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核弹哑火，娃娃博士深入辐射区捡弹片，死前的话令人动容
“你们回去吧，去了也没用，我做的只有我知道。”
这是1979年，发生于我国西部罗布泊原子弹研究基地的一幕。当邓稼先说完这句话后，便踏入了原子弹试投试爆失败所在的辐射核心区域。
邓稼先26岁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一天前，邓稼先的核工业九院又进行了一项核弹的定点试投新的试爆实验，不料当弹头试投到指定区域时，预想中的“零时”之后，却久久没有收到原子弹的爆炸信号。基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做出判断——“炮仗哑火了！”，并火速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全副武装进入试爆区域进行“炮仗”回收工作，却不曾想大家在大戈壁上找了一圈又一圈，终究没有发现“炮仗”影子。
众所周知，在进行实验过程中，成功自然是可喜可贺的，然而失败亦是成功的根基，因此核弹试爆失败之后，进行弹头回收，才能快准狠地分析出失败的原因，并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良，因此第一时间地回收数据则显得弥足珍贵。
大家搜寻无果之下，只能向时任九院的院长邓稼先请示，邓稼先第一时间便全副武装，在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和司机的陪同下，三人火速赶赴试投区域。
邓稼先与李敬璞回收弹片时的罕见照片
其实，莫说去捡“弹片”，就是进入核心区域，便已经注定无法在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的辐射下置身事外了。因此，一到达试投区域边缘，邓稼先便做好了只身一人进入核心区域寻找弹头弹片的打算。赵利璞还年轻，祖国未来的原子弹事业方兴未艾，还要接力到他的手中，而司机则非专业人员，实在没有必要做出无益的牺牲，并且，自己作为这个“大炮仗”的总设计师，它大概在哪里，如何进行保护性回收，如何最科学有效地进行科学数据分析，也只有自己知道，所以邓稼先几乎毫不犹豫便作出了只身一人前往的决定。
当时，我国原子弹的核心材料，主要是“浓缩铀”，它是一种强放射性化学元素，人体近距离接触，由放射性带来的各种致癌后果，几乎是百分之百死亡。当进入核爆区域的时候，邓稼先早已经做好了为共和国的原子弹事业献身的准备。
邓稼先在进入试投区域后，不仅凭借自己扎实的基本功第一时间找到了核弹头，还把四处分解的碎片一一捡起来，抱回了基地，只对大家说：“平安无事！”
周总理与两弹元勋们的合影
后来大家分析才知道，原来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了试投失败。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对核辐射能给身体带来的危害再熟悉不过，等到一次发现邓稼先便血时，当即便要求他到医院去给全身做了检查。这时候邓稼先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经满目疮痍，不仅尿液中含有放射性物质，连五脏六腑也受到了核辐射的损伤功能大幅度衰退，脊髓里的造血细胞也有放射性物质，造血功能受阻。即使这样，回去之后邓稼先还是对妻子隐瞒了所有，只说“排尿有点问题”，对组织上更是只字未提。
后来许鹿希还是知道了，拿着检测单的许鹿希不禁悲难自抑，这几乎已经是一张丈夫的死亡通知书了。
回想起来，自邓稼先开始临危受命负责“邱小姐”的研究以来，与妻子许鹿希，一直是聚少离多，几乎没有过寻常人家夫妻的柔情似蜜。
从1950年10月，这位了不起的“娃娃博士”学成归国，第一时间便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老师王淦昌，彭桓武的队伍中，开始了祖国的原子研究事业。这也成为了夫妻两人难得的8年。直到1958年的这8年里，夫妻两人虽然皆工作繁忙，但到底还能看到彼此的身影。
新婚之后的邓稼先与许鹿希
1958年10月，二机部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从此，邓稼先便告别妻儿，走进了茫茫大隔壁，从零开始了祖国的“原子弹”事业。
当时，我国研究原子弹，是属于保密等级当中的最高等级“绝密”，因此，当妻子许鹿希问他“你要去哪儿，要这么久？”的时候，邓稼先只能回一句“工作调动！”
许鹿希知道丈夫工作的性质与保密等级，也就没有再问。此后，一直到1964年秋的整整6年里，能见到邓稼先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他就像消失了一样，写信和打电话，都找不到。有时候回家，也是匆匆忙忙回来开会，屁股还没坐热，只看孩子一眼便走了。当许鹿希对孩子们说“爸爸回来过”的时候，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一个劲儿怪妈妈不把自己叫醒。他们哪里知道，哪里是自己不想把他们叫醒，而是不敢叫醒啊！
妻子许鹿希不止一次和邓稼先这样交流过：
“你在哪工作？”
“不能说！”
“去多久？”
“不能说！”
“干什么呢？”
“不能说！”
……
一来二去，许鹿希几乎没有心气去问了，但他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什么人，肯定在为国家悄悄地做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能一门心思地照顾好家庭和孩子，无条件支持邓稼先的工作，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我国西部罗布泊响起惊天炸雷，“邱小姐”的英姿惊艳世人，第二天全国报刊头版头条刊载，“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国欢腾，世界一片沸然。
