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德先生

高增德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位奠基人。1979年，他调到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80年创办《晋阳学刊》。当时，他就提出了编辑多卷本《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的计划，并在《晋阳学刊》开辟专栏，选登现代社会学家的传略和自述，1980年代在山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至10辑。这套书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中国现代学术史料的拓荒之作。

这项学术工程的展开并非易事。首先要有学术眼光。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通常要求服务本地。不要说站在世界看中国，就是着眼于全国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提倡。高增德先生虽然是山西祁县人，但他毕业于上海的空军政治学校，多年在《空军报》工作。因为写了200多 篇杂文，从三反五反、批胡风、批右倾，几乎每次运动都不漏网，文革初期又被打成小邓拓，饱受摧残，后在晋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政治部主任。1979年转行学术界时已经年近五旬，但毕竟在北京多年，文化视野更为开阔。他不甘于将《晋阳学刊》办成没有个性的论文拼盘，一起步就确定刊物要着眼全局，以选登中国现代社会学家的传略和自述为特色。

起初，向老一代知名学者组稿并不容易，为此，他不辞艰辛，不怕碰壁，百折不挠。中国现代学术起步于20世纪初叶，发育于民国年间。到1950年代，社会人文学科被改造成意识形态的附庸，老一代学者在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风暴中多受冲击，甚至危及生存。到1980年代初，高增德先生约请他们撰写自述时，不少人多年失语，尚未恢复自信，心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下笔十分谨慎。一些过去挨批的学者还没有恢复名誉。对港台和海外的学者作同情之理解，政治上还存在巨大压力。高增德在这时推动现代学术史工程，不但需要见识，还需要勇气。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前几卷出版之后，获得高度评价，组稿的局面打开了，又遇到了出版难题。1980年代后期，严肃的书籍发行量急遽下降，出版社引入了市场机制，加上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已经编好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以后各卷，山西人民出版社拒绝继续出版。

山西社科院院长看中了这个选题的价值，出访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当作学术交流的礼品。他示意高先生，给他一个共同主编的名义，资助不成问题。高先生认为院长没参与编辑工作，拒绝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1986年《读书》发表了一篇王若水的文章，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当时山西省委党校梁中堂也写了一篇文章，与之商榷，大意是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学派，还是指导思想。这篇文章投到《晋阳学刊》，于1987年第1期刊出。有人硬说梁文有严重政治错误，告到院长那里。院长决定趁机整治一下。高先生是一个硬汉，坚决不服软。院长通知编辑部全体人员开会，要求人人表态。这时，《文摘报》摘登了梁文。按理说，《文摘报》是全国性报纸，它可以肯定，这边还没有拒绝批判的权利么？但院长的逻辑是：我不管《文摘报》摘不摘，反正在院里我说了算，我认为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于是让大家继续表态。这件事的了结很有意思。梁中堂找省委书记申诉。正好中央精神有了变化。省委书记给院长打招呼，院长只好改口说，这是学术问题。结果双方都不满意。那边是没达到整人的目的，觉得被领导涮了。这边则暗地骂开了，早说是学术问题，凭什么强迫表态？

这位院长退了，继任院长和高增德关系更加紧张。1990年，高增德不再担任《晋阳学刊》主编，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的责任编辑，继任院长质问《晋刊学刊》，为什么还在选登传略？栏目停了。高增德先生也离休了，大量稿子只好压在手里。

高增德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本300万字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历时数年，书稿完成，出版社却毁约。他只好背水一战，自筹经费，由书海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

同时，高先生还就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渊源、流派、师承、文化环境写了许多文章，结集为《鸿儒遍天涯》一书。

我和高先生相识于1985年。当时他任《晋阳学刊》主编，我任《晋阳学刊》编辑，他是我的领导，但我们之间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我敬重他的学术抱负，也目睹了他实现抱负的艰难。他积累中国现代学术史资料动手早，持之以恒，书房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资料库。他的晚年，面对满屋的现代学术史料不能继续出版，只有长叹！

《中华读书报》曾对高先生作过长篇报道，引来陕西一家出版社与他签订合同。他重新打起精神，将手中保存的资料编辑了44卷本的《世纪学人档案》，但交稿以后，再无下文。

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1999年她和我探讨出书选题。我说，能不能激活高先生手里保存的稿子。她和总编辑李志强说起，李先生很感兴趣。李先生是一位有眼光的编辑家，曾在1980年代主持过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他很快拍板，同意将自述部分编成一套丛书。当时高先生手里保存的学者自述有180多篇，我又选择了孙越生等10几位学者自述，总共200篇，编成《世纪学人自述》六卷，于2000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让高先生得到一点安慰。200位学者中的绝大部分生于1890年到1920年之间，目前多数已经过世，被尊为泰斗。让他们在生前留下自述，其价值不言自明。如今，现代学术史研究已成显学，各种相关学术成果纷纷问世，多数都能得到政府项目资助，而不需要再像高增德先生那样赤手空拳地筚路蓝缕了。

高先生将自己的书房取名速朽斋。1990年代，我和谢泳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关注的对象和高先生关注的现代学者有很多重叠。于是，我们一起在速朽斋进行专题对话。对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有兴趣的智效民、赵诚也参加了讨论。这个问题，一旦钻进去，就发现可说的事情很多。清茶一杯，海阔天空，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对话曾整理成《思想操练》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增德先生晚年因为眼疾，不能使用电脑、手机，获得各种资讯日渐困难，80岁以后又得了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只好告别公共领域。2017年5月3日8时20分，他在太原逝世，享年85岁。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