粮困难。1933年春，刘汉卿前往京津办理对外贸易，途中住包头悦来客栈，适逢中卫旅平学生潘钟林(共产党人)等十余人无钱回家被困在包头，刘汉卿得知原委后，即令其侄刘永祥兑给路费，使十多位中卫学生顺利返乡。

刘汉卿平时做善事、好事，关键时刻济人难，慷慨大度，赢得地方百姓一致好评，许多人把他叫作“善人、好人、恩人”，刘汉卿发财致富不忘乡亲，难能可贵，他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文化传承，仍然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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