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三 | 献给母亲的歌（三）

（三）、过年如过关

在农村里有句话叫“过年如过关”。在物质条件十分贫乏的时代，过年也真是难为做父母的人。孩子要吃、穿，上辈要赡养，客人来了要招待，样样都要钱，虽然不要那么很大的开支，但样样都要，当家人真是愁白了头，父母的头发，每过一个年，都会增添了许多。

有一年，过年的气氛都十分浓了，可我家里还是落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终日只看见母亲脸上的愁。白天只看见母亲纺纱，晚上点着煤油灯继续纺纱，白天黑夜地纺，到了腊月二十八，母亲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事似的，终于舒了一口气。

那天，外面盖着大雪，行人留下了串串脚印，地上一片银白，走路都得穿套鞋，暗黄色的地面随着行人的增多露了出来。母亲拿着纺好的五斤纱，再在数着一些布票、棉花票（这都是那个时代按人口发的，算是供应给每人生活之用的，但许多农家连这一点也享用不起，要拿到市场上去卖掉换些生活必需的粮食之类回来），看到母亲这个情景，我心里一阵发酸。现在，这种情景还会历历在目，让我久难平静。腊月二十八是黄田畈的市日，母亲把它卖了，换了一些米、菜（主要是藕、鱼之类的菜）回来，算是过年了。

过年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切粟米糖，那一年我家连粟米糖也没有切，看到人家过年吃粟米糖，我们只好咽口水。小时候，那种悲凉的日子，像刀刻一样雕在了我的脑海里。

过年我家要煮一个猪头起来，在半夜的时候，母亲会叫我们起来吃肉，那时我们兄弟四人可以尽情地吃。母亲在灶上忙碌着，然后捞出猪头出来，把骨头拓出来，再切出肉来让我们吃。父亲会在旁边帮着母亲，这一天，母亲态度往往是很好的，不会骂人，说话也比平时和气了。农村里说，这一天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多说吉利的话。父亲做事总是笨手笨脚的，即使这样，母亲也不骂。

在吃的时候，父亲会避在一边，让我们这些孩子先吃，但大哥总是很懂事的，他会叫父亲来吃，父亲也会显得很大度似的，总是谦让，让我们多吃些。一个家的温暖，只有在大年三十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哥吃的常常不多，二哥和小弟最不懂事，总是吃了自己的份，还要嚷着吃，我那时就会白他们的眼，警告他们不准再吃了。可他们总是像没有看见似的，嚷着要吃，母亲在这一晚会显得特别的宽厚，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让我们吃饱。

晚餐吃的是白米饭，饭中不掺杂任何杂粮，那饭真好吃！比起平时吃的东西来，那真是人间最美的食物了。我可以吃掉三大碗。我哥、弟都比平时要吃得多，全家六口人，吃掉四五斤米的饭是稀松平常的事。只有在过年的大年三十这一晚上，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让平时饿透了肚子一享饱的感觉。

过年，在别的家庭里可能会分到压岁钱，可是我家的父母却从来不给我们压岁钱。以致我们形成了一种性格——过年不给压岁钱。我从来也不给子女压岁钱。这也许是过去的穷留给我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年初一，小孩子们聚在一起往往会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给了多少压岁钱，互相之间进行比较。那时压岁钱给的数量也不多，一般的也只有2角，最多的也会给个5角。可我家连2角钱每人也给不起。

拜年的时候，亲戚也会给些压岁钱。可在我的脑海里，给过我压岁钱的只有小舅舅一次。有一年小舅舅从东北林场回来过年，到我家来拜年，给过我伍元钱的压岁钱。伍元钱，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我确实乐了好几天。但最终我一分钱也没有用，全给母亲以读书交书费为由收了上去。

过年放鞭炮也是十分常见的事。从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没有买过鞭炮来放。那时我家的过年是很单调的，过年来往的亲戚也不多，只是自家人窝在家里吃吃而已。我嘛，没事，会躲到楼上去看书，以看书来打发寂寞和无聊。过年，虽然没有太大的味道，却是我读书的好时光。每过一个年，我总会以读了几本书为骄傲。

过年，最大的乐趣是打乒乓球和捉麻雀。虽然没有正规的乒乓桌，但把门卸下来，架在两条四尺凳上，就可以作为乒乓桌了。我仅有的一点打乒乓球的技艺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年初一，起床吃年羹，那羹一般是玉米糊，掺杂的青菜豆腐肉末等。年羹一般用肉汤来烧的，那羹十分鲜美，至今还留恋着那种味道。吃过早餐，我常常到本家兄弟陆仁良家去打乒乓。陆仁良家住在新屋里，面积宽，我们就架上门板打乒乓，真到母亲来叫才回家吃中饭。

冬日雪天，捉麻雀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正像鲁迅笔下写的那样：支起一面米筛来，在米筛下面撒些秕谷或小米，用一根细线栓在支筛的短棒上，等饿极了的麻雀进入筛下来啄食时，将绳子一拉，筛子“扑”地倒地，将麻雀罩在里面。一个早上就可能捉到十来只。不过，这应该是在下雪三五天后才有麻雀会来吃。我们将麻雀开膛破肚，然后用棕叶包起来，放到灰堂里去煨，约一个小时后取出来，棕叶呈焦黄，里面麻雀肉的香味早已透出棕叶直扑鼻子。那喷香的麻雀肉一看就会垂涎三尺。我们就会一点一点地扯着吃，舍不得一下子全吃掉，要慢慢地品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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