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温州读书报」原创内容，选自2021年第4期二版
《历史学家陈垣》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的住所：“是一个很宽阔的院子，一所中西合式的房屋，配着许多的小房，是很好的住处”。
贺逸文进门后感觉好像入了“图书馆的书库”，于是想起了陈垣说的“我是书堆里的人”的话。访问记里说陈垣“脸上时常地逗留着笑容，使人觉得可亲。”“他说话的态度总是很谦虚的，尤其是关于学术方面的问题，更是自谦地谈论着，而且有的问题，他也很愤慨，他的热血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关系而有所消退，更不因为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而自满足。”《史学家王桐龄》写北师大史学系教授王桐龄的住宅：“很宽大，旧式的房屋同矗立天空的古槐，古色古香，另有风味”，王氏的书房在最后的一进，门前树木很多，清净幽雅。屋内陈列着许多书籍，其中有不少是从日本搜集到的有关历史的书籍，“在那里是很适宜一个学者做研究工作的”。访问记里说:“王氏在学术界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他还是度着勤苦研究的生活，对人更是诚恳和蔼，使着你会时时地想去与他接近。”《刑法专家张孝栘》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张孝栘的住宅：住宅“很深，他的书房在最后的院子里。这是书房与客厅相合的，除去书房同客厅应有的陈列器物外，最值得我们述说的就是许多名贵字画。因为他的老太爷是逊清名画家廉卿先生，所以凡是与廉卿先生同时的书家字幅也很多”。访问记里记录了张孝栘解释他“坚不赞成子弟做官”的理由：“本人虽未曾为行政官，但对于官场情形尚知梗概。凡以官位职业者，容易养成奢侈怠惰的习惯，而使子弟有依赖性。即如前清的时候，凡青年子弟都是弄个官去做，所以学术不能发达，社会事业不能进步，把许多聪明才力，尽消耗在这个'官’的一个字里，那么国家社会的前途，还有希望吗？个人的独立性，还能存在吗？因此本人不愿子弟做官……”《外科医学专家刘兆霖》一文写北平大学医学院主持外科的刘兆霖教授，“住在一个古旧的四合院中，屋内陈设也很是俭朴。”刘兆霖采访结束后送贺逸文出来时说：“我们教书匠能够有这样的住处，已经是不容易的了。”独门独户四合院居住，刘先生感到了很满足。访问记里也记录了刘兆霖教授的谈话：“中国教育事业本来很苦，就是现在比从前好得多，仍是苦的。民国十三四年的时候，尤其苦，月薪本就有限，而又时时欠薪。在那时，吃饭都很困难，可是我认为从事一种事业后，不应当因艰苦而变移，所以在二十年中，并未到别的地方去服务，虽然也有很多机会可以使我脱离的。”《农学家刘运筹》写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住在西城有历史关系的地方。一个古老式的院落，但是很旷大，树木参天，在人烟稠密的西城，却是不易得的。他的客厅，是在西屋内，布置得朴素精致，中西并陈。”上述所举例子，大多是院子里花木扶疏，即使是朴素的陈设，也都是能够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有的更是三进或更多进的宅邸，“宽阔”“雅致”“精致”等等是上述访问记里所常常出现的描写住宅的形容词。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一家居住的是学校提供的住所，这个住所原先是工厂的旧址，1934年被清华改建为教授住宅，“一所所的西式房子栉比着，四周旷野，不啻为世外桃源。”根据《社会学家潘光旦》一文所记，可知潘光旦的住宅朝南，有院子，房子有前廊，房间的布置“朴素”“优雅”。清华提供的住宅，房租只收三十元，所以贺逸文在访问记里说:“这样的优渥的待遇，自然是能够使学者安心地研究。”还有的访问记，虽然没有描写整个住宅，但也写到了书房或客厅。也举几个例子。《师大十二年音乐教授柯政和》描写北师大音乐学教授柯政和的客厅：“布置得非常清雅，一架大钢琴同乐谱架子，表现出他的职业……”柯先生的夫人“很客气地招待”，“柯氏自己……对人总有些和蔼的态度。”《对西洋文学有深刻研究的梁实秋》一文，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梁实秋的居所，“他的客厅里，虽然是中西式杂陈，但是西式的沙发，同旧式的硬木几，都放得很适当。假若稍有移动些的话，恐怕就要失去了它现在的雅致了。”《机械及土木工程专家王季绪》写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王季绪的书房，“那里除开成箱满橱的科学书籍外，两个书桌上，还零散着实验的工具。”贺逸文说在他所看见过的书房，这是王季绪的“书房内独有的特色”。王季绪对记者说：希望政府、工业学校、各工厂都团结起来训练技术人才；边陲各省应多设工业学校、开办工厂。