我国原子弹与氢弹爆炸的照片
没几天，邓稼先满怀疲惫的回来了，一回到家倒头就睡。妻子许鹿希此时已经隐隐之间猜测到丈夫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很多年后许鹿希这样回忆，当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自己父亲许德珩拿着报纸激动得手舞足蹈，恰好时任中科院的副院长严济慈来了，许德珩便问：“谁有那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研究出来了？”
严济慈意味深长地看着许鹿希道：“你问你的女婿去呀！”
许德珩听罢，突然反应过来手舞足蹈地欢呼道：“得婿如此，夫复何求啊！”
这便是伟大的两弹元勋科学家邓稼先。
值得一提的时，1979年这一次，并非邓稼先第一次与核弹头亲密接触。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以来，他就担任了整个实验最危险的“插雷管”任务，即使没有后来捡“弹片”一事，他的身体也早已经受到了核辐射。
1964年10月，“邱小姐”问世以后，邓稼先仅短暂地回京做了报告之后，又接到任务，赶回基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工作，并在一线的研究工作中，揽下了最危险的任务。每当需要进行与核弹亲密接触的工作时，邓稼先总是抢先一步对工作人员们说：“让我来吧，你们还年轻！”
1979年，在简单做了身体检查之后，邓稼先便对组织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又加入到了“中子弹”的研究，直到1985年的7月的一天，邓稼先奉命回京做报告，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看到他嘴角渗着血丝，这才发现端倪。
住院期间，邓稼先要靠夫人搀扶走路，嘴角血丝依稀可见
张爱萍发现邓稼先脸色十分不好，当即便不顾邓稼先的反对，雷厉风行地致电301医院，将其送到了医院。医院的医生一检查，便对邓稼先斥责道：“你早干嘛去了？怎么现在才来？！家属来了没有？”
此时，邓稼先因为核辐射，已经导致了直肠癌，身体内部因为核辐射破坏了脊髓，大量的血红细胞破裂，已经开始出现了溶血性出血的症状，尿液里开始透着浓浓的血丝。
直肠癌的疼痛自不必说，溶血性出血所带来的痛苦，更是全身性的。医生全面考虑，马上给邓稼先安排了直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完毕之后，当医生将切除后的一段直肠端出来给张爱萍将军看的时候，许鹿希特意用手戳了戳，已经硬板石化。邓稼先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了。
进行手术后，邓稼先还不放弃自己手中的工作。当时我们正值国际局势即将要求大国核试验禁试前夕，关于中子弹的研究，已经是迫在眉睫。邓稼先此时，正负责着整个研究的主要工作，整个研究，组织上实在离开不了他。他又强撑着病痛，在夫人许鹿希的搀扶下，到各个部门去听取一线研究人员的报告与进展。报告进行到一半时，邓稼先常因为身体内部大量出血而嘴角渗出血丝，强烈的身体疼痛让他只能示意暂时休息，当大家要求他必须回医院休息时，他总是强撑着抿住嘴里的血丝微笑示意，稍作调整之后，再听大家的报告。
患病期间，邓稼先在家仍然不忘工作
1986年3月，邓稼先的身体条件只允许他躺在病床上活动了。他又把自己的病床，变成工作台，依旧在各种材料上伏床而作。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每当妻子看到此情此景时，只能躲得远远的消化着自己无尽的心酸与泪水。作为医生，他太了解丈夫目前的身体状况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早已经是无可奈何的地步了。丈夫正在以他的方式，尽其所能地为祖国的核事业发挥着其生命中的余光余热，这是一个优秀的共和国战士的伟大觉悟，她又怎么能够阻拦呢？
然后，邓稼先又让大家来医院，围绕着他的病床，陆陆续续进行了多次会议，开始就此后的研究进行交代工作。
1986年5月16，当最后一次在病房里举行完会议后，邓稼先特意留下卢登贵：“老卢，我回不去了，祖国未来的核事业交给你们了！”
卢登归紧紧地握着邓稼先的手哽咽道：“不会的。等出了院咱们就不干了，好好玩！”
邓稼先苦涩地笑了笑，又艰难地挪了挪自己的身体示意道：“你看，我打止痛针都戳成马蜂窝了。”
然后他又幽默地道：“我死了之后，你围着我跳一圈好不好？”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体内溶血性出血大规模爆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微弱的气息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只交代一句“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要靠你们了，别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然后便挥手示意大家离开，仅留下妻子许鹿希。邓稼先握着妻子的手含着泪光道：“这些年，苦了你了！”
许鹿希陪着丈夫邓稼先到生命最后一刻
然后，他又顿了顿，强忍了忍疼痛接着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我的核事业，选择你！”
说完，这位共和国的伟大科学家，便在自己的爱妻的怀抱中，含笑而终，享年仅62岁。