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彭令 | 忆父亲胡登跳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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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山深处的全国著名音乐家——宁中骄子胡登跳
上小学时候，父亲书架上的众多书籍里有两本书，我经常拿来翻看。其中柴可夫斯基和里姆斯基克萨科夫的《我的音乐生活》，让我着迷，除了一些旧照片让我喜欢外，作曲家创作的心路历程更是打动了我。这与我父亲是作曲家有关，我父亲作为一个作曲家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我是有切身经历的。
记得还在幼儿园时，当时“文革”尚未开始，父亲常带我去上海音乐学院礼堂听音乐会。礼堂周围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要教学楼和琴房，南大楼与北大楼。这两幢楼上每个窗户似乎时时都会飘出优雅琴声与歌声。进入这样一种氛围，是令人神往的。听着音乐，我内心深处像着了魔一样，各种情绪随之起舞，甚至会产生各种幻觉。音乐会舞台上多种乐器组成的乐队奏出灿烂音响，从小就灌输到我的耳朵里，这些都是我将来成为音乐工作者的丰富营养。
▲胡登跳与他的书房
父亲的创作及教学任务虽然极其忙碌，但自从我学习小提琴后，他几乎每日，只要有空就见缝插针地指导练琴。这种指导不同于那些父母是小提琴专业工作者的关怀和指导。
起初，我感觉遗憾，父亲并非是小提琴专业，因而不如小提琴专业老师那样内行。小提琴学习过程在技术层面是较复杂的。而父亲对我所强调的却是对于音响效果和乐曲的音乐表现力方面的关注和严格细腻的要求，它包括对调式，曲式结构的了解。他作为作曲家的眼光来看待小提琴学习，与当时我自己的眼光看待的练琴略有不同。我只是认为埋头钻研小提琴技术并不断重复练习，才能达到较深的程度和进度；而他时时提醒我这并非最终目标，音乐的表现及“轻响幅度”等才是。
总之，这是站在哪个角度看待乐器学习的问题。每样乐器都有掌握技术的艰难过程，最终我们必须用一切技术服务于音乐表现。然而如果不时刻记住这点，在这漫长过程中会否迷失方向？答案是肯定的。所谓“演奏是再创作”，这是演奏者的正确方向。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所演奏的曲子都应充满热情与想象力。为了能够更好地用我们的双手展现出乐曲的美，为了能拥有展现这种美的能力，我们才刻苦的练习技术。渐渐的，潜移默化的，它对我的音乐学习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促进我多多思考。逐渐地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从音乐理论到西欧作曲家的趣闻轶事，真是很享受与他谈论音乐的各种话题，受益匪浅。我惊叹他的渊博作曲理论及实践知识。后来读了音乐学院后，才意识到父亲的这种陪伴和指导思想是多么关键和意义重大。它也使我在以后的教学和演奏中始终贯彻它。后来我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与他相隔两地，每次回沪都会与他谈论学校的事以及他的创作。记得有一次，早晨刚醒来的他让我听一段他刚完成的丝弦五重奏的“哀思”一段，问我如何，我说了意见后，他表示很赞同，说“你说的一针见血”。我听了很得意，但我心中更敬重他了。
▲本文作者胡彭令
在物质非常匮乏的困难年代，生活可谓非常清贫和艰苦，但是对于父亲来说，这丝毫没有影响或减弱他对于创作的热忱和灵感。他的勤奋以及他对于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对我说“我并非天生很聪明的人，但我靠的是勤奋，百倍的勤奋”。在“文革”的六七十年代，他曾一度被调到京剧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任创作组组长，工作极其辛苦和忙碌。几乎每日夜晚都看他伏案工作至凌晨。家里没有额外的房间，我睡觉的床就在他伏案创作的桌子边上，我们全家包括妈妈和姐姐，几乎每晚都在听着他创作时轻轻哼唱的曲调中睡着，有时又在半夜被他哼唱“吵醒”，清早八九点钟就要去上班。
胡登跳研究文集
民族管弦乐法
《喂鸡》
《将军令》手稿
《映山红花开红军来》
《敲起战鼓夺丰收》
《胡登跳丝弦五重奏曲选》
“文革”结束后。他回到音院工作。教学、创作、排练依旧忙得不可开交，他以更大热情投入创作。在专业业务领域他与时俱进，不断学习，研究和声的新概念和潮流。我们总是看到他没有一分钟闲着。不是与同事谈系里工作，就是埋头创作或看和声书籍。那几年他创作了丝弦五重奏“欢乐的夜晚”“跃龙”等代表作，这些作品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这些作品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丝弦五重奏组在欧美的巡演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跃龙”作品在1992年曾荣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奖）。那几年，他还创作了其他多种形式的合奏独奏作品。其中“跃龙”是他对于家乡宁海的思念和敬献。作品里体现着他对宁海的深深怀念和眷恋。家乡的山山水水和民间音乐是哺育他成长精神营养。在创作上，在中国的音乐历史长河中，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优秀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它也需要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切实得到了巨大发展，他总结出的经验是民族音乐要有民族性，现代性。既要有创新，也要有情感性。我听到他常说，作为中国的作曲家要立志于推动并使中国的民族音乐走出国门，并立足于世界的优秀音乐之林。这是他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