《国际公法专家刘世传》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刘世传的书房：“书房地方很简单，除开了一张三层书桌外，只有几张椅子。华贵的陈设，这里是没有的。据说刘氏来自田间，虽然从前受过浮华的熏染，现在一个月有数百元的进款，仍是很俭朴，包月车都不肯用，家中也只有一个女仆，照管一切”。贺逸文因此以为这几点“很可以给别人做模范的”。《工业化学家刘拓》一文描写了北师大理学院院长刘拓教授的客厅。贺逸文遵着约定的时间去访问工业化学家刘拓，“仆人引导至客厅。那是个很美丽的地方，陈设些桌椅，光可鉴人的地板铺上雅致的地毯，墙上稀落地挂着些字画，与富有古意的灯罩，非常别致。”《生物学家郭毓彬》一文描写了北师大生物系代理系主任郭毓彬教授的客厅。贺逸文在薄暮的时候去访问生物学家郭毓彬，贺说这个时间“最适合谈话”，“叩门后，经女仆谨慎地审问一番，才被引导进去。郭氏的客厅在外院东屋，布置得很俭朴。两个书架上，陈列着许多西文的生物学及体育书籍。书桌上放着一张大的地图，或是他最近对于时局还很留心的。我在静寂中等待了一会，郭氏方从内院出来……”《植物学家刘慎谔》写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主任刘慎谔教授的客厅：“那是一个现在最流行的客厅的样式，一堂硬木的中式桌椅，配着沙发同地毯，墙上悬挂着康有为同徐悲鸿的字画，明窗净几，令人留恋。西头摆着几盆菊，甲南渐高，诸色相间，花瓣或闭或放，点缀着几案，更是精彩引人。”记者在客厅里还能听到“院中飒飒的秋风，同落叶随意的声音”，不觉感叹这是“享受”了。上面所举的几个书房或客厅的例子，无一例外都是可以用“清雅”“雅致”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的，而且也常使记者生出“令人留恋”的感受。1937年7与4日，《世界日报》结束了“学人访问记”这个专栏。随后全面抗战爆发。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世界日报》也于这一年的11月20日在北平复刊，“学人访问记”专栏重续，这时的采访记者换做了王景瑞。《世界日报》复刊重续的“学人访问记”专栏，发表“学人访问记”的起始时间是1945年11月20日，结束时间是1947年1月8日。重续专栏后采访的十五位学人，访问记里则已经很少比较详细地写到这些教授的住宅情况了。可以作前后对照的是北师大史学教授王桐龄先生。抗战结束后，在这个专栏里，王景瑞再度访问了王桐龄先生。采访是在1946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因为记者知道王先生有早起的习惯。王桐龄先生还住在原先的宅邸。记者进院门，首先看到几个工人正在用白灰修抹墙壁。“庭院很恬静，没有一点杂乱的意思。……院里花草树木很多……。”“书房窗前的一架葡萄，弯曲的葡萄藤向西边爬去……一棵枣树，铁直的枝干直矗向灰蒙蒙的天空。……二门外那株海棠树，像是一个谦恭的门卫，微弯着腰站在那里……地面上一丛丛的花草，和矮矮的记者叫不出名字的树……”这是“秋已老矣”的时候了，面对秋末的院子花木，记者说他因此“追想过去不久的盛况，该是一幅描绘得多么美丽得画面呢”。经历战乱，所幸王桐龄先生依然“精神非常饱满”,虽然“王先生胡须已经根根银白了，头发也花白了很多”。记者说他实在“佩服”王先生“那种矍铄的精神”。《世界日报》复刊后重启的这个“学人访问记”专栏，花费这样多的笔墨写学人宅邸，则不多见了。采访记偶有笔墨写到住宅或书房，落笔都比较简单。值得留意的是《北大西语系主任朱光潜》一文里记者对一个细节的捕捉，这篇访问记有这样的句子：“北大教授宿舍曾被日寇居住过，所以外面看是瓦房，屋里都是日本格式。那木制的拉门、窗户和矮床都依然没有变动。”这几句话，给当年劫后的北大做了文字记录下来的留影，含有历史的价值。1947年1月记者王景瑞采访裴文中教授后所写的《北大理学院教授裴文中》里写道：“裴先生很感慨地说着……'教授待遇调整了，听说最多可以拿到八十八万元，这是很合理的，因为生活安定了，才能从事研究工作。’裴先生继续说着。他又说：'最近有一个好现象，便是读书风气已经渐渐养成了，报纸的副刊也好起来。主要的是因为各大学已经复员，北平不愧是一个文化城了。’”记者记录的裴先生的这些话语，或者也表达了对战后文化重建的希冀。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已在1949年2月25日终刊。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将这份报纸上刊登的“学人访问记”专栏文章，汇编成厚厚两册，以《北平学人访问记》为书名出版。我阅读一过，得益匪浅。而我的这篇阅读笔记所关注的仅是访问记里所记录的当年北平学人的宅邸情况，这样的读法或者也是当年采写访问记的记者所始料未及的吧？2020年10月19日-20日初稿，2021年4月2日修改，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