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涵养了中华文明

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根，文明之基。长江养育了长江文化，养育了中华文明。

5000年前，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发现旧石器早期巫山人、元谋人，长江下游出现的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时代可以早到170万年到200万年间，这是迄今东亚区域最早的人类和文化遗存。

长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目前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制作技术诞生地，长江流域先民发明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技术、木船制造技术、漆器制作技术等，在浙江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等，都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存或造船与漆器制作遗存，那些令人惊叹的榫卯技术实物为后来中国乃至东亚区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和家具工艺开启了技术先河。

5000年前左右，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的标志性遗存。在这里，保存着具有都邑性质的古城、高等级祭坛式墓地、发达的农业水利系统、巨大的水稻仓储设施、宛如天工的玉礼器系统及其他先进的手工业如丝织、竹编、牙雕、石器、漆木等遗存，还有遍布于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的不同规模和级别的良渚农业聚落群，都展现出这一中国时代最早的区域性古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创造。

到距今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流域最终形成了三个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吴越文化圈。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三大文化圈都有非凡的创造，有的文化成就影响极其深远。如长江中下游的青瓷及其“龙窑”烧制技术，楚国发达的漆器工艺，吴越国家的铜剑铸造技术和航海技术，吴、越、楚国的铁器冶炼技术、丝绸纺织技术，齐人孙武在吴国完成的《孙子兵法》，楚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等人创造的“楚辞”文化成就，楚人老、庄完成的“道家”学说等，都代表着许多开创性的业绩。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等都因西汉而得名，而汉文化体系中便包容着大量楚文化要素。我们从西汉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楚文化在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六朝，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文化之中心

长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从汉唐之间的六朝时代开始的。公元220年进入三国时期，当时长江流域上游有蜀汉政权定都成都；中下游有东吴政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又有副首都在中游的武昌（今鄂州）。孙吴以南京为中心，开挖了连通江南运河与秦淮河的人工运河“破岗渎”，这是把长江支流秦淮河第一次纳入大运河系统的重要工程。孙权还以今南京为中心，充分利用“通江达海”的有利条件，派海军或使臣去辽东、夷洲（今台湾）、扶南（今东南亚柬埔寨等地），开辟了长江流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事业。

西晋末年，晋室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到达原东吴都城及江南地区，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发展，江南经济文化迅速发达。都城建康，人口多达百万左右。沿江一线，大城市众多，著名者就有益州、荆州、雍州、湘州、江州、郢州、南徐州、广陵、毗陵郡、义兴郡、吴郡等。整个六朝时代，人才荟萃，文化成就突出，在建筑、哲学、文学、科学、史学、教育、书法、绘画、雕塑、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艺术作品及著作等，有的作品或著作迄今还属于经典之作，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昭明文选》，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谢灵运和谢朓等人的诗歌，周兴嗣的《千字文》，徐陵的《玉台新咏》，萧绎的《职贡图》，常璩的《华阳国志》，葛洪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慧皎的《高僧传》，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其时，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文化之中心，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唐宋，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格局大体定形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谓长江下游区域是“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胜地。长江下游的扬州和上游的益州成为全国性大都市。在长江及大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过去的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对外交往的中心也渐次南移，扬州、明州（今宁波）、青龙镇（在今上海）都成为重要的国际海港。“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的格局便大体定形。

据国内外史家研究，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史载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冠，时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宋代国家财政中，商业税占到财政总收入的70%左右，当时商业税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北宋年收税40万贯的城市有东京和杭州2城，长江流域占其一；20万贯的城市5个都在长江一线；10万贯的城市18个有17个在长江流域；5万贯以上的城市有31个，其中18个在长江一线；3万贯以上的城市有43个，其中23个在长江流域。两宋时期，西北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发达，长江一带设负责外贸机构“市舶司”的城市有杭州、明州（宁波）、苏州、润州（镇江）、温州、江阴军（江阴）、嘉兴府（秀州）的华亭（松江）、澉浦（海盐）、上海镇（上海）等。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教育发达，科技称雄，民间书院兴起，理学兴盛。有关四大发明，毕昇是杭州人；沈括在镇江完成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撰著；火药及火枪制造中心主要在江陵、安陆、寿县等地；指南针已用于海上航行。宋代长江流域名人辈出，古文运动大师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南宋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词作大家晏殊、苏东坡、周邦彦、秦少游，著名诗人文天祥等，皆是长江流域的文化巨子。

元明清，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经济高位，推动文化兴盛和思想创新

元代的长江流域，出现了黄道婆这样的纺织技术改革家。特别是元代在景德镇创烧青花瓷，景德镇发展成为中国及世界的“瓷都”。

明代早期，朱元璋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明朝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制度。朱棣迁都北京时，实际是把南京的国家文明体系迁往北京，包括其宫室、陵寝规划建设制度等均移自南方。国家经济上更是依赖南方，明代学者丘浚说“天下之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而苏州尤甚。”明清三大织造中心（南京、苏州、杭州）都在长江流域；瓷都景德镇、陶都宜兴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明代的南京人口达百万左右，是沿江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借助长江运道，一举成为海上丝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

明清时代，长江流域已经是人才渊薮。位于南京的国子监，一度学生规模达到9000多人；“江南贡院”作为长江下游科举重地，苏州则成为“状元之乡”。从更大的范围而言，明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的高位，由此推动了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复兴的湖湘学派等。其中“湖湘学派”起于两宋，到明末清初以王夫子为代表，形成名家层出的态势，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魏源、陶澍、贺长龄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展现了该学派经世务实、爱国体民的优良传统。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

1840年，“鸦片战争”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在侵略者的严酷挑战下走上艰难的现代化历程，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从上海、宁波、南京、武汉等城市“开埠”，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发生，从“洋务运动”兴起，到“维新运动”的参与，从“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到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到瑞金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从于都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到“遵义会议”召开，从“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战胜利，从打响“渡江战役”到新中国成立……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

万里长江，浇灌了长江文化数万年之花，哺育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果实，滋养着近现代无数的仁人志士持续奋进——他们立足长江，面向世界，探索着天人合一、知行圆融、家国情怀、大道之行的至理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